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立在草丛中的石碑形容憔悴，伤痕斑斑。经过年复一年的狂风骤雨的冲刷、侵蚀，石碑给天柱山增添的是一道凄凉的风景。
气喘咻咻的火车故作深沉地驶出了西安站。潘尚峰奔跑着上了列车。幸好占了一个临窗的座位。窗外的风景暧昧得糊里糊涂，他掏出了一张写废了的稿纸在窗玻璃上认真地揩擦了两遍，初夏的田野从手底下明朗了：麦田、油菜、电杆、房屋很风光地跟着火车愉快地起伏飞奔，绿成一团的杨树谦恭地跟他打招呼，它们那样子就像孙根明站在他跟前说话一样。孙根明一边吸烟一边点头，他说潘尚峰，你一定要把碑文看清楚，一定要做笔记的。孙根明希望他从那块石碑上获取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会弄文章的农民对文字十分信任，在孙根明看来，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比印在纸上的文字坚硬得多，不太容易受欺侮，没有任何怀疑的必要。他的目光既没对接孙根明那恳切而真诚的眼神又没注视孙根明咬在嘴角的那根纸烟，他那会儿看见的是白淡云。人的欲望有时候就像麻雀一样在树枝上跳跃，从这一个枝丫倏忽跳到了那一个枝丫，他之所以透过孙根明去看白淡云就是这样的。
火车猛一刹车，他的牙齿磕了一下，他不由自主地靠在旁边一个女孩儿身上了。潘尚峰坐端正后向女孩儿道歉。
“不必客气，没有什么。”女孩儿莞尔一笑，“你也去宝鸡？”
“不，回老家。凤山县。”
“看看？”
“是去看一座石碑。”
“石碑？”女孩儿对他一瞥，她大概没有从他的面容上捕捉到一丝半点的伤感就直言不讳地说，“石碑是你父亲的还是你母亲的？”
“都不是。”他说，“也许是我们的祖上的，也许是你们的祖上的，也许是咱们共同的祖上的，现在还没弄清楚。”
女孩儿哧地一笑，又很快地收缩了笑容。她用很周正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那目光似乎在告诉他不该将严肃的话题（石碑总是和死去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幽默了。她可能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刚上车时他告诉她，他曾经在一所大学里任教），他的言语应该严谨才是。她不再问他石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兴趣和她交谈了（其实，情感变化很明了的女孩儿很可爱）。女孩儿在降帐火车站下了车，下车时，她掠了掠头发（这只是一个假动作，从上车到下车她掠了十二次头发），笑盈盈地说：潘老师，再见。他的目光停留在她那楚楚可人的脸盘上，她的清澈的眸子里可能映现出了他那一闪而过的情感：也许，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到这个动人的女孩儿了。他站起来，用目光将她送到了车厢门口，女孩儿背影的曲线从圆圆的肩膀上滑下去在凸出的臀部稍微一停，水一样顺着大腿缓缓而动，她的腰身挺得很端直，走起路来，两条修长的腿稍微有点扭，屁股扭得恰到好处，是服装模特儿的那种走法，又比服装模特儿的一字步世俗一些真诚一些。白淡云就是这走势。难道这是白淡云的背影？须臾间，女孩儿和白淡云在潘尚峰的脑海里混淆了。女孩儿愈走愈远，而白淡云走得离他愈来愈近了，白淡云走得更技巧更成熟，训练有素的样子。潘尚峰站在座位旁边没有动，让女孩儿从他的视线里走进来，走出去。他将直直的目光折向窗外时，女孩儿被下了车的旅客淹没了，他的嘴唇动了动，微弱地吐出了“再见”两个字。火车毅然决然地向西而去了。此时此刻，潘尚峰的思绪已经挂在家乡那座兀自而立的天柱山上了。连绵不断的雍山一把将天柱山推开，天柱山便像人的精神一样自由了，它伸开双臂孤独地支撑着蓝天的一个角。天气晴好的日子站在松陵村的村口向北看，那块黑色的石碑仿佛一盏灯笼，光点虽然极其有限，但它能固定住人的目光，使双眼并不虚空。究竟是什么人把一座石碑立在了这么高的天柱山上？这座石碑究竟是谁家先人的？石碑上的碑文，潘尚峰毫无印象了（半文半白的文字他当时未必读得懂），那时候，七八岁的潘尚峰不去关注碑文完全在情理之中，留在他的记忆里的是小石头撞击石碑发出的响声，清脆的响声挂在石碑周围的青草上，露汁一样从叶片上纷纷坠落，这响声直刺他的童年，长进了他的肌肉里，沾在了他的骨头上。这响声成了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声音一再提醒他，也许，他不会在1998年5月21日这天踏上从西安开往故乡凤山县的291次列车的。潘尚峰似乎辨不清他听到的是小石头撞击古老的石碑发出的声音，还是火车的响动，或者是两种声音在他的头脑里重合了——咣当，咣当，咣当。
