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大了，姓就多，人就杂，闹洞房的规模相应也就大一些，里面难免会混进个别心存不良的人。我不敢想象，那些缺少教养的人会把我们的远离家门的大姐闹成什么样子，想到一点点，我的念头就赶紧躲过去了。在我们家，母亲从没有动过大姐一指头，连跟大姐说话都是商量的口气。我们小姐弟几个，也像尊重母亲一样尊重大姐，从不跟大姐闹别扭。如今大姐孤身一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家，谁能保护她呢。我敢说，在别的情况下，要是有人敢欺负大姐，我一定会跟人家拼命。现在我想拼命都找不到方向，因为闹洞房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老规矩，有新婚大喜的人家不但不反对别人闹，还欢迎别人去闹，似乎去闹的人越多，主人家就越有面子。真是荒唐透顶！但愿我是瞎猜，当过妇女队长的大姐，会唱好多歌，会背许多伟大语录，她或许有能力对付那些混乱场面。就算一时陷入被动，吃过些亏，大姐那么宽容，也不会老放在心上的。
我希望大姐痛痛快快哭一场，把心里的委屈哭出来，兴许会好受一些。我做好了随时关门的准备，只要大姐一哭出声，我就会把屋门关严，不让外人听见，也不让外人进来。大姐老这样憋着总不是个事，时间长了会憋出病来的。可大姐没有痛哭的迹象，她就那么自我压抑着，泪水分阶段一小股一小股往外流。有那么一小会儿，大姐的鼻翼张着，嘴角跳动很厉害，似乎要哭出来了，但大姐没有哭，她闭紧嘴巴，像是使劲把哭声咽下去了。这真是一种无言的伤痛。我不能明白伤痛是何等的性质，似乎说不清，道不明，说不得，道不得。这时候，一娘同胞的说法不再是一个词，它像是一个连结物，或者说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导体，把大姐的委屈传染给了我。我的莫名的委屈，先是以加法后是以乘法的速度迅速增长着，我觉得有些受不了了，心里在隐隐作痛。要是大姐再不哭出声来，我都快要哭了。
大姐对我是很好的。我原来都是穿尖口布鞋，大姐听说我在中学宣传队要表演节目，连明扯夜为我赶做了一双方口鞋。我从城市里大串联回来，大姐认为我已经长大了，不能老穿粗布裤子，应该有一条像样的洋布裤子，就向母亲建议给我裁了一块蓝咔叽。没钱到缝纫店用机器缝，大姐就模仿缝纫机轧出来的针脚，一针一针细细密密地为我缝制。我初中毕业刚回村里参加劳动时，一是觉得前途无望，二是身体吃不消，整日闷闷不乐。大姐看在眼里，很同情我，劝我多看点书。为了给我增加营养，还是大姐跟母亲商量了一下，每天给我煮一个鸡蛋吃。我们那时吃的馍都是红薯片子面做成的，又黑又黏牙，还没什么菜可就，实在难以下咽。母亲把鸡蛋煮熟后，剥去皮，切成几牙子，泡进蒜汁儿里或辣椒水儿里，给我当菜吃。有了一个鸡蛋就着，我吃馍的时候顺当多了。
我吃的鸡蛋是我们自家的母鸡下的，有时鸡蛋刚下出来，还热乎着，姐姐或者妹妹，就积极地把鸡蛋从铺了麦草的产蛋窝里摸出来，交给母亲，让母亲给我煮着吃。两个姐姐比我大，她们让着我，不跟我争鸡蛋吃。弟弟妹妹比我小，他们也不跟我争鸡蛋吃。我注意到，大姐二姐弟弟妹妹，他们都很想吃鸡蛋，但他们把自己克制住了，特别是小弟和小妹，他们见我吃鸡蛋时，馋得有点眼巴巴的。我一看他们，他们就有点害羞似的，把脸扭开了。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长子，在母亲和大姐的影响下，全家人就把我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其实我能为家里做什么呢！娶妻生子之后，每当我想起那段在兄弟姐妹中间搞特殊化的经历，就愧悔难当，鼻子一阵发酸。可能是物质生活越贫乏，情感发生和积累的机会就越多，艰难的日子使我们姐弟几个感情深笃，甚至达到了互相依恋的程度。在大姐定亲之前，我没想过大姐出嫁的问题，没想到大姐会离开我们，我还以为大姐会一直住在我们家里，给她的弟弟妹妹做吃做穿，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可是，大姐说结婚就结婚了，好像结婚是人生一个必定的程式，谁都得从这个程式经过，没什么道理好讲。看来婚姻是蛮横的。
