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木伦之战进行时,锦衣卫那边终于把弹劾卢象升的案子查清,这事纯粹就是一些和卢象升有矛盾的文武官员的肆意污蔑,东厂那边单独去查的,也没查出内阁首辅黄立极有掺合到这事里来。
这也让朱伟迪松了口气,要是阉党首领也不听话,要再掀起一阵政坛大风暴,他也觉得难办。
既然事情都查出来了,都是些品级不算高的家伙,那事情就好办了,统统抓进诏狱,交三法司会审便是。大明的官员,最怕的就是查,特别是这样的官员,污点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
一场敖木伦大捷,外加一场让二十几名文武官员落马的大案,把今年恩科会试的风头也盖过去不少。
敖木伦大捷后,朱伟迪觉得满桂、曹文诏和何可纲都不错,加上他们的家丁如今折损殆尽,也省去了许多麻烦,正好卢象升那边好几个武将落马,让阎鸣泰把这三人全调到新军去了。
唯一的不好之处只是,祖大寿的势力在辽镇更加是无人可制,朱伟迪派出的厂卫早已探知,祖大寿练出了几千家丁,按照以往谁的家丁多,谁实力强的标准,这祖大寿便是李成梁死后实力最强的武将。
对这个和李成梁一样拥私兵以自重的祖大寿,朱伟迪十分忌惮,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对祖大寿动手,祖家现在是北方最强的半军阀性质的势力,只能慢慢来。
好在如今京营实力已经增强,朝廷也不需要过多地看祖大寿的脸色。
二月末,朱伟迪开始变得很忙,频繁的武将调动,导致他必须要接见大量的武官。先是赶来京师叙职的蓟州镇总兵马世龙,然后有满桂等功臣,再便是一些辽镇的新任武官。
满桂等人面见朱伟迪时倒是没把敖木伦之战的事实说出来,说出来对他们毫无好处不说,还要得罪一大群文官,他们没有那个胆量。
不过朱伟迪夸赞满桂等人时,他们的神色都有些不自在。
大明原本只要砍到几十个建夷的脑袋就算是大捷,一场近三千建夷首级的大捷,也差不多够满桂成为勋贵,不过因为朝廷还要重用,只是给满桂等人加了大堆的虚衔,赏了银钱无数,没有封爵位。
此次大战阵亡将士的抚恤比之以往也高了一倍,朱伟迪派出了厂卫去严查。不过他也没法保证没有人伸手,对大明朝的官员们,他早已经彻底死心,至于厂卫,他也清楚这帮人的德行也好不到哪里去。想要每个人都清廉忠诚,那是神话,眼下这个坑爹的大明朝里,他也只能依靠这些厂卫们。
一场大战过后明金战争的形势再次发生微小变化,此时大明虽然还是处于战略防守的态势中,不过被攻入边墙的可能性已经大减,随着蓟辽重镇的增兵和各种城防修筑工作持续展开,一年之后,后金即便吞并了蒙古,想要入寇都非常困难。
朱伟迪也终于松了口气,不再成天为建夷入寇发愁,他关注的重点也回到如何夺回军权和发展科技方面。
科技研究砸进去了很多钱,不过朱伟迪最看重的冶金工业发展依旧是进展缓慢,土高炉加了个质量不佳的蓄热炉,用高炉废气预热空气,效果并不是很明显,要显著提升燃料利用效率,显然需要不断改进蓄热路的管道和砖石的构造,不过概念给出了,剩下的就是一步步完善,加大研发投入总会看到成效。
明代早知道生石灰造渣技术了,耐火砖性能也还好,明代的土高炉产量受限制,主要是因为土法炼焦工艺造出的焦炭不够好,鼓风设备也太原始,不过即便如此,明代的冶铁技术还是处于领先水平。
炼焦工艺,朱伟迪已经开始让人去试,具体怎么做他也只是给了个方向,要求控制好焦化程度,还要将焦油收集,这个焦化工艺还处于摸索起步状态,要出成效估计还要实验上一段时间,要真正手工工厂化生产又要更长一段时间。
这个朱伟迪也不急,他知道技术方面的事急不来。
至于更好的鼓风设备,朱伟迪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得慢慢去研究制造变速齿轮,只有变速齿轮才能把缓慢的动力源变成速度更快的风力。
倒是也有出现进步的,在朱伟迪的指导下,加入砒霜作为除泡剂,在研究耐火坩埚的那组工匠帮助下提升了炉温,加大了搅拌力度之后,澄清无泡的钠钙玻璃算是烧制成功。
不过玻璃暂时还是没法量产,原材料纯碱一直就是个大麻烦,要从各地的盐湖碱土中把天然纯碱含量高的找出实在很难,成本也不低,此时钠钙玻璃现在的造价也不比中国的铅钡玻璃便宜太多。
解决方法朱伟迪也有,没有合成氨技术,那就只能用索尔维法制取纯碱。先使氨气通入饱和食盐水中而成氨盐水,再通入二氧化碳生成溶解度较小的碳酸氢钠沉淀和氯化铵溶液。这种方法,氨气可以循环使用,在氨气制造不易的时代算是最佳的纯碱制备方法。
这种方法只是实验室中用天然氯化铵为原料制得氨气后,才获得了成功,干馏生物原料制取氨气,还有大堆复杂的设备都还没有着落,要成功获得工业化的高纯度纯碱,还要研究很长时间。
这个制法制取纯碱,要用到大量的盐,用现在的煮盐法制出的高价盐作原料显然不合适。
想到这个食盐,朱伟迪又动了下早就存着的改革盐政的心思。
