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希
性和历史、城市、国家、家庭一样，也是有历史的。性生活的变化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从历史上看，在诸如中国和美国这样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活跃的社会中这种变化尤其迅速。
比如，在当今的美国，对同性恋相对的宽容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最近才有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得到周围人的接纳，这是美国在近半个世纪中比较惊人的历史进步。本文将对产生这种公开和接纳的若干历史变化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对美国正在进行的有关同性婚姻以及其他涉及同性恋议题的讨论进行简短分析。
自二十世纪初开始，美国主要的大城市就出现了为同性恋者见面提供空间的餐馆、酒吧、舞厅和其他营业场所。同时，一些同性恋者组织了自己的社交俱乐部、舞蹈团体、节庆等活动。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她）们组织了更加丰富的社区生活，其中包括同性恋合唱团、体育运动队、剧场、书店等等。他（她）们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重要的社会现象。
虽然同性恋生活的社会组成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但是美国人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则变化得更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个追求文化实验的岁月里，许多美国人产生了对同性恋生活的种种幻想。在那个时候，异性恋者会光顾女同性恋经营的咖啡店，参加大城市中由同性恋者和变性人组织的大型舞会。尽管美国人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千差万别，但是他们常常能在居民区、工作场所以及电影中看到同性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及“二战”之后对同性恋者的敌意日益严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大萧条期间，数百万男性失业，无法养家口，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和谐。此后又有许多人被迫离家参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个因素均使家庭生活蒙受特别压力。当时的美国社会中，个人需要家庭的支持才能生存，社会的稳定也离不开家庭。于是，同性恋者由于被视为不顾家庭、逃避家庭责任的个体，因而受到众人的敌视。同时，由于同性恋者不遵循传统的男性气质的男人和女性气质的女人的性别理想（这种性别由于经济萧条和战争而处于压力之下），更使同性恋者逃避家庭责任、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形象得到加强。
于是政府官员开始攻击同性恋者，认为他（她）们是对美国社会的一种威胁，不可靠，甚至不值得信赖，同性恋公务员更是如此。1950年，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就引用上述观点建议禁止雇佣同性恋者就任公职，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数千名同性恋者或“疑似”同性恋者被解雇。政府还通过立法禁止餐馆、酒吧和舞厅服务同性恋者。在许多城市，警察开始逮捕大量同性恋者并查封他们聚会的场所。
新一波的歧视性法律和法规使得同性恋者处境困难。反同性恋的政府政策迫使同性恋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社会尊严。但是正是由于他们隐藏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反而使得他们看上去诡秘、不可靠、危险。
对同性恋者的法律迫害破坏了社会和谐，因为它助长了更大规模地针对这一少数人群的敌视。有些私企雇主仅仅由于雇员是同性恋者就将其解雇。还有房东拒绝向同性恋者出租房屋。对同性恋者的暴力也屡屡出现。但最可悲的恐怕是这种敌意使同性恋者遭到家庭的排斥。许多家庭疏远其同性恋孩子。有些家庭虽仍然接受他（她）们，但前提是他（她）们不和自己的家长谈论同性恋话题，甚至这些家长都清楚这些情况时，也不可以。大多数同性恋者向家长隐瞒身份，这意味着他（她）们无法充分参与家庭生活。因为他（她）们无法将自己的伴侣融入到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和互相尊重的家庭纽带中去，甚至无法带着伴侣参加家庭晚餐或者庆祝活动。许多同性恋者感觉社会压力太大，决定充当异性恋者，并和异性结婚。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同性恋者仍被视为社会和谐的威胁，受到相当歧视。有鉴于此，过去五十年中对待同性恋者态度的巨大变化就显得十分惊人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实施于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大多数歧视性政策都被废止，出现了许多对同性恋者的积极观念。譬如政府不再怀疑或者歧视同性恋公务员。事实上自九十年代起，联邦政府禁止联邦机构歧视同性恋雇员。许多州的政府也禁止私企和房东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同性恋者受到的公众支持日益增长，许多选民选出公开身份的同性恋候选人出任公职。美国境内许多市政府以及州立法部门中有数百名公开身份的民选官员。另外还有数名身居要职的同性恋国会议员都已公开身份。
同性恋者地位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同性恋生活的变化始终与更广泛社会变化过程相联系。其中三个变化尤为突出，值得一提。
