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理由是浙大本身就以理工科为特色，那么我就不得不引出下一个高考志愿填报上的问题一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招生地方保护。基本上，全国高校的分布是东多西少、大城市多于小地方、经济发达地区多于落后地区，像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等地的高校数量绝对高于其他地方。按理说这也没什么，毕竟在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方办教育是有很大好处和优势的，可令人气愤的是，这些拥有了那么多好大学的城市在髙招时明显带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有报道说某重点大学里十人中有近七人是当地人，而有一所重点大学在一个有考生三四十万的省份总共只招五十来个人。我认为这种倣法是不对的，高校招的是学生，而不应该把户籍身份看成招生条件之一。有报道说中国政法大学开始以各省份考生人数来划定招生名额，这无疑是给其他院校作出了一个榜样，这样的招生政策才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志愿填报的博弈性。即使是考了很高分数的学生也会对自己填的志愿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因为这高考志愿填报实在是太没个准了6你有可能比别人高出好几十分，而最后却读更差的学校，这也是常常令人愤慨的地方：既然已经拼死拼活奋斗了三年，花了很多的心血和汗水后取得了一个比别人好的分数，为什么到头来会是这么一个结果？所谓的公平又在哪里？高考录取凭的是本事，而不是靠投机取巧。这之中的问题主要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或者说是信息的不公开。我们在选择志愿时往往并不知道某专业的具体信息，常常靠字面意思瑞摩’比如“博物馆学”和“图书馆学”，乍看上去给人以“在博物馆看文物”和“在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错觉，这也就无怪乎“法学”“经济学”等一些所谓的好专业热起来，因而很容易造成某些专业分数奇高某些被冷落的情况，志愿的博弈性也就顺理成章。
最后就是志愿录取方式的问题。长期以来，几乎每所高校都以总分是否到达其录取分数线来衡量一个学生是否具有被录取的资格，基本上不看重考生各学科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进了大学后是专业学习，总分里有些科目起的作用不是那么明显。比方说，一人高考考了600分，其中语文135分，数学120分，而另一个人是605分，其中语文115分，数学145分，两入同时报了某大学中文系，假使当年该专业录取线是603分的话，前者一般是被淘汰，但实际上前者很有可能会比后者更适合这个专业。这样，原本在某一方面有才华的人在四年高等教育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平庸的人。这种损失，我想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
我认为在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最不合理的就是忽视了高中教师的发言权。高校招生的对象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主体、而真正对学生了解的人，自然应该是几年来和他们朝夕相处、孜孜不倦教育关心他们的老师。因此充分听取高中教师的意见，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多听听高中老师的意见
赵国珍
我是退休的中学老师，从教43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我的子女都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
三十年来，一大批髙考优胜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高考她度同样也是一柄双刃剑。在它给国家带来兴旺，给社会带来进步，给数以亿计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同时，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弊病，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负面影响。有必要认真去改正和完善，使之成为一个更为完美的制度，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代化的事业。
我认为在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最不合理的就是忽视了高中教师的发言权。高校招生的对象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主体），而真正对学生了解的人，自然应该是几年来和他们朝夕相处、孜孜不倦教育关心他们的老师。因此充分听取髙中教师的意见，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假如我们的招生制度改为：不仅要看学生在全国统考中所取得的成绩（比如占40%），更要看学生在高中三年的成绩（比如占50外），还要关注考生的特长、参加社会活动以及课外活动的情况（比如占10%），然后综合考虑给出一个综合分，再提供学校录取。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以前那种“一次考试定前途，一分之差送命运”的弊端呢？是不是可以使学生、教师、家长对于高考不至于如此紧张呢？
其次在命题上，是否可以多听听高中老师的意见。理想的做、法是，每个命题组的成员中，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人是高中老师。这样是否可以更好地避免出现一些不切实际舍本逐末的命题思路，防止出现怪题、偏题、超纲题，使考试真正起到考查学生的作用呢？
第三，改革还应该使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包括学校校长，多相信教师，少当婆婆，尤其不要越俎代庖，做些吃力不讨好甚至有碍教学的事情。不要出版那么多既花钱又效果不好的复习资料，令人眼花缭乱；不必印制那些五花八门、粗制滥造，甚至是东抄来西抄去错误百出的练习册，让学生疲于奔命；不必举行那些名目繁多的考试，让师生穷于应付。总之，一切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
老师的教学和作家搞创作、医生做手术一样，更适合于个体劳动，更提倡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法（当然绝不排除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学校应给教师松绑，像抗日战争打日本鬼子一样，允许他们“村自为战，人自为战”，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来个真正意义上的五花八门殊途同归。
这样或许更能显示出教师们各自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不同特色的人才，使教学真正走上正常的轨道。