咣当，咣当，咣当。潘尚峰从草丛里捡拾了一块小石头在石碑的背面敲打，石碑的响声雨水一般四处流淌，又好像从灶口里扑出来的火。祖父说过，天柱山上的闪光，大人是看不见的，只有四五岁的娃娃在没有月光的深夜里才能看得见。传说中的天柱山埋着玉皇大帝的一把宝剑，宝剑用它的闪光只向儿童世界展示它的神秘和真实。遗憾的是，他听祖父说这话时已是十六岁了，到了看不见闪光的年龄了。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不止一次地站在村口眼巴巴地向北眺望，他看不见那道闪光，而那座石碑兔子一般在他眼前跳跃。他只能细心领会天柱山的神性意味。
潘尚峰从草丛里捡起一块小石头在石碑的背面敲打，石碑的响声雨水一般四处流淌，又好像从灶口里扑出来的火，娘一拉风箱，那火光便一闪一闪。他说尚地，你不要打了，小心把镰刀打坏了。他不是用嘴说，而是给他弟弟潘尚地打手势。又聋又哑的弟弟肯定是看懂了他那手势里的意思，便不再用镰刀在石碑上敲打了。四周铁一样静谧。
静谧是从心里生长出来的，是一种内心生活。火车轻微地一颠，将潘尚峰刚刚静谧的心境颠醒了，同时也向乘客们提示加了速。火车的响声节奏分明，干净利索，像尚地的镰刀在古老的石碑上敲打，手感很好，触摸可及。潘尚峰看见田野上的风白亮白亮的，像夏天一样热烈，在风远山近的地方就是他的故乡松陵村。
风说停就停了。
站立在草丛中的石碑形容憔悴，伤痕斑斑。经过年复一年的狂风骤雨的冲刷、侵蚀，石碑给天柱山增添的是一道凄凉的风景。潘尚峰是和弟弟一块儿去雍山里割柴的，刚到天柱山就起了风，他们像枝柴草，随时有被风刮跑的危险，他们只能借助这块石碑来挡风。风停后，弟弟高兴了，他从石碑后面走出来，面对着平原，挥舞着镰刀，放声而叫：“啊啊！啊啊！”
“啊啊”的叫声一把大手似的撕扯着潘世杰的心，把他向现实和梦境两边狠狠地拉扯着。在他的梦幻中，生活不该是这般模样，不该对他这样残酷，然而，生活偏偏是这样一块无情的石头，偏偏打中了他，赐给他一个又聋又哑的儿子。每当他听见儿子“啊啊”地喊叫时，他的内疚比别人的斥责或嘲笑更庞大更粗粝更活跃更有分量。如果他仅仅是伤感忧愁，那倒罢了，这个看似石头一样沉默的农民有的是羊脂一般细腻的感情，免不了把伤感的情绪化为对自己无言的惩罚，他常常在心里糟蹋自己作践自己，在他看来，儿子本来是能言善语的，儿子失语的责任在于他，他用尽了一生的力气也没有克服掉这种痛楚的情感以至将它带进坟墓里面去了。
1960年冬天，一个砭人肌骨的日子，潘世杰的二儿子潘尚地在一间灰暗的土房里出世了。就在那一天，潘世杰正赶着木轱辘大车在雍山深处那冻得如鼓皮一样紧绷的山路上行走。潘世杰他们一行十二个人赶着六辆大车在这条山路上已行走了十二天，腹腔中吸进去的是饥饿而寒冷的味道，冰冷的肌肤几乎每天都要接触到火一样的紧张不安——说不定有几个饿汉从那山包后面突然窜出来抢粮食；一路上，他们对付过十二次抢劫十二次威胁十二次利诱而未失去一斤一两粮食。赶到十八岭时，天色暗下来了，起了风。参差不齐的喊声是从山梁后面猛扑下来的，潘世杰他们一看，抢粮食的人足足十二个——恰恰是一个对一个。这十二个人挥舞着镰刀、斧头和谷叉，有一个老汉端着一把颜色灰暗、失去生机的老土枪。老汉乱蓬蓬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如枯枝败叶在寒风中随意飘动，乌黑僵硬的双手端着老土枪的姿势不对头，他的双手一右一左抓住枪身的样子仿佛是拿起扫帚准备在打麦场上扫场。潘世杰他们十二个人都年轻，因此，对这十二个娃娃，老汉并不怯火。打斗开始了。抢劫粮食的十二个人不顾一切地扑向了木轱辘大车，有一个少年搬不动粮食口袋就去解拉车的牛。潘世杰端起谷叉毫不犹豫地从少年的背后刺过去，就在他差不多刺准心脏的那一刻神差鬼使地将谷叉顺着背挪下去了一些，两个锋利的铁尖刺进了少年的尻蛋子。