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道比茨非常欣赏信仰虔诚、严于律己的路德，鉴于这位年轻的弟兄饱受灵魂征战之苦，他自己也疲于应对穷根究底的路德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和频繁的祷告，于是他试图为路德指明一条出路，让他自己去求证真道，同时，也分担一下自己除了繁重的教会管理之外还在大学承担的教学任务。一天，施道比茨和路德在修道院梨树下乘凉，他对路德说：“硕士先生，您必须成为博士和传道士，这样，才与您的才能相配。”施道比茨的意思很明确，他要路德去维滕堡大学攻读神学博士学位，并接替自己在那里的《圣经》学教席，这样，路德就能从作为信仰之本源的《圣经》中寻找答案，解除困惑。但是路德惊得说不出话，他信心不足，胆怯，吞吞吐吐地说出一堆理由来谢绝这位良师。不过，施道比茨不是轻言放弃之人，他继续游说他，说：“您难道不知道我们主的工作繁多吗？他需要聪明人来担当，能干的人即使到了天上，上帝还是用得着的。”路德最终同意了。
1512年10月18日，路德戴上了羊皮制的扁平帽，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他就接替施道比茨担任维滕堡大学《圣经》学教授。路德后来说，他纯粹出于服从，被迫做博士，对着他亲爱的《圣经》发誓一定要忠实真诚地宣讲《圣经》。路德首先讲授《创世纪》，接着讲授《诗篇》（1513-15年）、《罗马书》（1515-16年）、《加拉太书》（1516-17年）和《希伯来书》（1517-18年）。1518年，他开始重新讲授《诗篇》。在讲授《圣经》之前，路德会先将所讲经文印在比较大的纸的中间，这样纸的四周就留下大量的空白，他会将想要表达的主要意思记下来，而学生也可以在那里做笔记。这些留下的讲义和笔记清晰地记载了路德思想发展的轨迹，后人从它们出发考察路德如何实现神学的突破，提出了他的新发现，最终与各种传统学说划清界限。不过，在论述路德的新发现之前，有必要先看看他在大学和修道院读书期间所接触到的各种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看看他如何上下求索，亲证诸种拯救法门，却发现它们都存在着问题，最终不得不走上另立新说的道路。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路德所说的新发现新在何处，他的灵魂的焦虑何以得到了根本解决。
在路德所处的中世纪末期，各种思想纷至沓来。他本人所接触的传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经院哲学、人文主义和神秘主义。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的主要思潮，它试图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用理性证明其合理性，并系统阐释基督教教义，其鼎盛时期是13-16世纪。在这三百年鼎盛时期中，以“天使博士”阿奎那和“精细博士”司各特等实在论者为代表的“旧路”神学在前半段时间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以奥康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比尔（Gabriel Biel）等唯名论者为代表的“新路”神学则在后半段时间里独领风骚。实在论与唯名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承认共相是真实存在的，而后者要么否认共相的存在，要么即使承认它存在，也认为人不能认识它。唯名论者反对经验现象背后的实体和抽象存在，实质上否定了实在论者通过理性把握上帝及其属性的尝试。托马斯用理性来论证上帝的永恒性及其与他创造的世界的关系，而唯名论者，甚至包括实在论者司各特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必然将上帝限制在理性之中，使之成为有限的存在。为此，他们区分了上帝的意志和存在、他的绝对的能力（potentia absoluta）和循序的能力（potentia ordinata）。上帝的绝对的能力是指他具有至高无上的能力，能够做他想要成就的任何事情，哪怕这件事违反逻辑规律，譬如他可以使二加二不等于四，而等于五，他甚至可以将灵魂赐给驴子而不是人，可以化身为驴子，而不是人。但事实上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五，上帝将灵魂赐给了人，而不是驴子，上帝道成肉身为耶稣，而不是驴子，因为上帝还有循序的能力。
