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主义的社会传统仍然是今天的现实。历史上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不孝的行为很多，比如说没有孩子，没有人继承地位、姓氏，这似乎是最严重的不孝。也许上午有哪位朋友的发言可能过多强调了在上海的城市里面，让人乐观的景象，像孙中欣教授在发言中告诉我们上海的情况，上海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是不太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我们到农村看看，一个在农村社区里不能繁衍自己后代的结合是会遭遇极大的社会压力的。
此外，在中国，我们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使得城市里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从减少人口的角度讲，同性婚姻不会再生产孩子。但是上午的时候葛维宝教授提醒我注意，一个孩子的政策可能产生另外的问题，那就是正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要求往下传递自己的家族血脉的热情，其强烈程度会大大加强。过去有五个孩子，有一个不传代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我相信父母、亲属对于孩子的同性恋会产生更大的焦虑。
中国非常特殊——至少比起美国或者澳大利亚非常特殊——的一点，我认为是文化的多元性不够，更严格地说是主导文化过于单一。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一个人选择一种非常不同于多数人的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的特殊地方在于中国一直没有经历过像欧洲人曾经经历过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复兴的历史时期，没有一种神学衬托下对人的价值的反思。宋明儒学的那种“存天理，灭人欲”虽然在近代以来受到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的合法性基础却不够坚实和丰厚，至今对于人的正常欲望何以必须尊重往往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同时，在英美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法院可以通过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解释而创制一个新的规则，这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下是民权扩展的重要途径。由于法律解释学上法官握有终局权力，加上法官身份的严格保障，使得他们可以确立某些与民意有距离的规则。这种途径有其特殊性。
程洁：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从个人感情上与理论上，我都支持同性恋和同性婚姻。但是作为研究者，主张同性恋的平等权，首先就必须回答什么是平等或者是什么是歧视的问题。歧视和分类的区别或者歧视和差别待遇的区别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明显。所以在中国最近几年出现一些有趣的案件，比如说丈夫诉他的妻子，认为妻子剥夺了他的生育权，因为妻子一直在吃避孕药。或者在学校当中出现学生认为学校把学生宿舍做区分，如果学生有钱可以居住较为好的宿舍。这些分类，反映出对平等与否的标准似乎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个标准是共识的问题，人们认为基于一种社会道德，基于一种经济的需要，基于某种文化，基于宗教原因，认可某一类人或者事，是错的或者是违法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基于共识，或者基于多数人产生的分类。第二种分类是从某一种类别是否会对人们产生危害作为标准。比如如果将同性恋婚姻或者是同性爱作为社会上能够许可的生存方式是不是会对我们的社会、宗教、道德、还有其他的包括审美产生某种负面的后果？
所以从这两个分类标准来看，无论是同性爱还是其他认为受到歧视的团体，能够改变歧视状况的对策也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动员，获得社会的共识；另外一种就是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或者通过其他的社会调查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无害的。
问题是如果采用这样的共识取向或者所谓科学验证取向的话，就往往又回到了一个多数主义的传统，我们怎么样应对这个由多数主义所带来的悖论呢？
此外，还有法律本身的模糊性所导致的问题。例如从李银河老师所选取的个案来看，如果按照立法原意，某些人的行为不应该被视为违法行为，但是由于法律规范过于宽泛和模糊，导致对法律文本的理解产生歧义。对于这类问题和限制，我认为也应该承认并予以关注。
李银河：我主要概括一下在中国同性恋现象面临的主要障碍。
