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老是不着家。
父亲除了种地，还做些小生意。贩卖粮食、麻花、木器和一切能赚钱的东西。自然是小本经营。推一辆独轮小土车，或者挑两只筐子，在苏鲁豫皖交界的几十个县之间往往来来，一趟就是十天半月。
家里很穷。两间草屋做居室兼厨房，半间草棚子放些农具杂物，一个土墙小院，院里一棵弯枣树，树底下卧一条狗。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家里老是断炊，老是半饥不饱的。晚上没有吃的，肚子饿了就喝点水。我那时还小，饿了就哭闹，母亲放下纺车，把我揽到怀里哄一阵，解开怀塞我嘴里一个奶头。其实母亲的奶早就没水了。我吃奶吃到八岁，到入学才断奶，还是母亲在奶头上抹上锅灰，又让姐姐们羞了一通才从此不吃奶的。
父亲又是好多天不在家了。全家人都盼他快点回来。因为父亲一回来，就意味着有了吃的。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隆冬之夜。
傍晚时积雪就已很厚。村里到处静悄悄的，屋后路边的杂货店里透出一小片灯光。几乎没什么生意。几个老人倚着柜台聊天。庄稼人都瑟缩在自己的草屋里。这么冷的天，很少有人外出。关上院门，男人转动着拧车拧绳子，女人纺线，而且多是摸黑做事，油灯也舍不得点的。孩子们不怕冷，不时跑到院子里玩一阵雪。我小时体质很弱，曾有两次差点病死。天冷加上肚饿，我没有心思玩。父亲不在家，家里就格外冷清。母亲和大姐都在纺线，我和二姐早早就睡了。纺车声嗡嗡的像催眠曲。母亲又在低声哼唱着什么，调子非常凄婉。母亲纺线时常这么唱，唱给自己听，像是倾诉，又像是叹息。天还在下雪，鹅毛似的，越发紧了。有树枝折裂的声音。北方雪大，压塌草屋的事也是有的。不知什么时候，我带着泪痕睡着了。母亲说，睡着了就不觉饿了，睡吧。
母亲和大姐还在纺线。她们同样空着肚子。
已过半夜了吧。除了簌簌的落雪声，外头世界已在漫天大雪中沉入深夜的静寂中。突然一阵敲门声，然后是大黑狗兴奋的咆哮，父亲回来了！
父亲整个成了雪人，挑两只筐踉踉跄跄栽进屋，眉毛都是白的，嘴里哈着寒气，一副极疲倦的样子。赶到这时回家，肯定是走了很远的路。一家人都惊醒了，那份欢悦是可以想见的。大黑狗吱吱叫着跑里跑外，不时往父亲身上乱扑。大姐忙着为父亲身上打雪，母亲则忙着烧水去了。我迷迷糊糊刚坐起，父亲已转身从筐里端出两个大壮馍。这是四省交界地特有的一种面食，每个壮馍要四斤干面做成。像一块豆饼那么圆那么大，放在特制的平底锅上烤熟，结实耐嚼，刚出锅的更好吃。父亲带回的壮馍当然早就冷硬了，放在案板上“嘣”一声响。父亲用刀砍开，一块也有一斤的样子，拿起来塞到我手里，我赶忙接过，用手背擦擦眼就啃起来。一家人都在吃，真香啊！
其时大雪仍在下，门缝里挤进的雪积成小雪堤，冷风不时灌进屋子，但全家人都感到暖烘烘的。外间屋灶膛里火光一闪一闪的，母亲要为父亲烧大半锅热水，盛出来半盆让他洗脸洗脚，剩下的再烧点面汤。那时父亲坐在一旁，抽着烟看我们吃东西，一脸疲惫中透着满足和安详。偶尔说几句话，大约就是外出的见闻和经历之类。父亲口拙，不太爱说话，他一生对儿女的爱都是体现在行动中。即便这种全家团聚的时刻，他也不太说话。他默默地抽着烟，一屋子都是咔嚓咔嚓的咀嚼声。看我们姐弟狼吞虎咽的样子，父亲忽然有些心酸，他掩饰地撸一把脸，说：“甭慌，够你们吃的。”
后来的几十年中，我经历过困窘，也经历过辉煌，住过豪华宾馆，吃过珍奇佳肴，其中许多东西父亲连见也没有见过。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隆冬之夜，那是迄今为止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父亲给我的壮馍更好吃。