与对于上帝的力量的这种区分相应，新路派神学家对于人的称义和救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世纪，人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奥古斯丁和佩拉纠（Pelagius）围绕此展开过激烈的争辩。前者强调自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性彻底败坏了，人完全被罪捆绑，所以人的救赎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人依靠己力根本无法获得上帝的救恩，任何试图凭借己力获得救恩的行动本身就是罪的表现。但是佩拉纠对人性并不持这样悲观的看法，认为人并非一无是处，拯救的力量就掌握在人手中，人可以通过善行来取悦上帝，赚取救赎。总之，奥古斯丁认为救赎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而人本不配领受它，但是佩拉纠则认为救赎固然是上帝赐给人，但还得靠人自己的努力来赚取。奥古斯丁和佩拉纠在人如何获得救赎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后来分别被叫做神恩独做说（monergism）和神人合作说（synergism）。这两种观点也在唯名论者中间重现：一方是里米尼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Rimini）和奥维托的胡林诺（Hugolino of Orvieto），另一方是奥康的威廉、达哀理（Pierre dAilly）和比尔。前者认为只有依靠上帝的怜悯和仁慈，人才能获得救恩。因为佩拉纠的观点早就被教廷判为异端，所以后者并没有直接接过他的观点，虽然接受了其实质，即凭借自己的行为，人会蒙上帝悦纳，获得救恩，但是加以改良，引入了盟约观，使其更加精致。在他们看来，尽管上帝具有绝对的能力，可以任意行事，但是因为他的循序的能力，所以，当他与人立下盟约，规定双方的权责之后，只要人满足盟约的条件，他必然会履行盟约。上帝确定了一个条件，即人要“竭尽所能”，只要人满足这个条件，上帝就会赦免他，将恩典浇灌到他头上，这人因此就恢复了与上帝的恰当、合适的关系。而何为“竭尽所能”呢？比尔宣称那就是遵从圣礼，对付内心的邪情私欲，悔罪，爱上帝，尽力行善。在比尔看来，耶稣是一名良医，为他的人民准备了良药，设立了具有医治功效的圣礼，要去除他们的罪恶，治愈他们的伤痛，使他们恢复健康。
对于上述观点，路德毫无疑问是非常熟悉的。当时大学课堂上被频繁宣讲的话就是“上帝不会拒绝将救恩赐给那些尽其所能之人”。埃尔福特当时已经成为唯名论的阵地，比尔的学生乌辛根的阿诺尔蒂（Arnoldi）和艾森纳赫的特鲁特尔（Trutfetter）在授课时彻底贯彻奥康的威廉和比尔的思想，而他们正是路德在文学院学习时的老师。在被按立为神父和主理弥撒之前，路德认真学习了加百列·比尔的《弥撒圣典评注》。在修道院和神学院里，他继续钻研奥康的威廉和比尔的著作。
尽管路德在1509年就已经在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但是在他所作的笔记中他仍然赞同他的老师的观点，认为善工和遵循圣礼是接受恩典的前提。在1513年开始讲解《诗篇》时，他直接陈述了他所受教的经院哲学的盟约神学：“上帝已经与我们立下遗约和盟约，因而任何信仰与受洗的人都必然获救。在这个盟约中，上帝是完全真实和信实的，并且受其应许规范。”他还以《马太福音》七章7-8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为证据，说宣扬上帝与人定下了仁慈的圣约，定会将恩典赐给尽其所能之人的神学博士非常正确。甚至到了1515年，他还宣称“我属于奥康学派”，说：“律法是人们接受基督的预表与准备，因而只有尽我们所能做事，我们就能获得恩典。”同时，他还相信人有能力遵行律法，做善工，宣称人没有完全变恶，人的良知和向善的欲望只是变弱了，并没有泯灭，只要增强它，人的向善的微弱之举就能够转变成爱上帝超过一切的行动。他还宣称人的“真正的义是谦卑、认罪和自责”，“唯有谦卑才能得救”。
第二个传统是14至16世纪的“人文主义”。它并不像今天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只是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它还有宗教上的诉求，呼吁教会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人文主义者的口号是“回到根源”（ad fontes），即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他们厌恶处在古典时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之间的那个时期，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中世纪”和“经院哲学”这些术语就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使用这些带有贬义的词来刻画那个时代及其哲学，指责中世纪是愚昧无知的时代，抨击痴迷于繁琐的分析和论证的经院哲学是“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要求越过横亘在他们的时代与古代的黄金时代之间的中世纪，试图复兴古典思想和艺术，重新回到《圣经》、原初教会和教父时代的经典著作。