（1）同性恋恐惧症。中国的同性恋恐惧症，比较少地来自于宗教的戒律，比较多地是来自社会规范，主要是家庭。中国是很看重家庭的国家，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传宗接代的观念，咱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在中国的调查中，中国的同性恋和国外最不同的是，中国的同性恋和异性结婚，有一部分原因是隐藏身份，但是有很多人是真诚地要传宗接代，比如有一个同性恋者和我说：我觉得传宗接代是自己的责任，比如说有人说我要是不结婚生子，就对不起父母。中国的同性恋恐惧症的特点，是不能接受自我，然后是父母不能接受，父母特别不能接受，比如说我接到这样的电话，是一个同性恋父亲打来的电话，说儿子是同性恋，在上海有男朋友，但他的母亲要自杀，要这个母亲接受同性恋，来问我到底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同性恋权益的本身，改变的办法只有是宣传教育，改变观念。
（2）一般的反性，不光是反对同性恋，反对所有形式的同性恋。这个反性还包括反对卖淫，反对婚前性行为，反对所有在婚姻之外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在中国人观念中认为性是下流、肮脏、是淫乱的。中国古代并不是特别反性的，但是后来变化了，原因很多，今天恐怕没有时间，我概括了几点，但是的确是同性恋权利过程中是这样的。克服的办法，还是宣传教育，改变观念。
郭建梅：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一直想开一个关于女同性恋法律权利保障的研讨会，但是来自各种各样的压力，首先是来自自己的矛盾和犹豫。首先开这个会议，要征求理事，他们觉得太无稽之谈，今天上午周丹说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女性权利保护的问题那么多，农民工问题、家庭暴力等等那么多问题，同性恋才占多少比例？会开了给中心造成了怎样的麻烦。所以在这种制止下就决定不开了。
其实这两年我们这个中心还是一直希望对这个领域做些事情，我们还是敢于挑战这个问题，因为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陆续接到了这样的投诉，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们到现在接到的投诉大概有二十几起。所以我们虽然认为同性恋的话题在中国文化和观念的环境下，是非常沉重的，非常超前的话题，但是我们觉得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不管同性恋群体为争取权利所做的工作，还是这个群体的活跃程度，以及社会大众对话题关注的程度都是越来越高，就是说离我们生活是越来越近。
根据女同性恋的所反映的问题，有四个：一是职场同性恋问题被发现以后的歧视，这个问题现在刚刚接到一个投诉，我觉得特别高兴，不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因为终于可以抓到这样的一个案件来开展的公益诉讼和倡导、推动。公益诉讼不是对一定的援助，通过个案对群体的援助，对通过这样的个案使社会对群体权利发生关注，我们想形成诉讼的案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根据我们的经验除了宣传倡导以外，这个方式非常重要。效果应该是非常重要。我是苦于找不到当事人，即使有了当事人，谁来埋单，谁来为这个事情做原告提出，她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家庭压力，一辈子都会站不起来，所以我们寻找这样的方式。
杜聪：我想提出一点，除了法律改革以外，歧视的发生不单是受害者受害那么简单，其实整个社会都是受害的。除了群体被歧视受到伤害以外，你还剥夺了、失去了这个群体中最能干的人，如果不歧视这个群体，你会发现更多，他会为社会贡献出宝贵的资源，通过歧视被浪费的更多的资源。我非常同意，在商业界里，它比政府更超前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商业界并不是特别友好，但是它可能会因为不想损失了一些宝贵的人才和资源，所以它就可能会提供更完善的服务，特别是考虑到如何去吸引不同领域的人才，可能会更加全面、更加包容。比如美国的微软公司，政府还没有承认同性伴侣可以得到社会福利的时候，他们公司里就有向雇员的同性伴侣提供医疗保险福利。再举一个例子，例如国泰航空公司，以前是航空公司的服务员，可能有免费的福利，他们的盒饭免费，一直以来都是。但是航空服务同性恋者里面有投诉，为什么只有结婚才有这样的福利？我们不是不想结婚，而是不能结婚，但是你剥夺我们的就不公平了，结果国泰公司让步了。国泰航空公司是友好的，让步了，留住了一群可以为公司牟利的人才；如果不这样，那群人会跑到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去，所以对商业界的考虑是很好的。
高燕宁：在中国现在变性人结婚是合法的，但是比如说假定我是同性恋，我爱上另外一个男的怎么办？我必须要变性，然后才能结婚，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不变性不能结婚。
我响应李教授的号召，宣传教育，改变观念。怎么宣传教育，改变观念？我们在学院开的课程中学习了三年，讲这个理论也讲了三年，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做到了李银河教授所说的宣传教育改变观念。
第三场：性与家庭
本场将着重讨论性与家庭生活之间关系。
本场讨论的问题如下：
1.政策法律应当如何对待同性伴侣？
2.同居问题应当如何处理？
3.有些国家和地区中的“民事结合”制度和“婚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两者有何异同？在这两种制度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权利义务、继承、子女抚养等方面的异同是什么？
以下专家/学者就这一主题发表了观点：
