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至1921年的10年间，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1918年至1921年4年，大生纱厂在海门常乐镇南扩建第三厂，并拟在四扬坝扩建第四厂，在天生港扩建第五厂，在东台扩建第六厂，在如皋扩建第七厂，在南通江家桥扩建第八厂，于吴淞扩建第九厂。在实力雄厚的大生纱厂的支撑下，张謇以讲求实效的经济头脑和敏锐灵活的经营方式，全方位投资经济社会各部门。
他投资盐垦公司，先后创办大晋、大豫、大赉、大丰等70多个盐垦公司，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四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土地面积455万亩，投资总值2119万元。
他还投资金融业。为解决新办企业的资金需要，大生系统1897年开始筹办淮海银行，1919年11月正式营业，董事长为张謇之子张孝若。
连锁企业：大生企业集团除辛亥革命以前创办的重工、交通、食品、机器、印刷、文教、卫生、福利等企事业单位外，自1912年以来，大生企业集团还先后创办与棉纺织业息息相关的许多连锁企业。为了适应大生公司的运输需要，张謇等陆续筹建大达轮船公司，大储栈等储运企业，以及许多服务性企业。
1920年前后，张謇实业建设进入鼎盛期。当时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第一、第二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成、新通等盐垦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会主任、淮海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大生第三纺织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为开辟国际贸易市场，张謇还先后与美国前任驻华公使芮恩斯磋商，重新规划、建立中美合办银行及太平洋航运业。尽管向海外扩张的计划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大生资本集团在国内却是首屈一指的大企业，成为长江三角洲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综合性企业。
在中国民族资本棉纺工业初创伊始即险象环生、纷纷失败的困难时期，唯有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系统。它犹如昏暗中出现的一点星火，在近代中国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社会经济变革初期，为摸索前进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一线希望。它向国人证明：在同等的历史条件下，实业家是否具有明确的经营目标、经营思想和经营策略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张謇兴办实业，创建大生纱厂，是为了“通州民生”“民富国强”“图存救亡”。在此崇高目标的推动下，给了他历尽千辛万苦、艰难创业的决心和毅力，大生生产以后，又以高瞻远瞩的企业家精神和风度开拓前进，为大生制订了经营企业的总方针和灵活的经营策略，从而在面对日商和沪商在南通竞购原料棉和推销棉纱的激烈竞争中，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市场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至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成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过有4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这是基于历史事实作出的客观评价和结论。
1921年，正当张謇踌躇满志地筹备举办来年南通自治会第25年报告会，借以纪念自己70大寿的隆重时刻，通海地区突然遭到特大台风暴雨，以后又是连续4天“疾风盛雨”，接着又遇秋潮大汛汹涌而来，外江内河同时泛滥成灾，使得张謇苦心经营的农垦、水利等地方自治核心事业毁于一旦。张謇面对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并不气馁，他决定将报告会的时间推迟到1927年，作为南通地方自治30周年庆典。
张謇希望今后5年期间，能够恢复破坏的农垦、水利工程，使大生资本集团达到更加繁荣兴旺的目标。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却是大生资本集团走向衰败的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华的经济掠夺，通海关布庄销路大大萎缩，使大生纱厂逐步失去了通海关庄布生产这个棉纱市场。
1922年，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出，大生企业系统的两大赢利企业——一厂和二厂都出现严重亏损，一直被张謇视为财源利薮的盐垦事业，由于资金需求量大，又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水利工程尚未完全解决，如遇风潮大灾，多数赔累不堪，只好将这种“盐垦拖欠”转嫁到大生纱厂的账册上，永无归还之日。由于大生纱厂历来实行“得到全分”的方针，严重削弱了企业本身的资金积累，特别是大盈之年自治锐进，又使大生企业摊子铺得太大，选成“事大本小”的尖锐矛盾。因此面对巨额亏损的困境，大生资本集团只有到处求援借债，以求苟延残喘。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债务如山，责难纷至。张謇在穷途末路上，只好将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资”上。
