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为什么是“不倒翁”
高考指挥棒大概是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棍子”了，它不仅指挥着高中，还指挥着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你要想有一份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被高考指挥棒“逼进”应试教育的怪圏，不知不觉中丢掉了快乐的童年。
可是，高考的残酷远不止于此。你跌跌撞撞走进考场，却不一定能闯过“鬼门关”。不要说北大、清华了，重点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来自省重点中学，而一般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是少数质量较好的一般中学的优秀生。也就是说，全国一万多所中学的大多数中学生都是“陪绑”。就是逐年扩招，最后还是要淘汰一半的高中生。学校为了保“尖子”，只能“牺牲”大多数。普通髙中也很有自知之明，高考20%的难题那是为重点高中出的，我们的目标就是中低档题。不少普通高中的教师对学生“实话实说”，掌握课内的内容能让你毕业，但不能保证你上大学，有条件自己补课去吧。成绩提高可不是三天的事情，你轻松了三年，想在三个星期把成绩提上去，做梦去吧。髙考使60%以上的高中生处在没有信心和丧失自主权的状态下，破罐子破摔，因为再读也是差生，也考不上大学。大批的学生以失败者的身份走向社会，谁知道被“蹄掉”的心情和命运呢？
在高考“说一不二”的权威下，中小学怎么能不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呢？考了还要排座次。高考这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学生头上，怕考不上，怕考不上好大学，怕考不上理想专业。“坏”学生怕，好学生也怕，就是第一名也不敢“高枕无忧”，后面有多少双眼睛都在“虎视眈眈”。所有人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
1977年当面向邓小平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的查教授说，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他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考试。
高考的种种弊端，不仅让老百姓谈“考”色变，就是“考官”也心照不宣。是把住大学的“入口关”，还是“出口关”？如果不靠“分”，必取决于“权”和“钱”，导致腐败。权衡来权衡去，实在是无奈啊，“考官”还是“狠心”把住“人口关”。所以大学的“出口”毕业分配改了，不再由国家“包销”，而是推向市场，但招生制度“涛”声依旧。
为什么呢？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査，95冗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将近一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博士、博士后。即使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入学率也才15%。教育部某副部长说，现在推行素质教育，大家说高考不改革，一切都难推进。可髙考怎么改呢？目前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居世界首位，全国的小学生一亿多，中学生几千万，而大学生只有几百万。这样一个基础教育同高等教育在结构上的严重失衡，怎么改变也是一小部分人上大学。教育体系的整个结构不改革，高考很难有根本的变化。是啊，谁叫中国的教育市场这么大呢？如果考生数小于招生数，大学当然会敞开大门。
可是，中国的教育市场是不是有些“虚”呢？高等教育经费紧缺是世界性的现象，千方百计“抢”留学生，巳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目前高等教育的国际贸易市场已经被几个发达国家所瓜分。1993年，美国“收获”留学生的学费68亿美元，留学生支出的生活费估计38亿美元，合计超过100亿美元，同时还创造了十几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商务部称留学生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产业。1993年，英国因留学生收入近50亿英镑，澳大利亚则每年都在20亿澳元以上。据统计，美、英、法、德、俄、日、澳、加、比、奥等10个国家，每年度招收的留学生已经超过120万，学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印度及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世界各国早就意识到了，而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不仅没有“抢”来更多的留学生，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我们的大学呢，只能严格按指标招生，“心甘情愿”当“穷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供不应求是人为的。政策规定的学费远少于实际培养费，只占25%，大学招一个赔一个。难怪高校对不来报到的新生或因某种原因退学的学生亳不心疼呢，招得越少，赔得越少。
留美学生胡学华当年曾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一封信，提出打破教育部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的办学体制，放开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括大学、研究院，把教育自主权下放到各个教育主体，教育部只管普及义务教育和宏观教育政策。如果解开“绳索”，你看中国大学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这种人为的供不应求，无疑给了高考一条生路。
所以尽管那么多的人批评高考，却没有人敢把高考“拉下马”。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取消高考，1966年女化大革命最先向高考“开刀”，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方式。结果怎么样？情况变得很糟糕，走后门成风。结束十年动乱，1977年高考成为开路先锋。加上1978年，考生达到1160万，空前绝后。一时没有那么多印试卷的纸，搬来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刚刚“活”过来的高考还没有后来那么“恶”。可考生太多了，随着“水涨船髙”，只能不断加高分数这个“堤琐”，高考的“毛病”就这样越来越多。谁都不否认高考要改革，但改革太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谁也不可能马上拿出一个灵丹妙方来。还是要面对现实，就像鲤鱼跳龙门，面对同样的高度，毕竞有那么多的考生“跳”过去了。
2000年元旦的“减负”会议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看起来很“小”，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年来高度关注并重视的问题。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先后有过一系列重要的批示和谈话。