斯尤蒂：具体内容详见前文斯尤蒂的发言稿。
胡志军：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家的传宗接代的思想，几乎延续了几千年。所以当我遇到是适婚年龄的时候，每年都会去见很多女朋友，有的时候一天要看三至四个，结果我都是不满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跟家人坦白。所以我现在春节时候不敢回去了，因为我觉得家里的亲戚都得罪的差不多了。然后我的爱人是独生子女，他所面临的问题比我更加严重，因为我家里还有兄弟姐妹。所以我们现在，他也没有向父母说，我们找的办法是找一个女同性恋者，假扮他的女友，往他的家里打电话。还有我认为，这个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或者我的伴侣之间的问题，而是很多同性恋者都要遇到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和男朋友一起生活了三年，他说我们刚开始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要分开的，因为他男朋友是肯定是要结婚的。所以在生活当中什么都不敢要，买家具要买二手的，他们从一开始想到要分开的。而且他的朋友，去年真的已经跟异性结婚了。刚才杜聪说的父母并不是在中间，恰恰相反，有些人反而告诉我，我可以理解同性恋。我妹妹对我就说过她理解的，我就以为她真的理解，有一天当我真的告诉她，我是同性恋的时候，她的反应惊人的相反，你是不是骗我的？她很惊讶，她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是同性恋。
所以有很多人他说理解，如果同性恋是别人的或者是别人的子女他理解，但如果同性恋是自己的亲人的时候，他就不理解。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理解。还有一个我个人的思考，怎样还原同性恋的本色，因为现在大众缺少客观的了解同性恋的渠道。
最后讲现有的法律，在制定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考虑到同性恋人群和同性恋伴侣的问题。
常希：我想从历史沿革方面考察一下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平等婚姻的权利。
（1）这与二百年来，女性在争取婚姻平等权利的斗争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我说的是异性的婚姻。为什么呢？在过去，婚姻作为社会制度，即是用来传宗接代，也是用来创造出社会性别制度，当男的和女的结婚成家以后，男的要变成丈夫，女的要变成太太，要学会演好分属自己的社会性别的角色。二百年前美国的法律，当女性嫁给男性以后，失去自己很多独立的法律权利，她们不能再继续拥有自己的财产，她们没有权利自行的出售自己的劳动。在政治生活中必须由她的丈夫来代替她，经过二百年的社会演变，这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当今的婚姻更多的是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男女关系。
当然在很多家庭关系中，有很多分工，哪些事情由谁来负责，也是与社会性别角色分不开的，夫妻双方经过谈判来决定谁做什么。异性婚姻越来越像同性的婚姻，这个角色需要经过磋商来决定。这就比以前更容易理解、更可以想像同性如何去结婚成家。因为当今的婚姻不再像过去一样，依赖于社会性的差异。
（2）在美国来讲，婚姻一直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制度，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伴侣成家，但是这种自由度在重要政治转型期当中，它的象征意义显得特别地突出。举例来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奴隶刚刚解放，在这个时候自由的权利显得特别地突出，他们彼此来显示确实获得了平等。又如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这个时候黑人与白人可以自由地结婚，这可以被作为黑人确实获得了平等权利的象征。
（3）有很多的福利，只有通过婚姻才可以获得。
葛维宝：我想谈一谈同性婚姻，要实现同性婚姻权的话，首先是社会必须保障宽容并且接受任何同性恋。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从社会上的广泛认可来走到法律上存在允许同性婚姻的权利？从第一点到第二点之间的进程怎么样来开展？而且在进程当中，美国跟中国可能有哪些差异存在？在这里我想列出六个方面，我认为可能会构成中美两国在实现从认可到婚姻之间的历程中的不同。并且谈谈到底进程在中国比较容易还是在美国比较容易。
（1）在美国有很强烈的宗教障碍。宗教原教旨主义反对同性婚姻。而在中国这种趋向是不存在的。在美国有很多人信教，他们接受同性恋，但是拒绝同性结婚，因为他觉得婚姻是神圣的。这是国家对同性恋的管制。
（2）另外的做法是国家来进行官方肯定和认可同性结婚。从国家行为上讲，这是性质不同的行为，不是不管理，而是认可。这个区分在美国很明显，但是，同样的做法是不是在中国存在？
（3）当同性恋仅仅是被接受和被认可的时候，它可能继续作为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一旦国家正式认可允许同性婚姻，可见度一下子可能就提高了。正如我们昨天听常希教授所说的那样，同性恋的可见度提高以后有助于加强对同性恋的认可，老百姓可以发现，同性恋并不像刻板印象所理解的那样可怕和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