一、外来移民与清代四川教育的复兴
（一）清初四川文化教育的“浑朴时代”
清代四川的文化教育经历了从浑朴时代到文盛时代的发展历程。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经济萧条，文化更是落后。反映在乡试配额上，四川与贵州、云南一样，被列入“科举小省”。由于官学田主要用于资助办学或赈济贫寒学生，因而学田的多少是衡量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从学田方面看四川教育更是落后。雍正二年（1724）学田最多的是直隶（1188余顷），最少的是四川（3顷多），前者是后者的396倍；乾隆十八年（1753）学田最多的是湖南（7300余顷），四川只有23余顷，倒数第二（仅多于云南），两者相差317倍。四川学田数目的稀少反映了官学教育的萎靡不振。许多方志更是对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记载颇多。例如文教曾经发达的华阳县康熙初“时蜀遭罹兵燹，文献荡然，人罕言学”。万源县“县属开辟最迟，风气闭塞，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在昔科举时代，乾嘉后始知重学”。巴中县清初“人鲜业儒，不尚功利；农惟力穑，不重工商；男子务习劳动，妇女不饰铅华”。
为迅速恢复经济，政府采取了鼓励移民四川的政策，“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嗣后流寓之民情愿在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予其子弟入籍考试。如中试之后回原籍并往别省居住者永行禁止”。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并给予入籍科举考试的资格，是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的特色政策。清顺治时期规定，“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入试”。这说明，“入籍”在清代一般指寄居地置办一定的产业和有祖先坟墓，且居住超过20年的移民，则可以获得当地的户籍。但清初四川是例外的，移民落户没有产业和时间的限制，目的是为了恢复四川经济与文化。这些外来移民对清代四川经济文化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乾嘉以来四川文化教育的“文盛时代”
随着清初移民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到乾嘉时期，四川的文化教育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四川的文化进入所谓的“文盛时代”。史载，乾嘉后“民物蕃庶，国家右文，人重科举，士竟帖括，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虽至寒畯，亦趋于学，应试弥多，人才增盛……男耕女织，家世其业；老师宿儒，终身教授，此为文盛时代”。在文盛时代，“国家承平日久，人家多以购书为急务”。于是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出现农与士的分离，“自国初插占以后，多东南楚粤之民，于时勤务农桑，野处之秀，出秉耒，入横经，风犹近古，今则农与士分途”。这反映了“湖广填四川”后四川文化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这表现在：第一，四川的书院和义学大多在乾嘉后得到发展。清代康熙时四川建书院33所，雍正时期11所，乾隆时期120所，嘉庆时期51所，鸦片战争之前，四川共建书院263所，占总数的47.6%。四川清代书院数量名列全国第2名。清初四川书院的恢复和义学的创建标志着四川文化教育的复苏，诚如洛带镇广东会馆的山门楹联所云：“遗风喜见人文蔚起；瑞气伫看甲第蝉联”。第二，学额的增加。清代科举录取名额由朝廷根据地方的文风高下、钱粮、人口多寡等因素确定学校规模和录取名额。如顺治15年规定府学20名，大学15名，中学12名，小学8名；康熙时规定府学25名，大学20名，中学16名，小学12名；1723年四川成为人文最盛之地，规定学额为大学照府学，中学照大学，小学照中学。录取名额的增加意味着文风日盛，是四川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反映。第三是科举人才的增加。据统计，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川省仅中进士2人，占总数的0.74%，到光绪十二年（1881）四川中进士人士达13人，占总数的4.11%，清末四川中进士人数是清初的5.5倍。
（三）清代移民对四川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清代人口迁移，对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产生积极影响，对四川文化教育的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移民与土著在心理上有明显的区别。清初移民属于生存——发展型移民，不安于现状，富有冒险精神，往往能在逆境中奋起；而土著由于固守桑梓，安于现状，环境稳定，在经济、语言文化上有优势感，很易产生惰性心理，难以激起奋发精神。兹以理番的土著与移民的比较为例。理番县“客籍汉人，性耐劳苦，至俭朴，或挖药，或烧碱，或事农耕，储积小本，渐事贸易，而致中人产者，实繁有徒”。而“土著汉人，多数习于怠惰苟安，除少数能业农桑外，余多失业”。吕实强对土著和移民在文化心理上的特点作了比较。他认为，清代四川的土著居民多衰萎不振，新籍移民则多富朝气，有进取之力。并认为“居留愈久者，愈较萎靡，鲜有振兴”；而“入籍愈后者，愈能振作其精神，发挥其潜力”。