二姐对大姐的态度与我大不一样，二姐对大姐不太友好，也可以说对大姐的表现很看不惯。二姐并没说什么，见大姐回门就落泪，她傲傲的就没怎么理大姐。二姐是个直性子人，她有什么想法脸上就露出来了。她出来进去拉着脸子，皱着浓眉，对大姐的看不惯是很明显的，那意思是说，出门子就出门子，回门就回门，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呀！谁也不敢小瞧我的二姐，二姐接替大姐当妇女队长两年多了，入了党，当了县里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在全公社都是知名人物。在为人处事上，二姐与大姐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如果说大姐不失一个女儿家的细致和阴柔，二姐则有一种敢做敢当的男儿风。二姐对一切绵软的情调都不欣赏，尤其是不喜欢女儿之态。有一年，我做了一件月白斜纹布上衣，胸口两侧分别有两个口袋。我把两个口袋里都装了东西，显得有些鼓。二姐看见了，认为恶心，命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有些东西非装不可的话，只许我往一只口袋里装。二姐在这个事情上做得非常武断，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认为二姐管得太宽了。
后来我才明白，二姐也在培养我，她希望把她的大弟弟塑造成一个男子汉。但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二姐当时为什么对大姐那么反感，那么排斥。大姐出嫁了，以后回来的时候就少了。大姐出嫁后第一次回娘家，二姐作为比大姐小两岁的亲妹子，无论如何也应该对大姐客气一些，温和一些，使大姐感到娘家人没把她当成泼出去的水，没有任何理由对大姐横鼻子立眼。大姐看出二姐没好气，在对她使脸子，大姐没有计较。大姐好像是一个丢了什么东西给家里造成严重损失的人，除了自责，还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责难。母亲看不下去了，拿眼睛狠狠地瞪二姐，瞪了一次又一次。我知道，母亲是用强硬的日光批评二姐，压制二姐，让二姐放懂事些。母亲的目光是很厉害的，要是母亲的目光针对的是我，我早就吓得躲到一边去了。然而母亲忘了，二姐是个不吃压制的人，母亲的压制不但不能使二姐的气焰有所收敛，反而激发了她的倔脾气，她眼角斜出轻蔑的目光，鼻子里哼出了声，这样一来，二姐的示威不光对着大姐，等于连母亲也捎带上了。我觉出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心中甚是不安。
二姐不会也不应该对大姐的婚姻有什么别的看法，大姐有选择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从大姐定亲到回门，我还没见过大姐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姐夫。我只知道，姐夫是个农民，他们弟兄四个，姐夫是老大。大姐的公爹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婆母是一般农村妇女。别的就不太清楚了。大姐的对象是媒人介绍的。那时大姐的对象在湖北做临时工，他们互相寄了一张半寸大的小照片，算是第一次“见面”。大姐的对象从外地回来后，他们真正见了面，交谈过，就把亲事定下来了。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出于好奇，趁大姐不在家的时候，我曾看过大姐的对象写给大姐的信。我跟做贼一样，做好了心跳的准备。我白准备了，在信上没有看到什么让我难忘的话。母亲相信大姐的眼光，只要大姐看着行就行。其间，有一个在我们村驻队的公社干部，对大姐定亲的事干扰了一下，他见过大姐的对象，说大姐的对象长得太黑了，还打了一个很难听的比喻。
公社干部说句话，对农村人是很有影响力的。要是换了别人，这门亲事也许就吹灯了。大姐是个有主见的人，她没有因别人说不好听的话就犹豫，就改变主意。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大姐的确没有看错人，姐夫是一位勤劳本分的人，是一位善于精打细算的很会过日子的人，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很平安，富足，称得上是幸福之家。二姐那时还没谈对象，她心性很高，盼望着能到公社商店里当一个营业员，不甘心在土垃窝儿里滚一辈子，这一点二姐跟我的志向是一致的。不过，我的表现是消沉，二姐的表现是奋发；我对潮流心有抵触，不能合拍，二姐是顺应了潮流。不过，大姐结婚跟二姐有什么关系呢？姐夫家是贫农成分，它对二姐要求进步构不成任何妨碍和威胁，大姐只是回到母亲跟前显得委屈点儿。二姐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呢！或许是，二姐从大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将来，她心怀恐惧，不由得生出恼怒和烦躁。表面上，二姐是跟大姐过不去，实际上，二姐是在和自己较劲，在跟自己过不去啊！