潘尚峰在书写潘家的家族史的时候没有忘记父亲的谷叉向人的肉体上的猛一刺，没有忘记那把挑着血腥味儿的谷叉，这是在1960年的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而父亲身体上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器官都拒绝贮存这把带血的谷叉，谷叉抽出来的时候少年尖厉地大叫了两声。旋即，少年倒下去了，他的血使雍山里的薄暮微微地颤抖。少年的血很快凝结在谷叉的两个尖上了，血水的力量巨大而清醒，十二个人你搀我扶地逃走了。就在那一天傍晚，潘世杰用他的谷叉一连刺倒了三个无奈的农民。父亲是在保卫粮食的名义下大打出手的，暴力给他带来了无比激动和不可克制的兴奋。饥饿的父亲们在保卫集体财产的念头下浑身充满了力气。父亲大概一辈子也没有为这件事付出情感代价，语言中也从未流露过，不知他是否想到过他的谷叉尖上曾经挑动着的是罪过？潘尚峰只能兀自判断了。潘世杰带着一身疲惫一身血腥回到了松陵村。
潘世杰见到他的二儿子时已是孩子出世十六天以后了。他将小被子的一角用一把大手撩开，看了看没有小枕头大的婴儿，叹息道：又多了一张嘴。一岁刚过，给孩子报户口时，潘世杰给女人说，就叫他上地吧。饥饿使这个年轻农民的思维和土地连在一块儿了，他以为，农民的娃娃，根须就应该扎在土地上，还是“上地”好。大队里的会计在户口簿上将“上地”写成了“尚地”。而生于1958年、命名为跃进的大儿子后来就改成尚峰了，兄弟两个的名字用“尚”字连了起来。大队会计将他改名字的事说给了潘世杰，潘世杰只说了声也行。一家人就“尚地、尚地”地叫这个很孱弱的男孩子，尚地摇着小手，睁大眼睛，只能用“啊啊”作为回答。尚地过了两岁。节气已到了小寒，一年中最冷的那几天，孩子发高烧，两个脸蛋儿烧成了两坨暗红色，鼻息翕动，出气跟麦秆一样细了，搂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如枯叶那么轻。那时候，全公社只有一家诊所，诊所里只有一个姓雷的西医。雷医生给孩子的母亲说，要给孩子打盘尼西林才能退烧。潘世杰拿不出给儿子打针的钱也是事实，当时他确实有这样的想头：村里已经饿死了二十多个人，死亡连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不放过，何况是两岁的小娃娃？本来就痛心的他，灵魂和肉体一样麻木，两年前，还是气势汹汹，眼睛喷着火，用谷叉刺向人的潘世杰对生活失去了应付的能力和应有的激情，他给女人说，给娃吃点中药，碰碰运气算了。孩子吃了两剂中药（花了三角五分钱），后来，只是每天给喝一些生姜葱白汤，七天过后，孩子竟然退了烧。尚地活过来了，他再也不叫爹叫娘了，他看着父亲和母亲，似乎是憋足了气“啊啊”地叫喊。
“你喊啥？”李串香拉住了潘尚地的一条胳膊。她的言语里，疼爱多于责备。她尽量地用语言和表情正确无误地传达她的思想感情——对于这个又聋又哑的丈夫她没有一点儿嫌弃的意思，尤其是在这个很少回老家的兄长潘尚峰面前她做得很到位很得体。
李串香用她的漂亮、能干、贤惠给这个家庭铺设了一条光彩的道路，尽管在村里人的眼里，她的光彩不是用来照人的而是用来反衬哑巴的。李串香的举动里没有表演的意思，她的眼睛里、脸庞上，包括她那半露的胳膊上也充满了足够的温情（似乎还有历经过风月情场磨炼出来的娇媚之态），她用手指了指潘尚峰问潘尚地，“哥去天柱山呀，你也跟着上去？”潘尚峰是1998年5月21日10点16分回到了故乡凤山县松陵村的。他刚走出院门，尚地就跟出来了。潘尚峰用手指了指村子背后，比划着给尚地看。尚地朝他笑了笑，“啊啊”了两声，尚地示意李串香去给他拿一顶草帽来。李串香问他要不要草帽。他说太阳不会太大，不要草帽了。尚地执拗得很，他用双手推着李串香的后腰向院门里面推，李串香只是哧哧地笑，站在原地不动。潘尚峰走过去拉住尚地的手腕说，你回去，我赶吃晌午饭就回来了。尚地嘿嘿地笑了笑，他大概明白了哥的意思，不再为难李串香了。