人文主义者的诉求可能令人不解，中世纪宗教氛围浓厚，基督教一统天下，难道没有《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供人阅读吗？中世纪确实有《圣经》，那是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文武加大版《圣经》。但是人文主义者发现该权威译本有很多错误，譬如，哲罗姆将《马太福音》四章17节耶稣开始传道的话语翻译为“赎罪吧（Do penance），因为天国近了”，希腊语原文“metanoia”被译为“赎罪”，教会过去就以这个翻译作为补赎礼的根据，但是瓦拉（Lorenzo Valla）指出该词有“悔罪”之意，强调的是心性的转变，而不是外在的行为。至于奥古斯丁（Augustine）、安布罗斯（Ambrose）等伟大教父的著作，中世纪神学家也非常重视。不过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术，作品都是靠手抄，而在抄写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改动和错漏，并且过去书籍稀少，完整的抄本往往也只有修道院和教会才有能力收藏，所以人们会摘录古代教父的著作，并加上注释，譬如路德所读的伦巴德的《箴言四书》就辑录了教父们的言论。但是这往往加上了编者个人的偏见和喜好，断章取义，而读者也无法查考，因而以讹传讹，祸患无穷。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些人炮制一些作品，然后署上著名教父的名字。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出现了很多署名为奥古斯丁的著作，但是其中的观点与奥古斯丁的思想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
活字印刷的发明使得批量印刷成为可能，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抄写所导致的错漏，同时也使得人们容易购买到书籍。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大批操着希腊语的拜占庭学者来到了意大利，他们带来了西欧人没见过的古籍和古典语言知识。这些条件使得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化的梦想得以实现，他们抛弃了过去出版的一些书籍，考订诸种抄本，重新辑录《圣经》和教父们的完整著作。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从事古代经典和语言研究的杰出学者。勒菲弗尔·戴塔普尔（Lefevre deEtaples）一改过去推崇的寓意解经法，完全依据语法解释《圣经》，在其1509年出版的《〈诗篇〉五译本合参》中，他比较五种译本，对《诗篇》做评注。除此之外，他还出版了保罗书信的译本及对其所作的评注。当时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前者对复兴古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擅长古希腊语，并在大学获得了教席，后来还专门学习希伯来语，并为犹太教经典的命运奔走，反对仇犹主义者试图毁灭它们的举措。1506年，他出版了工具书《希伯来语初阶》，收录了希伯来语语法和词汇，这为人们研习《旧约圣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后者在卢汶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图书馆中发现了瓦拉不为人知的《〈新约〉校注》，该书提出了文献批判式解经法，批评哲罗姆的很多译文和注释是错误的。伊拉斯谟深受启发，在1505年将其出版，并利用其成果翻译《圣经》。次年，出版商阿默巴赫（Johann Amerbach）出版了十一卷的《奥古斯丁全集》，使得人们首次看到这位伟大的教父的全部著作，而不是只言片语。该版本构成了后世的所有《奥古斯丁全集》的基础。伊拉斯谟后来又重新编辑了这些著作，出版了十卷本的《奥古斯丁全集》，纠正了一些错误，并加上了自己的评注。但是伊拉斯谟校勘的最权威的教父著作并非奥古斯丁的著作，而是哲罗姆的著作。
当然，伊拉斯谟校注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是在1516年由弗洛本（Johann Froben）出版的《新约圣经》。他不但收录了新约希腊文原文，还将它们译成拉丁文，修正了武加大版《圣经》的诸多错误翻译，并用注解来解释经文。虽然伊拉斯谟并没有考证和校勘足够多的《圣经》抄本，翻译也没有严格遵照字面意义进行，但是这部《圣经》是历史上第一版印刷出来的《圣经》。在该版本的前言中，伊拉斯谟甚至说他希望下层妇女都能阅读福音书和保罗书信。这个愿望部分得到了实现，学者们争相阅读他校注的《圣经》。中世纪确立的很多教义和谕令都依赖于武加大版《圣经》，一旦作为它们的依据的译文是有问题的，它们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事实确实如此，当人们将伊拉斯谟的希腊文版《圣经》与武加大版《圣经》对比时，他们惊异地发现教会所宣扬的一些教义和律条是不正确的。