其原因在于，“惟以移民而来者，多轻弃家跋涉，殆至其地，又须刻苦勤恳，勤劳不息，方可以维持其生计”。经数代之后，方可望进入安定而谋求发展，此种开拓精神，对其子孙自当有深切的影响。“惟清朝移入者，则起初功名甚少，光绪时，大为增加，于清末民初，更蓬勃纷起”。清人对此也有认识。即“士大夫多以白衣起为公卿，而宦家子弟多不肯向学，以有所籍也”。正如索维指出，一定的条件下，压力具有创造性。汤因比强调安逸对文明有害的道理，他指出文明的起源是面对环境变化的挑战而进行应战的结果，太舒适的环境会导致惰性，而逆境则对人群提出新挑战，激发人的创造性，文明才得以产生。四川移民凭着积极进取的朝气，开疆立业，推动四川文化教育的发展。事实上也如此。清代四川的科举人才多出生于清初白手起家的移民家族。张杰根据《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91份四川乡试硃卷履历发现，在能明确其祖籍来源的履历中，有46人祖籍为外省移民，占总数的50%以上；在29份会试硃卷履历中，有10人祖籍为外来移民，占总数的30%以上。说明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中，外来移民对四川文化复兴起重要作用。《清代科举家族》所收录的四川外来移民的20个科举家族中，能明确其祖籍来源的移民家族中，四川客家有5家，占25%。
二、四川客家耕读思想
耕读文化是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制度的推行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打破了士庶分野的状况，使大批出身寒微的农家子弟有机会进入士绅阶层，推动了我国耕读文化的发展。宋代后，耕读成为我国农业社会文化的主流。耕读文化是中国古代教育文化的最初模式，是一种自耕自读的教育模式。农耕时代的平民既耕又读的生活方式，成了中国农业社会普遍的生计模式。耕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中国特定的农耕时代的文化产物。
所谓“耕读传家”就是通过耕田力作奠定发家基业，进而督课子孙，勤奋苦读，获取功名；也就是说解决了生活上的温饱之后，可以读书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而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今东山范氏对新时期的耕读有新的诠释。范氏认为“耕”就是当农民耕田，“读”就是教育子孙要学知识、学科学，做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新型农民。
尽管耕读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普遍的生计模式，但客家无疑是耕读的典型族群，耕读几乎成了客家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客家人多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丘陵地带，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耕读在客家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客家人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山区和丘陵地区，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加上客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原先民的后裔，因而客家更是以“耕读传家”自居。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为在不同的环境中求生存，体验到刻苦耐劳、容物覃人、耕田读书和天足健步的重要性。“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而耕田读书所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客人的生产事业，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务农，所谓耕读传家是他们一贯的传统政策”。因而，土地和书香是客家人亘古不变的两大梦想。
在四川，相对湖广人而言，客家耕读之风比较浓厚。前文也提到客家对居住地的选择反映了客家人的耕读为本的理念。因为从居住环境看，客家人入川定居首选民风淳朴的耕读环境，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从实践看，事实上，四川客家人善耕也重读，这在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耕读为本”思想主要包含了“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和“耕可致富，读可荣身”的内容。