大明按户籍纳税的七千多万人口,每年不算私盐,盐产量是6亿斤左右,(一斤折合现在596克),这样大量的盐,盐税最多时却只收上来250万两白银。而天启六年,一年盐税也就五十万两多一点,这样的情况下,管盐政的官员们还在要朝廷减盐税免除百姓负担。
历史上的那个二货少年崇祯,在崇祯元年,就直接在东林党的文官们忽悠下把盐税减到了只收上20多万两,他都要穷死了还断自己的财源,完全是作死。
朱伟迪在上台后专门研究过一阵子的盐政,查过不少的历史资料,发现:户籍人口六千万的北宋,年盐产量远不及大明,收到的税却有1200万贯左右,比大明不知高了多少倍。而北宋一斤盐差不多是50文左右,而大明朝一斤盐差不多0.3到0.4两白银(《续文献通考》卷20,《征榷·盐铁》),折合300文钱,盐的零售价大明比北宋还要贵。
朱伟迪不是傻子,很快明白大明盐业的利润都让大盐商与官员们吞了,朝廷只能喝到了一点点的汤水。
这么高的盐价坑苦了天下百姓,朝廷却没得到什么利益,朱伟迪倒是很想把大明的盐专卖制度废去。
不过,经过上一次那借贷记账法事件后,朱伟迪现在要变革制度时不会再拍拍脑袋就做决定。对改革盐政这件事,细想了下很快明白文官们绝对不会同意,只得果断放弃。
把玻璃烧出后,朱伟迪一直想要的化学仪器很快便有了着落。当然,他是不会去让工匠们直接凭借经验去吹,那吹出来的东西形状和大小都无法统一。
他翻过技术史,记得玻璃的直接模型成型技术。这种技术也只是需要一个概念,只用把熟铁打造成两半对开的烧瓶、曲颈瓶与试管等各种容器模型,沾起玻璃汁往里面吹,成型之后打开模子,切齐瓶口,再用东西打磨掉因为模子接缝而形成的细线,这就成了。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吹出来就是各个规格完全统一,完全标准化的瓶子器皿。
朱伟迪希望的化学实验器材也初步到位,只是玻璃的热处理技术还不到位,想要做出能放在酒精灯上烧的,还需要下功夫研究。
有了玻璃自然是要造镜子的,现在的玻璃虽说有点贵,但是再怎么也比青铜镜要便宜得多。
朱伟迪也懒得去用水银贴锡法,那种方法太慢,贴锡要一个月,工人们还要忍受充满水银的有毒环境,他自然是要研究出更好的银镜反应法,银镜反应法,唯一的技术难点就在葡萄糖溶液,那个倒是有点麻烦,用盐酸处理淀粉,工艺流程很多,还需要慢慢研究。
玻璃制造成功后,朱伟迪最关注的自然是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显微镜的镜片磨制却是一直都没有多少进展,朱伟迪去过问了一下后很快发现自己又做傻事了,他这想起早期的半手工磨制技术是造不出倍率较高的显微镜镜片的。
显微镜发明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倍率都非常低,唯有列文虎克才能做出直径为2~4毫米、放大倍率高达120~270倍的单一镜片,并以之观察一微米大小的微生物。但是他对于自己的造镜工艺始终保密,而他也成功地保密了250年之久。
实际上,所有人都认为列文虎克在磨制超薄型镜片上有独特天赋,又下了苦工。很长时间以来,欧洲所有制镜专家学者无不在向虎克学习,始终走打磨路线,没日没夜地磨镜片。直到1950年左右,一个美国人才戳穿了虎克的秘密——列文虎克的镜片,根本不是用磨出来的,以19世纪中期以前的技术,也不可能磨的出来。
列文虎克制造显然镜的方法也不难,让玻璃工坊的玻璃匠先烧制一根细细的玻璃棒,就是中学化学实验中,学生用来搅拌烧杯的那种东西。然后手持两端,把中部在火焰上烤软,再拉成两半。此时,原本中间的部份就变成细长的样子。然后,再把这细细的一端斜着拿到火上仔细烧烤,此时融化玻璃汁就会顺着这半截玻璃棒流下来,直到尖端的时候,就会凝成一滴泪滴似的玻璃珠。
虎克的显微镜片完全是靠重力和液体表面张力等形成的凸透镜,实际上完全没有任何打磨工序。根据同样的原理,还可用烧细拉伸但并未烧断的玻璃棒,以夹具夹住两端烧烤其中间部份,经由巧妙的角度与时机调整来烧烤其中央使之半液化,以制造各种形状的透镜。虽然这没法解决色差的问题,但是制造速度非常快,并且成本极低。
想要随心所欲造出各种凸透镜,需要相当的经验。但是这种制镜方法不需费时打磨,工匠可以在短时间内不断尝试,积累经验的速度快,估计很快便会有成效。
朱伟迪也清楚,玻璃烧制技术也不是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了,普通玻璃折射度不够,并不是很适合做望远镜和显微镜,要造好的光学器材,还是需要光学玻璃。
光学玻璃具体如何造,朱伟迪就不是太清楚了,他只记得要加入适量的铅或是铅的化合物,要隔绝火焰在密闭的容器中制取,这样才能避免煤中的硫与铅反应影响玻璃质量。光学玻璃中要添加多少铅之类的技术问题,也只有让工匠们慢慢去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