一家人都不明白，他打老远从省城里回来，爬到天柱山上去干什么？他给老三潘尚天说，我要去看看天柱山上的那块石碑。尚天不无讥讽地说：“大哥，你是闲着没事干了？一块破碑子有啥看头？”他说：“我去看一看就知道有没有看头了。”他不能给尚天说，也许那块石碑就是历史的一点缝隙，就是家族史的一根杠杆，从中可以窥视什么，撬动什么。不是尚天不懂，尚天的想头没在石碑上。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台石磨子，只要推着磨棍一转动，磨口里有东西流出来就行了。他的性格和潘尚峰不大一样。尚天的耿直、任性、简单、粗暴和父亲带血的谷叉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心、脑和计谋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某些观念的综合产物。生活的拳头还没有狠狠地打击过他（尽管他二十八岁了），他吃过的苦头流过的汗水毕竟有限。只有苦水和汗水才能冲刷一个年轻人的稚嫩和盲目，只有拳头和打击才能使年轻人的皮肤变粗糙，肌肉变结实，心理变成熟（特别是那出其不意的铁拳）。尚天的无所畏惧不表示他具有对抗生存环境的能力，他做人的能力极其有限；他的无所畏惧只是无所谓的人生态度的广告词，只是掂不出生活分量的自轻自贱。这种动不动就赔上生命和强大的对立面去硬拼的作派在农村人的眼里就是二杆子，是一个十足的二球货。学会保护自己的庄稼人为了保全利益常常是见硬就让见软就欺，而潘尚天为了打抱不平常常是见软就让见硬就碰，碰得鼻青脸肿方才罢休。
有一件事情潘尚天可能早已丢在脑后了，而松陵村人至今记忆犹新。1997年10月29日上午10时27分，南堡乡的两名乡干部和南堡乡派出所的两名干警理直气壮地到松陵村征收果园税，四个人理直气壮地进了农民潘老三的家，理直气壮地要潘老三交税款，潘老三毫无款式地坐在房檐台阶上，双手抱住头咕哝一句：“我没钱，娃娃上学都没钱。”乡干部一再追问他交不交。潘老三又咕哝道：果园没收成，我没有钱。于是，一名乡干部就进了潘老三的牛圈，牵走了他的一头耕牛。潘老三跟在了四个人的后面，一直跟到了街道上。蔫头耷脑的潘老三绕到了四个人的前面，他抱住了牛头，拿自己的老脸在牛的脸上蹭。牛不走动了，四只蹄子坚定不移地钉在了村街上，牛的眼圈发湿，大概流泪了，伸出舌头在主人的额头上舔。四名吃公家饭的人又是踢又是捶，牛还是不走。牛仰起头来叫唤，叫声火一样把街道两旁的树木、墙皮烧得滋滋地响。两名乡干部和两名公安干警就去拽潘老三，潘老三被摔倒在晌午的村街上，他就势抱住了牛腿。这时候，来了潘尚天，他煞有介事地喝喊一声：住手！那四个人愣了一瞬，抬眼一看，站在他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个青年农民。而潘尚天作为一个人物似的，竖眉瞪眼，一脸蛮横的表情，他说，青天大白日的，你们这是干啥？一名公安干警打量了一眼潘尚天说，你是干啥的？潘尚天说，我在问你们，你们咋不讲理？公安干警拍了拍别在屁股后面的手枪，表示道理的所在。潘尚天说，你不要用那玩意儿吓唬我，有种的你上来。潘尚天袖子一挽，作出一副要打个你死我活的样子来。这四个人丢下潘老三和一头牛再不管了，他们共同对付潘尚天。潘尚天不仅嘴很硬，他的胳膊硬腿硬腰杆硬，这四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扳倒在地用手铐铐住了。潘尚天被带到了派出所，在一棵中国槐上铐了一天一夜，挨了不少拳脚，才被放回来了。一出派出所的大门，潘尚天就破口大骂，说这伙人比国民党还瞎（他未必知道国民党究竟有多瞎，况且，他的指向很宽泛）。潘尚天骂骂咧咧的，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松陵村。
潘尚峰是当年的12月19日接到潘尚天的来信的，也就是说，是在潘尚天被派出所铐住一个月之后。潘尚天叫哥哥回来和派出所那个姓师的所长面理。在弟弟的眼里，他的哥哥是大学里的副教授，最起码也抵得住一个副县长了。他就不知道，哥哥已有几年不教书了，只是理论上的一个副教授。话说回来，他是一个教授又能怎么样呢？他不会支持弟弟和派出所里的人对抗的，不是他缺乏正义感没有手足之情，不是的，他要做他需要做和想做的事情。他明白，对抗不是明智的做法。他没有回故乡去。他将弟弟的信放在案头，眼望着窗外。西北风像黑色的糖块一样堆在远处很窄小的空间里。
晌午空旷而寂静。尤其是这寂静，仿佛从天柱山的石头里青草中土地上向外浸，潘尚峰是用肌肤用身心用全部感觉器官感觉到的，他抬头去看天，天空像汲饱了水的缎子一样，一戳就破，几片逶逶的薄云边缘清晰，无牵无挂，自由自在，仿佛人的思想一般发亮而沉静。