他先后与日本、美国商谈货款事宜，均未成功。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大生资本集团，不但销路受阻，并因这些军阀多次来通，频加勒索，对已处困境的大生资本集团无异是投石下井的致命打击。
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终因资不抵债，停产的厄运降临了。大生资本集团向雄心勃勃的江浙财团提出清资还债。当年7月，由上海方面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部接管了大生厂。不幸的是，江浙财团也无法使这个老迈衰疲的大生纱厂起死回生。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本纱厂的排挤下，大生纱厂依然产销两困，不久落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手中。通海地区的企业王国在军阀混战、哀鸿遍野的情况下走向最后崩溃。
一生追求政治改良、渴望社会进步的张謇，晚年却生活在军阀割据混战，专制黑暗超过前清的魍魉社会之中，其心情非常痛苦、抑郁。但是这位赤诚的爱国者，还是力尽所能，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乱，为争取和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休战呼吁。
1918年他在护法战争前后，向南北双方发出劝和通电；1919年向齐燮元、卢永祥等江浙督军发出停战通电；1920年先后建议南北双方举行和平谈判和力劝直皖两方休战的通电；1921年再度劝说南北息争，参加张一麟等发起的“国是会议”，支持张绍曾等在庐山召开各省会、教育会、农会、商会联会，举行的“和平会议”；1922年，劝阻直奉和江浙战争的通电；1923年，再度劝阻江浙战争的通电；1924年再三劝阻奉直战争和江浙战争的通电；1925年劝阻南北军阀大混战的通电。但都未产生实际效果，他深感自己历年寻求和平的愿望终成泡影，内心充满对乱世的愤懑。为了在全国性战乱中保全通海一隅的安宁，张謇不得不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为了发展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他又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求各级政府的庇护和维持。
尽管国内形势如此险恶，张謇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列强的对华扩张计划仍未失去警惕，特别是对日本的侵华图谋格外关注。1919年，他通电反对皖系政府的亲日卖国外交，痛骂他们“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无南北无智愚不肖皆耻之，行见举国沸腾也”。
1921年太平洋会议即将召开，他虽力辞北京政府赴会充当高等顾问的任命，但却坚持出席“即将撤废二十一条协约及收回胶济路自办”的大会。他呼吁各派势力停息内争，捐弃前嫌，共同对外。1924年，尽管他正在加紧谋求日、美两国给予巨额贷款，但仍然公开谴责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他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协定等。但是他的呼吁与劝说，在列强分赃、弱肉强食的巴黎和会上，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1922年7月1日，是张謇70岁生日，为了答谢前来拜贺的中外宾客，张謇特请伶工学校的师生演戏招待。从长桥西到更俗剧场热闹非常，四个公园万盏明灯，连树上也都挂灯结彩。正寿那天，举行团拜，祝寿的人群排成长龙似的队伍，依次前往濠南别墅。晚上，梅兰芳在更俗剧场的梅欧阁演出《麻姑献寿》。
张謇曾说过：“人生要经历三个时期：三十岁以前，是读书时期；三十岁至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七十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七十寿辰以后，他开始营建别墅亭榭，读书吟咏其间，领略田园风味，并着手梳理一下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自订了《年谱》。
然而张謇决非做逃避现实的隐士，他忧国忧民之心不减，兴利除弊之志未灭。就他能力所及，尺寸行之，仍然孜孜不倦地做了大量有益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
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精力虽然有限，追求却是永无止境。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工作依然忙碌，日记简略记载着他的活动：
2月，视察女校工程。
3月，清明令人分祭沈寿昌等公墓。九千九百元购沙田产权助男女两师范。
4月，参加女子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会，发表演说。视察垦牧水泥工程。