说实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负”，比起现在的“负”，简直“小巫见大巫”。那时，下课后仍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而现在的中小学生根本没有课外活动，回家就是做作业和吃饭睡觉。每天跟父母讲三句话：我走了；我回来了；我睡觉了。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使我们的孩子没有玩，没有自由思考，只有沉重的书包。
全国政协委员黄懋衡对中小学生的印象是，背上的书包又沉又大，课本堆积如山。广州初中生的书包重达10公斤，小学一年级的书包5公斤。很多年前，新华社记者拦住一位被书包压弯腰的小学生，一过磅，书包10公斤半。精明的厂家马上发明了钻辘书包“滚”着走。为什么中小学生的书包这么重？西安莲湖区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弔包里有16种教材和参考书。北京某小学二年级学生，书包里有教科书和辅导书34本。山东某中学的初二学生，书包里各类参考书39种。1997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汩罗市一所中学看见学生们从课桌上两摞高高的“书山”中看黑板。一问，13门课19本书，243万字，加上《应试指南》等辅导书，有56本500多万字。
1991年2月7日《中国教育报》文章指出，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竞争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使绝大多数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査，约80%的中学生认为理科困难，厌学达30%，有的地区厌学髙达60%。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识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2005年有报道说，北京有20万学生学习困难。
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中小学“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说，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书本多，课程多，作业多，考试多，补习多，竞赛多。中小学课业负担不仅违背了教学规律，剥夺了学生自由发展的权利，也损害了政府和教育的形象。
2000年元旦，教育部紧急通知“减负”。为落实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21世纪第一个会议是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电视会议。真感谢我们的教育部官员，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1月3日赶在寒假前印发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加快教材课程改革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首先把小学生过重的负担减下来。1月7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大大的黑字标题是《中小学生要“解放”了》。
1月10日，教育部印发部长陈至立在2000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教育部2000年工作要点》，规定得很细，取消百分制，成绩评定实行等级制。小学除语文、数学外，不得组织其他的课程考试。每门课只准使刖一本教科书，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严禁用增加作业量的方法惩罚学生。节假日不能上课，任何单位未经教育部门批准，不得组织小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不彳导以赛促销，以赛代销。教育部将在各地建立“减负”的专项督导机制和通报制度，对违纪事件严肃处理报纸上登过这样一张照片，深圳的中小学生笑着欢迎“减负”。真能皆大欢喜吗？
中小学生沉重的负担，一直是教育界多年来研究并试图解决的老大难。“减负”的文件最早见诸1963年教育部的文件，1982年列人人大政府报告，1987年列入中共十三大报告。从1983年到1994年的10年中，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颁发过六份同类主题甚至连文件题目都差不多的“减负”文件，同时还下发了四次调整和降低中小学教学课程和要求的文件。1994年以后，随着对应试教育种种弊端和根源的综合分析，纠正应试教育倾向的政策制定权下放到省一级。从1994年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省级教育部门都下发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关文件。总之，我们的教育部门为“减负”可没少投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上边开的“花”那么大，可下边就是不结“果”。2000年的这次“减负”，是第49次重复了，真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减负”不要变成一纸空文。
2002年，北京海淀、宣武、延庆三个区县的小学进入全国课程改革实验。主要是素质教育，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2004年秋，80%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实施新的课程计划，初中也有更多的学校开始素质教育。
人们期待此举打破“流水线”的教育，使我们的孩子成为富有创造性的一代。
可是直到2005年暑假，北京市教育部门仍在下达“禁止补课令”，严禁中小学校和各种社会补习班提前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毕业生举办升学补习班。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北京四中招索质提髙班，许多家长排了一夜长队给孩子报名。新学期开始，上海专卖教学辅导书的书店热闹非凡，“长龙”排出店外50多米。放假前，家长就忙着为孩子联系家庭教师和补课班了。无论如何，“减负”对“好”学生可不是好事，只好自己买：‘零食”。
“减负”减不下来的关键在哪里
2000年3月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参加政协小组会议，在听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谈到“减负”时说，现在教育上的热点问题莫过于“减负”。他说：“我已经是有孙女的人了，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也都有子女。我小孙女每天做那么多的作业，比我做总理时还要累。她自己说她在全家最辛苦，起得最早，书包最重。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一问题，国家也制定了措施，但很难减下来，关键在哪星？”
是啊，为什么中小学生会有如此沉重的“负”？为什么禁了补课，却火了家教和教学辅导书？现代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部分，社会舆论把阻碍“减负”的矛头更多地指向家长。家长也不是“魔鬼”，非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北京某报社曾对200个家庭进行调査，74%的人说“减负”的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负”，30%的人不领情，说减“肥”当然好，可高考要求“大胖子”，谁敢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