矛盾最后的激化，还是由二姐引起的。吃过晚饭，有人喊二姐和我去大队部参加学习。大队部设在另一个村，离我们村二里来路。喊我们的是一位和二姐年龄相仿的闺女，二姐答应马上就去，那个闺女就没到我们家，说到村口去等我们。那时农村正开展冬季整党，我和二姐参加的是整党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就是每天晚上集中一屋子人，在浓烈的劣质烟草毒雾中，由公社派驻大队的干部在煤油灯下念念报纸和文件。别看学不到什么东西，人们对参加学习班都很看重，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参加学习是一种政治待遇。大姐当然不能参加学习了，因为她已经嫁到外村，不再属于我们这个集体。而往年冬季，大姐是可以享受这种待遇的。这件事不免对大姐又是一个触动，使她意识到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外人，原来的集体已经把她抛弃了。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由闺女变成了媳妇。她的闺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姐有点抑制不住自己，抱住母亲的胳膊轻轻抽泣起来。天已黑透了，屋里点起了灯。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大姐的眼泪流得更尽情一些。
这时，二姐对大姐说了两句尖刻的话，这两句话二姐大概已憋了半天，她想趁马上去大队学习之前，把这两句话像扔砖头一样扔向大姐，扔完“砖头”她扭头就走。她的第一句话是说大姐的伤心是假装的。第二句话说大姐心里不知多好受呢，淌眼抹泪的装给谁看！二姐说狠话时有个习惯，爱借助于夸张的表情，本来有些事情不值得咬牙切齿，她一发狠不由得就咬牙切齿了。她这种习惯客观上起到了加深狠话程度的作用，很容易把别人惹怒。果然，二姐把母亲惹怒了，母亲叫着二姐的小名，骂了二姐，不许二姐走。母亲质问二姐还有没有一点人心，说只要脱生成女的就得走这一步，难道你一辈子就不出门子了。二姐毫不相让地同母亲犟嘴，说她就是没人心，就是一辈子不出门子。母亲气得双手发抖，她的脸扭来扭去在找顺手的东西，准备揍二姐一顿。直到这时，大姐的姿态仍很高，尽管她泪流满面，但她没忘了抱住母亲的一只胳膊，叫着“娘、娘”。阻止母亲打二姐。母亲一根指头指着二姐说：“就你这样的闺女，我也不敢留你，到时候打也得把你打出去！”二姐竟敢也用手指着母亲说：“你打吧，你打死我我也不走！”就这样，我们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母亲和二姐的调门儿越来越高，吵得不可开交。
我父亲去世八九年了，作为这个家的长子，在这种情况下，我意识到自已应该发挥一点作用了。我不喜欢家里出现这样分裂的局面，这种局面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儿。可是，就我，一个成天不开心的人，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我说：“别吵了，你们别吵了！什么事值得你们这样大吵大闹！我爹不在了，你们这样吵，不怕人家笑话吗！”我听见我的声音一点也不严厉，恳求中有一种发颤的东西。这种发颤的嗓音把我心中积累已久的委屈引发出来了，于是我哭了，一上来就哭出了声。特别是当我提到我死去的父亲时，更加深了我的委屈。我一开始是站着哭的，哭得脑袋发晕，站立不稳，就趴在桌面上哭。大姐、二姐和母亲可能都没想到我会哭得如此痛心，一时都愣住了，屋里风息浪止，只剩下我丑陋的哭声。我哭过之后，家里平静多了，再没发生过吵架的事。
回门三天之后，大姐自己一个人在地上走着，回到她婆家去了。
这里顺便说几句二姐。二姐到公社当营业员的愿望没能实现，最终没能逃脱出门子的命运。二姐出门子时，我没在家，到外地当工人去了。二姐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回门那天，守着母亲整整哭了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