第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权和黑人民权运动对同性恋者社会地位产生了直接影响。“二战”后美国黑人为了实现完全公民权、完全平等、完全人格尊严的斗争对美国战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涉及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每个美国人。通过倡导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黑人运动使得一些人开始把同性恋者视为“性少数人群”，认为他（她）们享有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的平等和尊严。在法院中，许多美国黑人赢得的重要案件的胜利，也为同性恋者诉讼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先例。譬如2004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恋婚姻的法律，该裁决的一部分依据是四十年前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止白人和黑人通婚的法律先例。法院认为个人的性取向、种族和肤色都不应影响其婚姻权。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黑人运动和女权运动激励了新一代的同性恋者追求平等和尊严。他（她）们的努力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最终，改变他人态度最有力的方式可能就是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身份公开标志着同过去隐瞒身份的做法彻底决裂。以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同性恋者都对身份保密，仅仅向自己的同性恋朋友公开。要理解他（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如果同性恋者公开身份，他（她）们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他（她）们可能会丢掉工作、失去尊严、无法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同性恋者毅然公开身份，这却引发了同性恋者群体内部讨论采取这种冒险举动是否理智。
但是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选择迈出这一步。他（她）们认为隐藏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人格和尊严的侮辱。他（她）们决心争取和其他异性恋婚姻一样的同等对待。从历史的角度看，关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界限的观念的更广泛的文化变化强化了，并且激发了他（她）们公开身份的决心。此外，他（她）们同辈中，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许多人接受了新出现的个人诚信的道德观，这也强化了他（她）们的决心。
到1985年，四分之一的美国人都有一位向自己公开了同性恋身份的朋友或者熟人，尽管还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不认识任何同性恋者。在此后的十五年中，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向他（她）们的异性恋朋友袒露身份。到2000年，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承认至少有一个熟人是同性恋。
这对美国关于同性恋权利的讨论有深刻的影响。同性恋者致力于让他（她）们的亲人和朋友了解同性恋。他（她）们愿意面对顽固的态度和偏见。因此，在家里、在工作场所、在学生公寓，出现了一幅幅争辩的场面。渐渐地，他（她）们成功地使自己最亲近的人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这对公众转而支持同性恋权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调查表明，认识同性恋者的人支持同性恋平等权利的可能性是不认识同性恋者的人的两倍。
第三，同性恋者对公开自己的身份变得越来越坦然。五十年前，许多美国人害怕同性恋者是因为他（她）们相信后者分离于家庭之外，威胁家庭稳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公开身份，异性恋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原来就是同性恋，同时也让美国人越来越熟悉同性恋生活的真实状况。许多异性恋者意识到很多同性恋者建立了稳定的爱情关系。同性恋伴侣同样养育子女，同样非常希望给对方以及孩子提供安全和稳定。
近年来，美国关于同性恋话题的争论源于同性恋者对法律承认的诉求。许多同性恋伴侣要求婚姻权是希望获得只有婚姻才会提供给家庭的权利、利益、稳定以及保护。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和保护家庭的行动引发了大讨论。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讨论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便是使美国人知道了同性恋者同样有家庭责任感。
在过去二十年间，性权利和少数族裔权利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同性恋者越发坦然，人们越来越把同性恋者看成家庭一员而不是一种威胁。由此，美国国内对同性恋平等权的支持也不断增长。更多的家庭接受同性恋子女；工人和学生更加能体会同性恋朋友的需求；大多数大公司都制定政策禁止歧视同性恋雇员，从而平等对待和尊重他们，并给予他（她）们如同异性恋已婚雇员同等的福利。这一变化使得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和谐得到恢复，并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与互信，使人们为了同一目标更好地合作。
同性恋者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同性婚姻，仍是争论着的话题。但是许多以前将同性恋者妖魔化的机构，包括政府、媒体和医务人员已经开始支持同性恋者。在法律方面，在法院中代理同性恋客户的律师常能得到包括社会工作者、家庭专家和法律专家在内的各方权威专业人士的支持。
如今在美国，大多数仍然存在的针对同性恋者的敌视主要源于保守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事实上，近期对于同性婚姻的争论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深刻而广泛的分歧——或分裂——即持人性的现代科学观点与持宗教原教旨主义观点的人之间的矛盾。现代主义者倾向于宽容同性恋者，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继续将同性恋行为视为罪恶，出于宗教理由反对它。保守宗教势力对美国政治的持续影响使美国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相比显得尤为独特。这种势力使得美国比起其他工业化国家，譬如加拿大、比利时、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在赋予同性恋婚姻权或其他民事保护方面进展更为缓慢。南非法院最近决定赋予同性婚姻法律地位，这反映出南非政府认识到保障同性恋权利是大势所趋，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尽管美国国内仍对同性恋权利争论不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还是惊讶地发现美国人民支持同性恋者享有完全平等和尊严的态度变化是如此之快。甚至有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的潮流是有利于同性恋者获得平等权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