歇息几天，父亲又上路了。挑两只筐，风风火火的，像是要去捡拾什么。他总是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母亲和大姐依然在家纺线。摸着黑纺线，一纺就是大半夜。那时大姐不过十来岁。
村里人说，这家人疯了。
父亲母亲黑夜白天没命地干，就是为了买地。
土地于庄稼人像命一样重要。而父亲母亲都曾是庄园的主人，失落的庄园是他们永远的梦想，他们要捡回那个梦。
曾祖父曾有一千多亩肥沃的土地和一片青砖瓦屋，人称大瓦屋家。那是他的父辈三门合一传给他的。日子相当富裕。可惜曾祖父三十九岁病逝，撒手西去了。从此曾祖母以寡妇之身带着三个儿子和一大片庄园，开始了艰难的人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瓦屋家已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曾祖母子孙满堂，却无力保护他们。几十年间，这个家族曾十二次被土匪绑票。曾祖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次次割地赔款，用大把大把的票子把儿孙们从虎狼窝里赎回。其间的屈辱是无法尽述的。
三个祖父渐渐长成汉子，胸中涌动着无数仇恨。他们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这个家了。
那一年，一个土匪头儿又去家要粮，带着几个人，一人一条枪。曾祖母不敢得罪他们，亲自灌了两口袋麦一口袋秫秫，让人搬到他们车子上。事情就出在那一口袋秫秫上。土匪嫌给了杂粮，气哼哼走了。爷爷赔着小心送到门外。土匪头儿却突然转身，对着爷爷打了一枪。爷爷一闪身，幸亏缩得快，躲回门后，一枪打在墙角上：“噗！”一股尘土，溅了爷爷满脸。土匪扬长而去。这正是日头正南的时候。爷爷看看日头，一口血喷出来。他反身回到院里，冲二祖父三祖父说：“卖地，买枪！”
爷爷是长子，爷爷说一不二，一辈子都是火爆脾气。
半个月后，枪买来了，三条。三个祖父一人一条枪。
又两个月，炮楼修起来了。两座。在院子里对角矗立。院墙也加固加高了。炮楼上三条快枪，加上几门土炮，一家人胆气壮了。果然，三五零星土匪再不敢大白天骚扰。夜晚捣乱，一阵枪打出去。大瓦屋家不再逆来顺受。
但好景不长。三兄弟也就三条枪。对付小股土匪还行，有大队土匪前来，就只好开门迎盗，不然一座庄园都会玉石俱焚。
绑票的事仍在继续发生，曾祖母又在卖地了。
父亲就曾两次被土匪从被窝里拉走。第一次才七个月，回来时已经会喊奶奶了。父亲被土匪抱走后，寄养在皖北一个孤老太太家。每日喂三次面疙瘩，吃罢就扣在粮囤底下。那是一种条编的大粮囤，扣在底下，别说七个月的婴儿，就是七八岁的孩子也爬不出来的。父亲在粮囤底下生活了一年多。这期间，曾祖母费尽千辛万苦，到处托人打听，是哪路杆子抱走的，要价多少。方圆几百里内都寻找了，却一直没有下落。父亲是长门长孙，曾祖母为找回父亲是不惜倾家荡产的。后来曾祖母的娘家人也出面寻找。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在皖北的砀山县找到了父亲。原来，一年前的那个夜晚，土匪把他寄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后，自己也找不到了。他们早就知道我们家的人在找父亲，也知道曾祖母开了个很大的价钱，却只好装聋作哑。父亲第二次被绑票是三岁。这一次很快就赎回了，曾祖母卖了十亩地，把两千斤麦子交给土匪，保住一条命。