潘尚峰的目光在天地之间游弋。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天气乎。”这是《黄帝内经》中的话。黄帝告诉后人，人的生机与天有关系，与自然有关系；人的身体强壮离不开苍天之气的清静；人必须吸纳天地之间清澈纯正的气息才能够气魄健壮，意志平和。然而，黄帝说了一大堆话也没有用贴切的语言给“天”下一个明白的定义。天？究竟是什么？就是他现在面对的浩渺的空间？就是他不可能奢望和企及的位置？也许就是那样，也许不是。天大概就是一把高悬的利剑！这把利剑可能和埋在天柱山上的宝剑一样，大人是看不见的，只有纯洁无瑕的孩子们才能看见它的真身。
他面对着利剑，面对着天。
是孙根明给他推荐了《黄帝内经》这本书，孙根明说《黄帝内经》算得上一本“天书”。其实，《黄帝内经》并不深奥，黄帝教人要通天气和地气，他说，人只有通了天气和地气才具有立于天地之间的凛然之气。现在，有多少人有凛然之气？难道仅仅是他们不通天气和地气吗？虽然，黄帝是把自然凌驾于人之上而说的，但是和天地相比，人算什么呢？
孙根明不仅脸上的皱纹比他多，见识也比他广，他真不敢小看这个农民。一旦说到农民，孙根明就有一腔的愤慨和不平，他说，农民就是你们村子后面的天柱山，能支撑天的一个角。孙根明不愧是个农民诗人，即使粗俗的语言也被他打磨得雅致光彩，有棱有角。他总觉得，也许天柱山有力量把天戳一个窟窿，它要支撑天的一个角恐怕是很难很难的。
十九年以后（潘尚峰是1979年考进西安的一所大学离开故乡的），潘尚峰再一次登上了天柱山举目四望，山下面的景致连成了一片，他看不清它们的细微处，只是觉得浩瀚庞大，唯独天柱山兀自而立。他被天柱山感动了，被它敢于面对四面深沟的胆气感动了，被它的傲然之气感动了。
感动潘尚峰的是孙根明的精神。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农民竟然有闲暇有情趣爬上天柱山去考察一座石碑？
孙根明当时的想法和潘尚峰差不多，他想弄清楚，是谁家把石碑立在了这么高的天柱山上的，孙根明觉得，立这石碑的人肯定不是平民百姓。他不止一次地上过天柱山。他用尺子量了石碑的高和宽，记录了碑文。当他做完这些工作时，抬头一看，天柱山上空乌云滚滚，刹那间，狂风卷地，雷声大作，暴雨如注，他躲也没有地方躲避，连滚带爬地回到了孙家庄。那一天，他几乎送了命，而笔记本早已丢失了。后来，他又上了天柱山，他没有做笔录，他抽着劣质烟，把那碑文连续读了几遍。他坐在石碑旁边，坐了大半天，才下了山。
这是潘姓人家的石碑。这是孙根明告诉潘尚峰的。是不是你们松陵村姓潘的那一族系，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孙根明若有所思地说。去看看，看看这座久违了的石碑。
潘尚峰翻阅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县志，他从两本凤山县的县志上分别读到了一个叫做潘维心的名字，潘维心曾经出任过陕西省虢县的县知事（后来，官至布政使），这个潘维心就是潘尚峰曾祖的父亲。因为做了这样一个官，因为这个官职潘维心成了凤山县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没有埋进黄土里面而是被一堆发黄的纸张支撑着和笔墨保持着微弱的联系。潘尚峰的目光没有在潘维心的名字上久留，他不想知道那么久远的事情，他只想知道曾祖叫什么名字。家族的历史应该依父亲为轴心，辐射到祖父和曾祖就足够他研究了，对于三代以外的人和事，潘尚峰兴趣不大。潘尚峰走遍了西水市的八县二区（包括凤山县），他用心和手打捞家族历史的每一块残片，上百本文史资料的纸张不知不觉地将手指头上的皮肉磨得薄如丝绢，血珠点点，他依然没有找到他所需要的、很直接的答案。在西水市两种版本的文史资料上潘尚峰同时看到了曾祖的两个名字：一个叫潘耀旭，一个叫潘金林，这两个人的父亲都是做过县知事的潘维心。究竟是文史资料有讹还是这两个人本来就是兄弟？或者说，潘耀旭和潘金林就是一个人？两个名字的不确切性如马蜂窝一样给潘尚峰的思维留下了诸多的黑洞。他明白，弄清楚了这两个人就等于廓清了家族的一段历史，这也是他写这个历史剧本的需要。潘尚峰是做学问的，他用做学问的严谨认真对待他的剧本创作。按理说，作为剧本，他完全可以想象虚构，可他不，不是他缺少这个能力，而是他对家族历史的兴味比写剧本的兴味更足更浓。他想目击一个旺族走向败落的过程，他想知道自己的血液中是否有四分之一、八分之一抑或是十六分之一读书人的物质。这座很少有人问津的石碑是不是可以给他提供一点有用的线索呢？
