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后的兴学热潮与学生状况清季新式教育，经历了洋务、维新和新政三个发展阶段，到1905年。由于正式废除科举制，旧学书院作为正统教育形式的地位根本动摇，新式学堂一枝独秀，成为举国关注的一个热点。数以万计的“洋”学堂和数以百万计的“洋”学生，出现在都市城镇，甚至穷乡僻壤，对社会产生有力撞击，强制性地改变了社会的既有结构，引起剧烈震动。
举国相应的兴学呼声
在经历了2000年。君主专制统治的中国，国家政权对社会具有决定性支配力。新式教育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均与统治集团内部的调整及其态度变化密切相关。1905年。后涌起的兴学热潮，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权力杠杆的推动与控制。
清政府主要从两方面促成学堂的勃兴。第一，正式废止科举制。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起，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虽然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时过境迁，早已失去活力，成为束缚士林、禁锢思想、僵化社会的桎梏。戊戌维新派变法的要旨之一，就是变通科考内容，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希望以此为救急之策，逐步过渡到学校育才，代替科举取士。义和团运动暴涨惨败的严酷事实，使人们意识到由原始本能的反抗情绪鼓动起来的民气，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更加感到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的重要与迫切。1902—1911年。度上海海关报告称：“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阶级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164页。本来就对慈禧太后尽废新法有所抵制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在著名的“江楚会奏”中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又奏请“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七。。预期“十年。之后，取士概归学堂”。
然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⑥《光绪政要》（崇义堂刊，1909年。）第27册，第57—59页。新式教育步履艰难。每临科考，“师生相率而下场，官立学堂一律停课”公奴：《金陵贩书记》，《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393页。。山西大学堂中斋于1902年。开办时共招生200人，经壬寅、癸卯两届科考，中式举人70余名，均退学入仕。加上留学、病退等，空额过巨，只得另行招补。王家驹：《山西大学堂初创十年。间》，《山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为了摆脱困境，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新实力派联合奏请停科举兴学校。经历了40年。洋务活动的兴衰成败，他们终于认识到：“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自停科举始。”科举既废，“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⑥将科举存废、学堂兴衰视为新政成败的关键。由于科考取士根本不能满足新政各项事业的需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廷正式诏令，自丙午科起，停止一切乡试岁考。
废科举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契机。对此了解中国的外籍人士感受更加深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1906年。11月1日致瓦·姬乐尔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473页。这既是反映社会趋势的征兆，又是有效的刺激。其最直接的结果，是断绝了数以百万计的童生士子为追求功名利禄而竞争角逐的天路历程，迫使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大批涌入学堂，从而将新式教育发展的巨大障碍转化为强劲动力。在中国，士的社会地位十分特殊，它高居四民之首，属于民却不以民为结果，而以官为皈依。“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上。兼有士、仕双重身份，并与在野官僚的绅息息相通。尽管士人有为民请命的传统，对官有所批评和抗争，也只是为了防止官方的出格行为破坏既定的规范秩序。因此，从根本上说，士在官民对峙中以仰势为主导，力图使官民双方的行为符合皇权政治的规范，形成对皇权统治的向心运动。士由民到官的社会流动是君主专制顺利运行的重要条件，不仅保证官僚阶层源源不断地吸收民间社会精英，而且通过士的影响维系礼教和社会秩序。而为之沟通官民间距的桥梁就是科举制度。桥断路绝，士人失去传统趋向与重心，不得不改弦易辙，寻求新的出路与平衡。清政府试图以学堂为替代，重新接续。但两种从形式到内容根本对立的制度，效应与作用实难契合。当时开明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盖科举与学校有一最异之点，科举之责望子弟也，在人人使尽为人才，作秀才时便以宰辅相期许，故丱而角者，格致之字义未明，而治国平天下固已卒读矣。学校之责望子弟也，在人人使尽具人格，自幼稚园以至强迫之学龄，有荒而嬉者，国家之科条有必及，在其父兄或保护人且加罪矣。一言蔽之，科举思想务富少数人之学识，以博少数人之荣誉，而仍在不可知之数。其思想也，但为个人，非为国家也。学校思想务普全国人之知识，以巩全国人之能力，而不容有一夫之不获。其思想也，视吾个人即国家之一分子也。科举之义狭，学校之义广，科举之道私，学校之道公。”《光绪三十四年。江苏教育总会上学部请明降谕旨勿复科举书》，《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3编，第1—3页。两种教育制度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才观。前者造成越高越窄的金字塔形升官图，后者则养成各尽其能、人人自主的新国民。学生的民官之路尚未沟通，清政府已被它自己放出魔瓶的精灵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第二，积极推行学堂教育。清政府要向洋人和国人做出求新姿态，对外打消列强的“不信之心”，“化群疑而消积愤”，对内“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光绪政要》第27册，第57—58页。