（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取向。农本思想成为我们理解客家耕读文化的关键。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是财富的重要标志。客家人认为有土地和农业资产才是光大祖德、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经济头脑、擅长多种经营者，往往在发家之前从事商贸活动，发家后很快把资金转到土地投资上。有些族谱对客家后代买田也给予奖励。如龙潭范家规定，凡有买田置地，契价在1000两以上者，奖钱500文。“盖广置产业以光前烈，其勤俭足嘉惠耳”。在传统农耕社会的四川，由于人均耕地少且商品率低下，商业风险大，不如地租收入丰厚稳定，经商致富后，不是把主要财力致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去购置田产，在观念上认为这样才稳当。“县人以买田收租不耕而食为自然收入，最普遍之源泉……县属商业不甚发达，投资多败……故资本收入不及土地收入可靠。”客家人也不例外。不管其致富的方式是力农致富、农商致富或农工致富，在致富后，多把资金投入土地中，唯独客家人有独到的理解。康熙五十九年（1720）入川简阳的钟宏予，靠勤俭起家，60岁时已成当地的富族。在力田之余，钟氏一家还经营了盐店和屠行，生意颇好，但就在生意发展的黄金时期，钟氏“将盐店、屠行出顶，其器械大半相送，不日顶出，将钱收回”。其原因在于“第恐后人瞒心昧己，纵饶裕必不可长久，倒不如生意莫做。依祖规耕读传家，自有出头日期”，从此钟氏“家务亦极顺畅，资财日见丰饶”。钟宏予看来，经商固然能发家致富，但俗话说得好“无商不奸”。长期从事商业活动，“恐后人瞒心昧己”，有损家风，于是将商铺低价转让，继续买田置业，走耕读传家之路。“试看那不读书的人家，不但粗蛮，不知礼仪，子弟飘流浪荡，虽家累千金，不旋踵而销亡矣。亦不得因未成名之故，遂淡了送子心肠，那读书求敦实行，不单为功名也。”俗话说“书田无税子孙耕”。在钟宏予看来“门风要紧”，关键是要读书识礼。因为钟宏予回广东时，其族人曾告诫他：“钱可积，书宜读，门风要紧。此数语兄回川必常挂齿颊，以训子孙”。从此可看出客家善于经商，但有轻商的观念，这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孔子所传正统的儒家观念，其实是贱视艺、工、商等职业的。喜欢慎终追远的客家人以中原望族而自矜，时时都要把自己看成是农耕时代耕读传家的正规军。
（二）“耕可致富，读可荣身”
“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反映了客家人“首士次农”的职业观。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士”和“农”一直被看成是正当的职业。如龙泉驿同安乡江氏，“盖人生所务，不外士农工商。首士次农，余非正业”。如张氏规定：“凡我族人当以耕稼为定业，诗书为定习。”钟宏予规定：“人有本务，不外耕读二事。盖勤耕则可以养身，勤读则可以荣身。”受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客家人单纯依靠山地农副业的生产方式，要求得生存，必须勤于耕稼；要求得发展，只有读书仕进，舍此别无选择。“耕”为生存之本，是读的基础；“读”是迁升之路，是耕读的最终目的和追求，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统一。这使客家认定晴耕雨读、文武双全是最理想的人生模式。在客家人看来，文武双全，就是能耕能读。东山客家有句歇后语叫“狗屎做鞭——文（闻）也文不得，武（舞）也武不得”，就是对耕读的鞭策和对不耕不读的嘲笑。客家的耕读生计模式体现了客家对教育发展的祈求。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理想追求，而晴耕雨读是传统农业社会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因而“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是对耕读传家的最好诠释。“耕读为本”思想一直成为客家族谱的祖训。祠堂是宗族耕读文化的标志，耕读为本的思想在客家祠堂中也有明显反映。如东山廖氏祖祠两侧对联：“念先祖沐风浴雨来西蜀，披星戴月建基业；愿后代勤耕苦读居天府，艺精技熟创革新”；“惟建基业，艰难险阻锱铢必计；欲守成规，勤俭耕读半文不奢”。在耕读思想的指导下，客家祠堂兴办的私立学校是客家耕读文化的具体实践。最有代表性的是金堂陈氏创办的崇本小学，其校门图案是锄头和书本，象征耕读为本。
三、善耕的四川客家
（一）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环境
清代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从康熙十年（1671）正式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金川之战时为止。由于地缘优势，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湖广人捷足先登，先占领良田好地。故清初“插占”起家的垦田大户多为湖广人或土著。客家人入川比湖广人晚，迟到的客家人只能落足于贫瘠的山坡荒地上或寄人篱下，为人佣耕，从而出现“客家住湖广”的现象。客家有“住山不住坝”的说法，即坝上“湖广人”，山上“土广东人”的居住格局。因此，在东山区黄土、三河、石板滩等乡镇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山上的人”，而客家人称他们为“坝上人”。说明客家居住环境不如湖广人，生活在丘陵地区的“土广东”成了乡巴佬的代称。
兹以东山地区为例，说明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环境。东山区境内低山、丘陵、平坝兼有，但以丘陵为主，龙泉山横贯其中， 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地势起伏不平，属黄土层，土地贫瘠，以黏土为主，透水透气差，有“晴时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之说；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性降水，严重缺水，“不过灌溉全用塘水，若天不雨，插秧便成问题，所以东山区每年栽秧的秧田，只能占其全区二分之一，鲜有能全数栽秧者，农业是靠天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