石碑就在潘尚峰的身后。小石头撞击石碑发出的响声像杨花一样随风飘扬，响声传得很远很远，白云一般的回音在天柱山上空缭绕。这响声成了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声音一再提醒他，也许，他不会在1998年5月21日这天的11时36分爬上天柱山的。
1988年，过了三十岁生日的潘尚峰踏上了人生很幸运的脚步，他被破格提为副教授，成为古都大学历史系最年轻的教授。潘尚峰对周秦历史情有独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见解不俗，他曾出过两本专著，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关注。正当他在事业上春风得意之时，他出事了，蹲了十个月零三天监狱。从监狱里出来，在古都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妻子提出要和他离婚，妻子很坦诚，没有把离婚的原因写在感情不和的盾牌上——离婚就是离婚，他们不涉及感情问题。说近一点，就是在他蹲监狱前的那些燠热的晚上，她依然每夜要他抱着她睡，她的性欲很旺，差不多隔一个晚上就要和他做爱，每次做爱，她似乎都很满足，像蜜月似的痛快地呻吟，在他的肩胛上胸脯上咬。妻子是需要他抚慰，可是，妻子为了她的前程，断然做出了离婚的决定。而现在，他毫不犹豫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她离开他是对的，即使她不提出来，他也会提出来的，他不能为了自己把她也搭进去，她是无辜的，没有必要跟着他受累，没有必要承担什么。当初，她爱他爱得很真很野很狂很醉，为了她付出的那份很纯粹的情感他也应该离开她，他和她在一起，只能给她增添痛苦。她临走的那一天晚上提出来要和他做爱（他们仍旧睡在一张床上），他从她的身体上触摸到的不是她为了安慰他而是她需要：她的乳头仿佛在跳动，她的小腹的肌肉绷紧了，她的那个地方温热而潮湿。欲望似乎从肌肤上的每一个毛孔中向外逸散，原本滑润的裸体上仿佛无数个小草破土而出——手摸过去留下的是有形状的毛茸茸的粗糙感（第一次和她做爱，他触摸到的就是这样）。他被诱惑着，他也渴望，可是，他的身体不行；自始至终，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双手抚摸他，细细地啜泣。他用手指头在她的身体上不停地书写她的名字：娟儿、娟儿、娟儿……写在乳房周围，写在肚脐眼周围。
妻子走了，女儿也走了，母女俩的气息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经久不散。在挂结婚照的墙壁上，潘尚峰挂上了一个书法家朋友所写的条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站在条幅下，潘尚峰就被笼罩在柳宗元用语言制造的氛围中了：大雪纷飞，远山迷蒙，天地间是混混沌沌的一片，一个老翁将钓竿伸进了尚未结冰的江水中，他那发黄的蓑衣上披着一层晶莹而苦寒的等待……
雪是细雪，缺少水分，如扬沙一般从灰色的天空急促而下。潘尚峰走进建国路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馆，他还没有来得及用手抚掉落在头发上的雪粒，一眼就看见了娟儿和他们的女儿。母女俩躲在角落里的饭桌后面，前妻蜷缩着身子，那张漂亮的、很稔熟的脸庞似乎很陌生，往昔披散的秀发在后脑勺上挽了一个松散的髻，双眼静静地看着窗外模糊的飞雪，双手合在一起搭在膝上。她的神情使潘尚峰觉得，在这种普通老百姓出没的场所里，她还极力保持着知识女性的尊严。潘尚峰买了两个包子，趁母女俩还没看见（即使前妻看见了，他也不可能和她打招呼的），他走出了餐馆。他站在餐馆外面的台阶上吃下两个包子，没有尝出包子是什么味儿。他不时地抬起头来朝前妻坐的那个位置瞟一眼，那个并不显眼的位置未免凄清，而她那不可侵犯的自尊仿佛是餐馆的那一角也亮丽了华贵了。