我很怀念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方法，也怀念那时的招生考试制度。那时的学生学得轻松，书包里的书不多，除了几本教科书、笔记本练习本，其余的便是各自喜欢的课外读物。学生完成规定的作业后，有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们可以去阅览室看书、看报、看杂志；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借中外小说可以，借历史书也行；可以参加体育活动，去打球，去跑，去跳都行；可以参加美术小组去野外写生。大家学得很自觉、很主动、很开心，收获自然就不小。到了高三参加全国统考，也和一年一度的期末考试没有太大区别。上级既不硬性规定购买任何复习资料，也不组织任何形式的练兵考试。大家不知道“模拟考试”为何物，更没有“考前练兵”之说。老师们只是根据教学大纲精神，紧紧吃透教材，按部就班地复习。老师不必为高考而加班加点，学生不必为高考而拼死拼活开夜车。学生课桌上除了几册教材、几本练习本之外，顶多就是增加了区区几张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任课老师自编自印的讲义，或几张补充练习题。真希望我们的教学我们的考试制度恢复到那样一种轻松自如的境界。
对于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我是持乐观态度的。我想只要大家群策群力，不久的将来，我们的高校招生制度一定会更加完善，更加美好。
想去批评，自己恰恰又是高考的受益者，想去赞扬，那实在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考试的日子何其痛苦，青春的时光何其宝贵，没有高考，我们将怎么样安排自己的一生？
高考：己之矛与彼之盾
胡修江
多年之后，我一直忘不掉自己有一点变态、扭曲的青春“狂想”：我坐在课堂上，那个胖胖的和校园打扫卫生的老太太有点相像的老师在唾星飞舞，突然，一把凌厉的小刀从讲台下飞出，把她钉在了黑板上，那只拿着粉笔、列着算式的手还在高高举着，像一个受难的耶稣……小刀飞出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没有人知道它来自何处，而我，则在一群喧嚣中进行着一个人的精神狂欢，踏歌、起舞。
那个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她正在我高中的课堂上细心地讲解一道具有代表性的数学题，而那个试图出刀的“刺客”一就是我。之所以有如此的“狂想”，竟然是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数学，但髙考又必须考好，否则我就会落榜，重新站立在家乡的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汗珠落地摔八瓣，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违背自己的性情，忍耐、坚持、麻木地进行着艰苦的学习。我把早晨大把的时间花费在英国的语言上，吼里咕噜地背着、读着，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静静地躺在宿舍的床头上；我把晚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让给我的数学，列着算式，加减乘除、开方平方、微分积分、垂直相似，我的心爱的口琴、笛子则龟缩在抽屉的某一个角落，“大音希声”。因为喜欢读书，喜欢语文，所以成绩较好，没想到我竟因此不得不把属于语文的时间无偿地转让给我不喜欢的数学、英语，因为在高考的舞台上，它们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多年后，我从师范中文系毕业，理所当然地来到一个沿海的城市做教师，然后，我又从课堂上专业的“文学解读”转到课佘时间的“约翰”“裹赫留朵夫”“普鲁斯特”和“屈原”“李白”与“苏轼”，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自由的阅读，自由的写作，自由的文学漫游。在某一午后的寂静光阴里，我突然想到了曾经的“狂想”，那样的日子是熬过来的，曾经的青春时光，压抑自己的本性追求而去“含辛茹苦”地学习着、进步着。但是，现在一我的英语似乎已经堕落为初中的水平；数学学了几多年，好像直到现在我算账的本领还是一塌糊涂；力学的深奥、化学的玄妙，今天也只是依靠普及的科学读物来了解。
我把那些时间都用来读我的文学书籍，我又何必在今天重新翻开已经不适合工作节奏的大部头的著作？假如我在闲日艮的时间继续我的对于音乐的喜爱与陶醉，我又何至于连简谱都不识一个；只能瞎哼哼几句流行歌曲？转了一个圈，我重新回到了原点，回归了自己最初的下意识选择，选择了与书为伴，与笔为伴，书写着人生的喜怒哀乐。高考，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可是，当我端起一杯清茶，轻轻地呷到口中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座城市车流如梭的街道，一群带着家乡口音的农民从我的窗前走过，肩上，是磨破的衣服。
我又猛地一惊：假如我不把那些时间转让给英语或者数学，我的生活之路又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有时间坐在午后的阳光里喝茶，买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喜欢的文字么？我本是一个农民之子，我的根在土地上，连同我的身体。从小学到高中，我身边走过那么多同学、同乡的身影，今天，他们依旧还是竖守着土地，不是出于伟大的气魄，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就是说，对于我，对于中国干千万万的学子来说，买一张进入大学的门票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对本性追求的价值，没有高考这块砖，你就很难敲开命运这扇门。用一个通俗的比喻，高考就是“100”左边的那个“1”，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
高考，己之矛，彼之盾，想去批评，自己恰恰又是高考的受益者，想去赞扬，那实在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考试的日子何其痛苦，青春的时光何其宝贵，没有高考，我们将怎么样安排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在已有的选拔人才的模式中，高考是至今为止最具有公正性的。假如恢复科举考试之前的举荐、世袭制度，恐怕结果还要更糟’不公正性表现更加突出。对于高考的爱与恨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表明的？也许，高考本身没有错，经是好的，只不过是让人给念歪了，可是再歪的嘴也不可能把恶魔的诅咒当成救世的经卷吧，总之，都有点问题。
我是否可以这样说：我受恩泽于中国的高考，否则我不会有这样的生活；同样我也受害于中国的高考，否则我不会有‘这样’的生活。
可是，我还是希望，我们的高考能找到一个全新的路子，在不压抑人才的前提下培养人才，塑造人才。是是非非，评论之后的关键就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改革和完善。
尽管素质教育明确要求不搞名次排序，但人们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名次排列出来。追根溯源，还是高考惹的祸。
高考指挥棒下何谈素质教育
王子文
在当今社会，高考是被民众普遍关注的重要事情，尤其是那些高考生的家庭，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被沉重的思想包袱压迫着。而已经在读“高四”或“高五”的学生们，他们身上是不堪重负的压力，家长更是牵肠挂肚终日寝食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