同时的确感到人才匮乏和民智不开给新政造成诸多滞碍，所以对兴学一事极为关注，在废科举之际，责成地方督抚切实统筹，严饬各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学堂。1905年。成立学部为统辖全国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设置视学官，巡视各省学务。次年。又设提学使司，以学务公所为机关，统辖各该省学务；于府厅州县设劝学所，掌管地方教育；以下再划分若干学区；并吸收地方士绅参予省、府厅州县和学区三级教育行政事务，以利推广。同时，省和府厅州县正式成立教育会，“以辅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教育会章程》，《大清教育新法令》（商务印书馆，1906年。）第1编第2册，第9页。。1907年。学部决定试行强迫教育，由直隶开始，从劝导入手，要求各省会至少设蒙学堂100处，每堂至少50人；各府州县至少设40处，学童至少2000人；幼童最迟到10岁必须入学，如一年。后尚有未入学者，按荒学律惩其父兄。《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中国日报》1907年。4月3日。
地方督抚对兴学的态度冷热不一，比较开通务实者，承袭洋务衣钵，十分热衷。袁世凯先后督抚鲁、直，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两个基础条件平平的省份学务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他长期经营的直隶，学堂数量竟大大超过经济文化发达的苏、浙、鄂、粤，仅次于人口众多的四川居全国第二位。在清廷的严词督责下，顽固守旧大员也不能不敷衍塞责。这样，官办学堂数量逐年。成倍递增，从1905年。的2770所猛增到1909年。的14344所。《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
清政府热衷兴学，主要是从维护改善其统治出发。面对超负荷恶性循环的财政状况和维持庞大国家机器的巨额开支，权衡轻重得失，它不可能也不愿意牺牲一己之私，去满足社会需求，把主观上看重新式教育变为对学堂的切实扶持。据1911年。度财政预算，总岁出298448365两，其中国家行政经费260745003两，而学部和各省教育经费合计不过2747477两，只占1%。《中国大事纪》，《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1909年。3月6日。据学堂和学生数高居全国之冠的四川省1908年。统计，总岁出为库平银14964926两，其中解款、协款分别占43%和13%，余下6663179两本省支款中，行政军政费用各为2239634两和3773004两，共占91%，而教育经费仅289749两，分别占本省支款的4%和总岁出的1.9%。《宪督致度支部电文》，《四川官报》己酉（1909年。）第35册。另有民政费360792两。另一兴学成绩卓著的省份直隶，官办的11所大学、高等、专门学堂和21所中学堂，共开支经费462911两，其中最多的北洋大学堂为68000两，而最少的曲阳县中学仅96两。《直隶大学高等及专门各学堂经费一览表》，《直隶官立中学堂经费一览表》，《大公报》1908年。6月12日。河南18所官立中学的开办经费分别为本金7000两的1所，5000两2所，4000两3所，3000两4所，2000两3所，2000两以下5所。《河南全省中学一览表》，《学部官报》第28期。就连学务比较扎实的湖北，到1910年。调查，14所官立中学的常年。经费，除普通中学堂达56784两，荆州驻防中学堂32811两外，大都在7000至2000两之间。其中入不敷出的4所，勉强应付的4所。《宣统二年。湖北全省中学堂一览表》，《湖北全省学堂统计图表》。为了缓解矛盾，清政府只得允许并提倡公立私办学堂，规定绅士有成立蒙学10处，教育学生500名以上者，派为绅士长，得享一切绅士权益；成立20处以上者，请旨奖给“乐善好施”匾。《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中国日报》1907年。4月3日。清王朝不乏兴学愿望，但其阶级集团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异多同少，利害冲突时又以前者为取舍准绳，这就决定了它为国家民族振兴所能投入的力量极为有限，难以真正收效。
进步人士对兴学倾注了更多的物质精神力量。他们十分注重“兴学救亡之策”，声称：“中国今日之现象黑暗已极，其稍放一线光明者，惟此学堂日增一日耳。”《痛哭中国学界之前途》，《大公报》1905年。2月26日。把普及学堂教育视为救中国于大难垂死的良药，“握胜的左券”。能否免遭“奴隶牛马的惨祸，全看能兴学及不能兴学为断”《捐巨资兴学之可嘉》，《豫报》第1号，1906年。11月。。革命党人为了揭露新政的虚伪，处处针锋相对地抨击鞭挞，但也不乏对兴学寄予厚望之人，认为“学堂多设一所，即中国多一分生机；学生增加一人，即中国多一主人翁”。以“教育普及为解决存亡问题之唯一不二法门”。所以，“热心之士，爱国之子，无不馨香顶祝，以望学堂林立，教育普及也”适生：《论云南宜实行强迫教育》，《竞业旬报》第4号，1906年。8月。。同时，进步人士忿于官办学堂的腐败，主张大力发展公立私办学堂，以消除弊端，并通过控制教育权来培养新国民，养成地方自治风气，以达到支配地方乃至于国家未来命运的目的。同盟会成立后，加强国内革命活动，学堂是其赖以立足和发展的重要基地。除任教于既有学堂外，还设法自办学堂。多方努力之下，新式教育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参见下表）：②《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类别年。份总堂数学堂分类官公私堂数年。以前，官办学堂占绝对优势。从1905年。开始，公私立学堂一跃而上，特别是公立学堂，一般占总数的2/3。个别地方私立学堂取得优势。1909年。京师督学局所属官、公、私立学堂分别为43、46、183所，百分比为15、15、70②。当然，等级较高的学堂仍多由官办，但名义归属实际上也有所变化。有的地方督抚鉴于“官立各学堂自总办以次名目繁多，此辈毫不知教育管理之法，而俱坐厚薪，徒为学界之蠹。欲扫除而廓清之，非革除官立之性质不可”。提出并逐步实行“无论文武大中小学堂，一律不用候补道充总办，急择绅士中素负物望者，畀以监督、总理之任务，而受节制于提学使”，以图“合法”、“省费”《官学堂将改归绅士办理》，《大公报》1906年。12月15日。。这样，教育权从朝廷官府的直接控制下逐渐游离出来，地方开明绅商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为掌握学堂影响学生的支配力量。教育的民间化趋势，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即形式上“六经”由贵族下移民间的继续，更重要的是同时伴之以内容宗旨的民间化。这一趋势作为近代化过程中的权力分化转移，削弱了专制政权的社会干预力，对此后学界的成长活动乃至于整个政治格局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急剧扩大的学生群及其结构形态
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近代学生群体，并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