潘尚峰走进了雪地里，走上了城墙根下那条晦暗的小路。雪粒斜斜地扑进了他的领口，他没感觉到冰冷。城墙上的青砖已经斑驳不堪了，就是这些漠然的青砖历史一样堆起来，堆成了一座威严的城墙，几百年来面孔不变。他伸出了一根手指头按在了一块缺少棱角的青砖上，青砖被无数次的风风雨雨剥去了皮，外表是虚弱的。他用手指头去抠，却没有抠下一点渣子来，青砖纹丝不动，十分顽固，一股冰冷的感觉像喝下去的一口酽茶通过手指头传遍了全身。他收回手，仰视着古老的城墙，这块受伤的青砖和无数块受伤的青砖垒成了城墙，它们是城墙的分子和血液，它们的质地依旧很牢固，不会像表面一样容易松动。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城墙灰色的小路衬托着潘尚峰明朗的心境：前妻和他的离婚并未使她和他“脱钩”，这是他刚才从她的神情举止看到的。是他的精神影响了她？还是她的精神感染了他？他无法说清楚。潘尚峰走进了雪地里。潘尚峰被学校除名以后，他的同学给他谋求过几个职业，他没有到任，谢绝了同学的好意。大多时候，他生活在农村里。他的父亲和母亲先后谢世了。母亲去世以后，他痛哭不止，他从未这样动情过，从未这样伤感过。像母亲这样千千万万的母亲们劳作一生，苦难一生，他们忍耐得起，担当得起，只知创造，只知付出，得到的却很少。在陇州县一个农民家里他所目睹的所有家产折合人民币大概还没有二百元，还没有一个科级干部从包厢里出来时甩给三陪小姐的小费多，这是多么惨苦的对比！
没有固定收入，在奔波之中的潘尚峰依然丝毫没有减弱对历史的兴趣，他的一个同学叫他写一部涉及关中西府的历史剧本，他欣然接受了。他想从自己的家族史入手，而潘家的家族史和浩瀚如烟的印刷品之间的联系如游丝一般时断时续，因此，大量的史料要靠自己去挖掘。
潘尚峰走到了石碑跟前。晌午的太阳光在满坡里哗啦啦地响。石碑的影子已缩得很短了，却很黑，不是形容黑暗的那种如钢铁一般坚硬的黑颜色，而是黑得很饱满很黏稠，仿佛将一锅黑米米汤泼在了地上，有流动感，把土地粘得很牢很牢。潘尚峰的一只手搭在石碑上，手底下的感觉温热而粗糙。此刻，他接触到的只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一块石头，被雕凿过的石头暂且和潘家的家族史尚无关系，有可能建立关系的是石碑上的文字。潘尚峰并不急于去辨析碑文，他打量了几眼石碑，弯腰拾起了一块小石头在石碑上敲。潘尚峰曾经不止一次地在石碑上敲过。几十年过去了，石碑那美妙的响声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耳畔缭绕。潘尚峰丢掉了手中那块小石头，令他诧异的是，记忆中那悦耳神秘的响声已远他而去了，他听见的响声是那么干涩，那么苍老。是不是这声音把石碑的历史从此划开了？
潘尚峰面对着石碑仔细地辨认，瘦骨嶙峋的石碑上结着沉默不语的苔垢，那深沉的苔垢宛如清朝遗老遗少的长发顽固地保留着时代的某些痕迹。石碑昔日正直的颜色已被暗灰和黄褐腐蚀了。孙根明说过，这块石碑是道光年间的，他怎么看不出来呢？潘尚峰的目光稍微离开了一点，和石碑拉开了距离，他恍然看见石碑上端的两个汉字如同当年八国联军插在紫禁城里的旗帜一般飘忽不定。他极力用目光将那两个汉字固定住，他终于看清了两个隶体字：皇清。他再一次走到石碑跟前去用手摸，他的触觉告诉他，手底下的汉字确实是“皇清”——尽管凹刻的笔画已被历史的尘垢填满了，他还是摸出来了真迹。可见，孙根明的话没错。也许，孙根明早就知道这座石碑就是潘家的（是松陵村的潘姓人家的），孙根明为什么不清楚地告诉他，而要叫他来看一看呢？耍笔杆子的农民比耍笔杆子的城里人更富于思考更狡黠一些，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的。
潘尚峰拾了两块片石在石碑上磨搓。要弄清碑文，必须将石碑上的障眼物磨掉。他双手抓住石头上上下下地磨动着，石头和石头相磨，发出的响声一点儿也不友好，石碑周围的青草和天柱山一样屏声敛气地忍受着他制造的噪音。当那些汉字从他手底下渐渐清晰以后，他将发热的石头扔出去，靠在石碑上喘气。他已是大汗淋漓了。潘尚峰擦了擦汗水，他将碑文连续读了两遍，这座石碑是道光十七年立在天柱山上的。道光十七年在潘尚峰的头脑里即刻转换成了公元1839年。这一年，鸦片战争的火药味儿已经能够嗅到了；这一年，西方文化的毛毛雨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越飘越大了。从碑文看，这座石碑是他们潘家的，是曾经做过知县和布政使的祖上给他父亲立的。