早期教会只有两项圣礼，即受洗礼和圣餐礼，但是教会和神学家依据经文又增加了五项圣礼：坚振礼、补赎礼、婚礼、按立礼和临终抹油礼。伊拉斯谟在其《新约》中遵循了瓦拉的观点，将耶稣的那句话确定为“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这样补赎礼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但是武加大版《圣经》不将希腊文“mysterion”译为“奥秘”，却偏要译作“圣礼”。伊拉斯谟纠正了这个错译，指出婚礼根本不是圣礼。中世纪，人们崇拜和购买圣徒遗物，那是因为教会宣称圣徒的功德是用不尽的，其他人可以支取，而作为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的功德更是超乎寻常的。这主要依据武加大版《路加福音》一章28节中加百列说玛利亚是“充满恩典”的女子，但是伊拉斯谟指出希腊原文只是说玛利亚是一个“蒙恩”的女人。
这些差异无疑是惊人的，它们动摇了人们对教会宣扬的一些信条的看法。不但如此，人文主义者胡腾（Ulrich von Hutten）在1517年出版了瓦拉的《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过去教皇总是以此谕令为由来宣扬其拥有现世统治权，但是瓦拉运用其古典学知识考证出该谕令是伪作，这样教皇的根据就不存在了。伊拉斯谟则辛辣嘲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丑行。在《愚人颂》中，他讽刺人们尊崇圣徒，特别是圣母玛利亚，说好像圣母在圣子之上。他还批判和嘲笑经院哲学家痴迷于繁琐的分析和论证，说有些自诩为伟大而开明的神学家总是着迷于解决如下问题：神诞生的确切时间是何时？基督是否有几个来源？“上帝恨他的儿子”这个命题可能成立吗？上帝会降生为一个女人、撒旦、驴子或葫芦吗？果真如此，一个葫芦如何传道、行神迹和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当基督的尸体还挂在十字架上时，如果彼得要献祭，他拿什么献祭呢？在那个时候，基督还可以被称作人吗？复活之后我们能够吃饭喝水吗？如果能，那么在永生到来之前，我们还要防止饥渴的袭击。伊拉斯谟说人们一般认为神职人员品行比一般信众高尚，但事实恰恰相反。1517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尤利乌斯被逐出天堂》。尤利乌斯即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当这位在人间地位显赫的教皇死后来到天堂的大门前时，圣彼得不允许他进去，因为他不认识什么教皇。
伊拉斯谟等人重视《圣经》和教父的著作，这源于他们的宗教改革主张，下面我们看看伊拉斯谟的基本宗教观点及其对救赎的认识。在1503年出版的《基督精兵的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中，伊拉斯谟就已经形成了其宗教改革主张。一位不服从神职人员管教的军人的妻子托伊拉斯谟的朋友请他为丈夫写点东西劝诫他以便让他灵魂获救，因为他很钦佩这位伟大的作家，可能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伊拉斯谟写了这本小册子。书名中的“Enchiridion”既有包括手册在内的短小精悍之作的意思，也指可以持在手上的小型武器，如匕首、短剑，他的标题显然是双关的，人生是不断征战的，他要提供教导使这位军人丈夫明白基督精兵应该获得何种锋利的武器，在信仰上打一场漂亮的胜仗，使基督成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但是该书在出版之后的最初十来年并没有太大影响，直到1515年出第三版时才引起世人的重视，一时洛阳纸贵，在随后的短短几年中就印了二十三版。在为其校订的《新约》所写的导言中，伊拉斯谟明确提出了“基督的哲学”这一概念，说这种哲学关注的是心性、生活意义、灵感启示和人生态度的转变，而不是经院哲学所推崇的三段论、辩论、博学的知识和抽象思辨。要成为好基督徒无需掌握很多知识，只需要虔诚和高尚的道德。
伊拉斯谟的基督的哲学所提倡的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道德的生活方式，他将古典哲学和道德融入到基督教中，甚至将苏格拉底封圣，祷告说：“圣苏格拉底，请为我们祈祷！”基督成了道德的最高目标，而基督徒要效仿他，过道德的、虔诚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要使欲望受理性支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基督精兵有两把锋利的小刀：祈祷和知识。向上帝虔诚祷告可以让人战胜欲望，而知识帮助理性做出正确的判断。知识的来源是《圣经》，阅读《圣经》也能帮助人抵抗欲望的攻击。
伊拉斯谟强调内在的信仰，反对教会的外在的、形式化的诸多仪式，如圣礼和圣职制度。他反对神职人员的无上特权，认为他们只是教育平信徒的人而已，而后者才是教会的真正宝藏和复兴教会的希望所在。为了提升平信徒，需要进行教育改革，将修辞的价值放在辩论之上，将古典著作放在经院哲学之上，将俗世的实践放在与世隔绝的修道之上。基督精兵应该凭借上帝的恩典，以道德的最高目标基督为师，通过阅读古典作品和《圣经》来陶冶理性的、温和的性情，培养虔诚和纯洁的品德，由此生发出对上帝和邻居的爱，最终打赢信心之仗。