5月，参加各公司董事会。为火柴联合会解厄，向江苏省府进言。参与通海官绅会勘县界，至老洪港返经竹行镇。
6月，视察保坍会十七楗沉牌，又至姚港视察十八作楗工程。
当时天气特别炎热，竟至华氏一百度，为了避暑，张謇从濠南别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坚持每日临怀素帖，读《左传》。在全县童子军会操开幕式上，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他鼓励少年儿童培育未来国民的人格，并引用陆象山的话，为这次会操题词：“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今千百年无一人有志，是怪他不得。志个甚底？须是先有智识，然后有志愿。”谁知竟成为他留给后世的遗言。
8月1日，张謇一觉醒来，简单地洗漱之后，便到室外散步。梅宅建在狼山西麓，出了门就是山石树林，空气清新，又有江边吹来阵阵微风，要说环境和气温算是南通最佳的去处了。但是，张謇却感到浑身不适。张謇在小径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想歇一歇，但是不行，他觉得胸中憋闷，手脚发凉，头晕脑胀。他站了几站，终于又坐下来了。家人不见张謇散步回来，立即到宅外寻找，见张謇坐在石头上一个劲地喘粗气，连忙扶起张謇回到居室，在卧榻上躺下，不到中午就浑身发热。家人连忙请来医生，给张謇号了脉，开了药方，张謇喝下药，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张謇醒来，感到浑身上下轻松多了。立即下床，因为他和宋希尚约好一起去巡视树棣沉放，张謇冒着酷暑扶着拐杖和宋希尚一起在江堤上走了十多里，观察分析了主要危险地段，并筹备护江保坍的石料。一连几天，张謇筋疲力尽，适逢气候闷热，张謇再也支撑不住，又躺下了。
8月7日，张謇病势转重，儿子张孝若跟三伯父商量，将张謇接回城里濠南别墅家中。三伯父与孝若急商请医诊治事宜，一主中医、一主西医，伯侄之间相持不下，旁人亦不敢有所主张，最后不得已，在濠南别墅先象室设祭祝告，请示祖宗写“中”“西”两字以拈阄方式决之。竟得一“西”字。于是孝若致电上海宝隆医院，请德医白鲁门托克博士来通海诊治，因不能长住，遂推荐奥医赖司赍博士，订明诊资每日百元，期以一星期，然一星期转眼就到了，而张謇的病仍无起色，烧也未退，且病容灰黯、神志昏迷，状况严重，奥医要返沪了，经再三恳求，奥医以返沪一天为约，周旋于上海病人之间，然后再度来通海，每两小时电报报告张謇之病状，并派一名专员紧随奥医身旁，随时负责催归之责。
一天以后，奥医和随行人员抵达天生港，正是子夜十二时，雷电交作，大雨滂沱。等到达濠南，全宅上下，灯火辉煌，一家大小，跪地哀号，张謇在床已奄奄一息，正在弥留之际。奥医及女看护迅速脱去外衣，伏床诊脉，打强心针急救，半小时后张謇渐渐苏醒，环顾左右，神志好像很明朗，他微微启动嘴唇，但已不能出声，不多一会儿又陷入昏迷状态。
第二天上午，各方面有关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张家兄长扶杖含泪而至，在大厅上当众宣称：“人生必有一死，张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直来直去，我站在兄长立场，天不忍见其临终吃苦，如果大数已到，应该让其安详而逝，何必再一针一针地吊住他。”令奥医迅速离开，然后移步至病榻旁，俯身耳语说：“汝来有所自，去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吧。”张謇微微颔首，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终于带着遗憾的神情闭上了眼睛。
张謇去世的消息传到全国，全国各地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到南通，一些地方还开了追悼会，悼念这位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为中国的实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大生纱厂专门送来了自己生产的大布，为张謇做寿衣，以寄托对这位创办大生纱厂及兴建南通各公益事业的恩人的哀思。
12月5日，张謇出殡。万人空巷，南通的民众都来为张謇送葬。据张孝若记述：“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清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人肌骨，好像天空有意给我父亲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
“素车白马，四方来会葬的，和地方上的人士，共有万余人，都步行执拂。”凡柩车经过的地方，那沿路观望的乡人，有数十万都屏息嗟叹，注视作别，目送张謇到他的永远长眠之地。
“这坟地是我父生前自己所择定的，已种了不少树木，前面直对着南山。墓上不铭也不志，只在墓门横石上题了八个字：南通张季直先生之墓阙。”
§§后记
本系列图书将清朝重要历史人物尽收其中，展现了清朝三百年的历史风云，披沙沥金，洋洋大观，出版社的编辑和本系列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此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财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社领导和编辑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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