潘耀旭作为石碑主人的曾孙刻在了一块石头上。一个堂而皇之的县知事为什么要把石碑给他父亲立在这么高的天柱山上？是石碑的主人立下遗嘱要葬于天柱山？为什么要远离村庄远离人烟远离子孙们，埋得这么远呢？是石碑的主人死不瞑目要居高临下地继续俯瞰自己经营过的庄园俯瞰子孙们的人生？是为了躲避什么还是为了寻找到一块好风水？父亲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他石碑的主人就是他们的祖先？也许，父亲觉得这座石碑和他的生活毫无关系；也许，父亲对家族的历史一清二楚，他怕泄露出去石碑遭了殃。父亲的漠然置之是有他的道理的。立在平原上的石碑全被当年的红卫兵砸得粉身碎骨了，而挺立在天柱山上的这座石碑却安然无恙。潘尚峰推测，大概红卫兵们只是就近闹革命，怕爬山吃力，才使这座石碑死里逃生了。
老远爬上天柱山，潘尚峰最终想弄清楚的是潘耀旭和潘金林是什么关系？石碑上的潘耀旭已经刻在了潘家的家族史上了。而潘金林是谁？在潘家属于哪一个辈分？很有可能，潘金林是潘耀旭的另一个名字，或者只是字或号。潘尚峰抱着不愿意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心情承认了潘耀旭是他的祖上，他从翻阅过的文史资料中已经得知，由于潘耀旭的存在，潘家的家族史将会改变，凤山县的历史以至关中西府的历史中得重新写上血腥和羞耻的一笔。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蒙蔽之中，他只知道他们潘家一代一代是“耕读传家”，是和土地农具笔墨书本打交道的庄稼汉和读书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祖上有人曾经把几千人的生命送进了阴曹地府。文字的排列组合免不了欺骗性，欺骗的结果使一些史实很荒唐地按照书写者的虚构和意愿，一厢情愿地留在了纸张上，很荒唐地一代一代向下流传，历史由此变成小贩手里的杂耍或面具；面具的这一面是脸庞，那一面就成为屁股了。要澄清这种荒唐的历史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因为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的媒介就扭曲了真相。
潘尚峰很感激这块石碑，石碑用坚硬的文字坚硬的史实给他提供了坚硬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他可以更彻底地了解潘家的家族史。潘尚峰凝视着石碑，一行泪水潸然而下，他的头颅抵在石碑的正面，屁股朝天，双臂搂住了石碑的两侧。潘尚峰想起了当年他和弟弟潘尚地来到石碑跟前的情景：尚地扑上来了，他想搂却搂不住，两条臂膀够不到石碑的两侧去，他异想天开地伸出了薄薄的舌头在石碑上舔动，舌头一卷一动，贪婪的样子好像是品尝到了石头的香味。他给尚地说你不要舔了，他打手势阻止他。尚地眨了眨眼，傻乎乎地笑了笑，又去舔。他学着尚地的样子也在石碑上舔了一下，舌尖上即刻有了带着凉意的、清爽的味儿。石头是有味道的，做成石碑的石头更有它独特的味儿，那味儿单纯、直接、睿智、清醒。难怪尚地要用舌头去舔，难怪他挤眉弄眼，一副初次接触到女人的样子，满脸的新奇新鲜，好像全世界的秘密被他一个人揭示了。尚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一颗酸枣扔进了嘴里，他吃得很干脆，牙齿剔去了枣肉，枣核从嘴角弹出去，弹在了石碑上。他说尚地，你不要往石碑上吐，把枣核吐在地上。尚地不听，他竟然掏出来小牛牛给石碑撒尿。他给尚地说，不敢乱尿，尿在碑子上牛牛就掉了（如果父亲在跟前，肯定要我们当即叩头的）。尚地大概听懂了他的意思，哇地一声哭了。尚地哭着向坡下面跑，他在后面撵。尚地差一点儿被石头搓倒了，他摇晃了几下，站稳了。
潘尚峰不经意被搓脚石搓倒了（下坡时比上坡时更需要提防），因为搓得很猛，他仿佛被谁在后背上狠劲地推了一把，来不及提防就蹾了一个坐蹾。他爬起来一看，身后并没有人（他真的以为是有人推他），长出了一口气。由于起身有点猛，他头眩目晕，一瞬间的黑暗占据了他的意识，闭着眼睛在坡地上站了一会儿，才小心地向坡下走去。时间是午后1点26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