在伊拉斯谟看来，始祖堕落使得后人有了原罪，不过原罪指的是人有一种作恶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使理性晦暗的无知、让人为坏情绪左右的肉欲以及使人难以抵抗诱惑的软弱。显然，他并不将罪看作实体性的存在，而只是属性或倾向，而后者显然是人可以凭借己力克服的。这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传统，否定了罪的根深蒂固。人如何获得救赎呢？伊拉斯谟一方面强调人的希望在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通过耶稣基督之死，上帝将救恩赐给人们，罪人通过受洗而罪得赦免，并成为作为基督的身体的教会的成员，人由此获得动力和信心，以他为榜样，爱上帝和邻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能够通过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虔诚，凭借自己所行的正义行为而赢得救赎。在他看来，人的道德能力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是美德的根源，但是人还有主动性，能够选择发展上帝恩赐的诸种能力，回应他。
由上可见，尽管伊拉斯谟嘲笑和批判经院哲学和教会宣传的修道、朝圣、购买圣徒遗物等善工得救的做法，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实质上与他们并无二致，都主张神恩合作说，认为人在救恩上仍然有主动性，虽然救赎和人的能力都是神所赐，但人可以运用这些能力来完善自己，纯洁自身，赢得救恩。包括伊拉斯谟在内的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罪性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淡化神恩，强调人的能动性。伊拉斯谟并不准备提出一种崭新的神学，而只是要求改革教会，克服种种弊端，使平信徒和神职人员都能过上虔诚的、道德的生活。
尽管如此，人文主义还是为路德的神学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路德早在埃尔福特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接触到了人文主义者，譬如后来作为萨克森选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的秘书的斯帕拉丁，后来与胡腾一起匿名出版《晦涩之人的书信集》，支持罗伊希林并尖锐讽刺修士和经院哲学家的鲁宾纳斯（Crotus Rubeanus），并且通过学习，他了解了人文主义者所教授的古典著作。人文主义者编辑整理出版的各种工具书、《圣经》、教父的经典，尤其是奥古斯丁的著作，以及对它们所作的深入研究是在苦苦求索之中的路德如饥似渴地阅读的对象。通过它们，路德娴熟地掌握了古希伯来语和希腊语，非常熟悉《圣经》原文和奥古斯丁的思想。伊拉斯谟编校的《新约》刚一出版，路德就迫不及待地研读起来，并在以后的注解中引用它，到了1523年他自己翻译《圣经》时也以伊拉斯谟的本子为底本。
路德接触到的第三个主要传统是神秘主义。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Areopagite）教导处于“内在的黑暗”之中的人提升自身，通过冥想和听见非受造物的道理，净化心灵，自我放弃，进而与上帝合一。还有一种“婚姻”神秘主义，主张信徒与基督结婚，融合为一体。有些神秘主义者认为人要多冥想、祷告和阅读经文，在“迷狂”和“出神”状态中直接获得对上帝的直观，而持更激进立场的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认为人在创世之前就在上帝之中，与他合一，现在人心中存在着能释放出神圣火花的灵魂之根基，仍然可以在灵魂的“火花”或“基地”上达到与上帝的神秘结合。当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一无是处，“放弃自我”，完全“顺从”和谦卑，委身于上帝时，就能与上帝联合，融为一体。这种观点取消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区别，并且否定了圣礼和教会在救赎中的作用，因而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思想。但是埃克哈特的学生陶勒（Johannes Tauler）仍然继承了他的观点，并将之普及化。对于路德所关心的罪人如何能够站立在严厉的上帝面前的问题，神秘主义者认为人心尚存着神圣的火花，即良知，它可以产生不是很完善的善行和品德，只要激发和发展它，人就能得到完善，被上帝悦纳。