曾祖母的土地在一年年缩小，是被人一刀一刀割走的。
三祖父说：“我去当兵！”
曾祖母舍不得。三祖父才十七岁。肩膀还嫩得很。
爷爷说：“娘，让他去吧。”
曾祖母说：“你说得轻巧，那是要在枪林弹雨里钻啊！”
爷爷说：“娘，不该死老天爷会保佑他。该死在家呆着也会遭祸。”
曾祖母抹抹泪不吱声了。曾祖母直发呆。
多少年来，她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她的儿孙，还是挡不住一次次被狼叼走，留在身边，的确也不保险呢。
曾祖母终于同意了。
夜晚，爷爷把三祖父喊出来，兄弟俩在院子里站着。
爷爷好一阵没说话。
三祖父有点怕爷爷。长兄如父，爷爷规矩很大。
夜很黑，星星显得特别亮，只是被风摇得厉害，像是要从上头掉下来。
三祖父抱住膀子有点冷。
爷爷说：“三，当兵要打仗的，你不怕死？”
三祖父说：“知道。我就是想去打仗！”
爷爷说：“打仗好玩？”
三祖父说：“打仗不好玩。我就是想死个痛快！”
“啪——！”
爷爷甩了三祖父一个嘴巴子。
“哥，窝囊气我受够了！”
爷爷转身找到一条绳子，指指旁边的树，“想死容易，上吊！我看着你上吊！”
三祖父哭了。三祖父还是个孩子。
爷爷扔掉绳子，叹一口气。
爷爷一阵子没吱声。他在想让不让他去当兵。
爷爷知道这条路很险，几乎是一条绝路，但他终于别无选择。
“三，去当兵吧。好好当兵，能混个连排长回来，就没人敢欺负咱家了。”
三祖父点点头。三祖父曾三次被土匪绑票。
爷爷说：“三，别光想到死，要活着回来！”
三祖父去当兵了，在距家一百多里路的山东省鱼台。
三祖父打仗很勇敢，又爱结交朋友，在兵营里有一帮拜把子兄弟。打起仗来互相照应，受过几次伤，却无大碍。一年多时间里，三祖父摔打成一条黑大汉。不久被提升为排长。
这一年多里，家里安稳了许多。大瓦屋家有个在外头耍枪杆子的，土匪们有所顾忌了。
曾祖母天天烧香磕头。
忽然有一天，三祖父跑回家来了。
三祖父前脚刚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抓逃兵的就追来了。三祖父是逃兵。
队伍要往山西开拔，那里距家太远。三祖父当兵是为了保家护院，当兵去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跑了。
那时候，逃兵被抓回去是要枪毙的。何况是一个排长。
三祖父被夺下饭碗，当即捆起来就要带走。
曾祖母给人磕头求情。磕得披头散发，额上冒血。
乡邻们也帮着说好话：“你们行行好，就当没抓住他不中吗？”
“不中。我们抓到了。”
“行行好吧。抓回去就是个死。”
“军有军法！”
爷爷请来了寨主。寨主是赵家的头人，有点身份的。但他无法阻挡抓人。就向带头的说：“长官，请你们路上走慢点，我去求个人情来。”然后示意爷爷，爷爷明白，赶紧送上一袋钢洋：“路上喝茶用，请诸位慢点走。”
那带头的还拿捏着不接，被一个也是小头目样的人伸手拿过去，笑嘻嘻说：“我们也是听差，你们求人情要快！”后来才听三祖父说，小头目样的人是他把兄弟。
抓逃兵的把三祖父带上路的同时，一顶小轿抬着寨主也飞似的往县城奔去。寨主和县长是把兄弟。赵家寨主在当时是体面人，一个寨子二千多口人，加上分布在全县的赵家，有数万人之多，大寨小寨常联手和外姓人打斗，人多势众，不免有些霸气。但为官的却爱和这类人物结交，不然这官就做不稳当。寨主就是去县长那里求人情的。自是爷爷一路同行。
一路上爷爷捏一把汗，因为他不知能不能求到县长的人情。即便求到，又不知县长和那军队的长官有多大交情。那时天已落黑，到处一片苍苍茫茫的，一行人走得好急好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