路德很早就接触到了与神秘主义有关的东西。当年他在马格德堡所上的学校由共同生活弟兄会创办，而该会就是神秘主义的一项成果。该会的成员不进行禁欲式的苦修，而是学习、默想和劳动。他们抄写手稿，创办学校，向青少年提供当时最好的知识。有趣的是，伊拉斯谟也是该会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在进修道院之后，路德和其他修士对图书馆里收藏的明谷的贝尔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一些著作非常感兴趣。贝尔纳德重视《圣经》经文，并且指出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体现了神的形象，强调人要多仰望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及其谦卑和顺服上帝的人性，只有经历痛苦、怀疑、挣扎和折磨，人才能真正认识上帝。其时路德正饱受折磨，这番话无疑道出了他的心声，因此毫无奇怪，他会视贝尔纳德为英雄。在十六世纪最初十年的讲道中，路德多次提到了良知，说人心有两种良善：意志和理智，它们是灰烬下的火星、埋在地里的种子，甚至用上了经院哲学的术语来形容它，说它们是渴望形式的质料。意志使人有寻求上帝的能力，而理智使人能分辨善恶。但是人非常软弱，抵抗不了诱惑，因而容易迷失，不能凭借己力进行自我拯救。不过，人毕竟能够知道对荣耀的上帝的盼望，只要获得引导，通过祷告、认罪等方式还是能够进入上帝之中，与他合一。
在其第一次《诗篇》讲义和《罗马书》讲义中，路德娴熟地运用贝尔纳德、狄奥尼修斯的神学概念和思想，譬如，他借用后者的观点，即人只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思考神，在一种忘我的出神状态中接近上帝。他的导师施道比茨也是一位有神秘主义信仰的人。面对路德陷入忏悔却又发现悔罪不够还要继续忏悔的怪圈中不得自拔，他教导路德，说专注一个一个的罪只会使他烦恼绝望，他应该将对个人的罪的关注转移到人的本质上。他还让路德明白神秘主义的基本思想，要他学会谦卑和顺从，多注意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感受到上帝的爱。经他的介绍，路德知道了陶勒的作品，还接触到以陶勒的名义流传的讲道集。1516年，他整理出版了它们，并将之命名为《德意志神学》。该书论述了顺从或放弃自我，有罪的和不顺服的亚当的必死性以及做新人的方式，即像基督一样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做工。路德并不满足于这个节选本，两年之后，还出版了完整本。他称赞陶勒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说他的讲道词是“纯粹而坚固的神学”，甚至在1518年为其《九十五条论纲》辩护时还说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经院哲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多得多。路德对陶勒的赞美一直保持到终生，从他那里学到了软弱无能的人必须完全依靠上帝，在他面前要谦卑。
不过，从上可以看出，虽然神秘主义看似标新立异，与经院哲学差异很大，但是事实上，它们在本质上并不根本差异，脱离不了依靠诸如谦卑之类的善工得救的套路。虽然神秘主义主张与基督结婚，融合为一体，但是并没有突出作为恩赐的信仰的中介作用和上帝的恩典及其降卑、道成肉身为人舍命，而是认为要通过个人的努力，譬如谦卑，顺从，放弃自身。它们强调与上帝合一不但抹杀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区别，而且完全忽视了耶稣基督的中保功能，人无需他就能直接接近上帝。
总之，上述传统给路德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东西，譬如回到《圣经》和教父著作，人有良知，要做善工，在上帝面前要顺从和谦卑，从以自我为中心中抽离出来，将自己放下。这些从世俗的角度看无疑都是值得称道的好东西，然而在人的拯救和如何面对上帝审判的问题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上帝眼里一钱不值。人根本无法做这些事情，即使做到了也不能逃脱严厉的上帝的审判。人只有在称义，与上帝确立起正确恰当的关系之后才可能有善工，而在此之前，人试图依靠自己的善工达到上帝的最低要求，进而赢得救恩的做法是愚蠢的，那不但不能赚取救恩，相反会令上帝愤怒，使自己罪上加罪。只有在认识上发生一次彻底的颠覆，重新认识上帝与人所处的真实关系，人才能获得拯救，而上面的诸种价值才能在一个新基础上得到肯定和认可。
路德在获得圣经博士学位之后，担任了很多职务，他不但要管理和督导自己所在的修道院的宗教仪式，而且作为教区的诸多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主管要经常巡视和监督它们，同时，作为牧师，他还要经常在维滕堡的教堂讲道。当然，他在维滕堡大学获得《圣经》教席之后还要承担繁重的教学研究。此时，他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修道院修道，独自进行灵性的争战，与上帝摔跤，也不可能碰到精神危机就向施道比茨这样的属灵导师请教，作为牧者和老师，他必须怀着坚定的信仰用清晰的话语向平信徒和神学生宣讲上帝的话语，讲解基督教的神学，为他们答疑解惑。但是他自己在信仰上争斗不已，沮丧、彷徨、绝望，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事实上，宣道和教学的重担使得路德更加勤奋地学习思考，对他过去所接受的神学教育和个人的属灵争战做出彻底的、全面的反思，找到精神的出路，以便能安顿自己的灵魂，履行自己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