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底，李东生和农场的许多知青一起去马安公社参加高考。走进久违的校园，李东生既激动又紧张。考试科目是数学、语文、政治、理化4门，英文只作为参考。第一天上午数学考试李东生由于过于紧张，考得不理想，这让他非常沮丧，在当地另外一个知青农场、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中学同学朱楚豪在午餐的时候鼓励他坚持下去。想到机会如此难得，自己又是个绝不轻易放弃的人，所以李东生仍然坚持考完了其他几门，而且越考越顺。
结果出来，李东生理化成绩名列全县第一。他当年所在农场的50多个知青中，除了李东生，还有两个知青考上了中专，其中一位就是和他一起夜宿工地茅棚读书的场友。他那位同学朱楚豪也如愿考上了广州医学院。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凭借出众的理化成绩，李东生如愿以偿地被第一志愿学校华南工学院（现名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录取，据说他是当年该专业录取分数全校最高的人。与此同时，一批日后陆续登上中国商业舞台的明星大腕，也拿到了各自的录取通知书，比如马蔚华、张征宇、段永基、黄鸣、顾雏军……重新恢复高考制度，让这群满怀抱负却又报国无门的青年们有了进入大学殿堂深造的机会，也为他们将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叱咤风云埋下了伏笔。
若干年后，李东生看到一部名为《高考1977》的电影，听着电影中的画外音——“那是一个老人、一个智者，叫醒我们，他说，孩子们，走，我们读书去……”。想起那些青葱岁月，想起当年高考时的艰辛，再想起文老师、高老师和主动到家里给同学们补习数学的宋世铭老师，李东生不禁潸然泪下。
1978年春天，李东生来到广州。在这个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李东生明显感到了春天的气息，木棉花肆意绽放，像每一个前来报道的学生的笑脸般灿烂。然而，更让李东生感到欣喜的是，“文革”和“两个凡是”已成历史，邓小平的复出和中央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制定，给这个已经走了漫长曲折道路的国家重新带来了希望。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那个名为陈景润的数学家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和偶像。李东生和他的同学也不例外，不少人都立下了要当科学家的宏伟志向，想当陈景润第二，希望能在学术造诣上有所成就。
尽管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阶段，未来之路并不十分明朗，但是李东生和他的同学却有一个共识：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将来肯定能派上用场。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没有自暴自弃，正是靠这个信念，如今曙光初现，更要发愤图强，奋起直追。
宿舍、课堂、图书馆、食堂，四点一线，基本没有课余活动，大家都把时间用在了学习上。当时，校园里有一个专门放电影的场所，一周放两次电影。每到放电影的日子，很喜欢看电影的李东生总要纠结半天，基本上一个月才去看一两次。这样的大学生活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想象，可李东生们就是这样上的大学。更为重要的是，李东生们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通过报纸、广播等不同途径，密切关注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变，长期闭塞的心窍也日益活络，谈论的话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书本和科研。
伯乐与千里马
有关中国的变化，《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1979年的观察有着局外人的清醒和精准：“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些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1979年4月，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邓小平对这个极富新意的设想十分感兴趣，并亲自将这些即将设立的贸易合作区命名为特区。邓小平还对习仲勋说过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中央没钱，给些政策，你们自己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果然雷厉风行，放宽对外贸易的限制，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给予特殊政策。一年之后，又是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正式成为经济特区。由于广东地区获得机会“去杀出一条血路”，加上当时广东省的政府领导相当开明，千军万马都开始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急奔。
在这个邓小平掀起的时代大潮里，有一股力量是不可小觑的，那就是广东各地出现了一批中外合资和港资企业。一批香港商人最早闻到了内地的改革动向，开始在广东开厂设行，形成了最早的民营资本萌芽。这些企业将会在未来因为填补了内地这个巨大市场中供需之间的差距而迅速勃兴。
TTK就是这批企业中的一个。我们一听TTK这个名字，大概就可以想出它是做磁带的。因为当年日本有一个大型的磁记录设备公司叫TDK，它的磁带，一段时间内在国内很有名。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磁带式录音机在国内曾经是时髦的标志。而给录音机配套做磁带，又取一个与TDK极其容易混淆的名字，这应该是一个商业型的小企业所能想出来的好主意。TTK的港方投资者翁耀明是一个香港电器商行的老板。在工业领域，TTK根本不算是根正苗红的。不过TTK的香港老板算是有眼光的，他知道在市场勃兴之后，企业的生存很快将转向管理之争，因此就请了专业的香港经理人员来管理公司，所以在成立三四年后，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TTK的中方股东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则是一个由惠阳地区机械局率先开始摸索实体经营道路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初，惠阳地区机械局率先开始摸索商贸结合的道路，并于1981年年初在机械局电子科的基础上成立了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虽然从当时的情形看，这家公司不过是个倒买倒卖进口电子产品的皮包公司。
这家皮包公司有正副经理三名，正经理叫张富源，副经理一个叫王永祥，另一个叫张济时。这三个人中，最活跃最能折腾的是副经理张济时。
张济时，惠阳地区机械局电子科干部，原在地区电影公司工作，是个走街串巷、能言善道的电影放映员。“文革”后期中央发文件，要求大搞电子，他被调到了机械局电子科。张济时善于营销和沟通，人缘极佳，据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跟他在一起待上半个钟头，就能成为好朋友。要说他有什么毛病，那就是有点不安现状，想法太多，胆子很大，这样的人很适合创业。
虽然政府还为张济时这样的人保留着公职，但实际上已经不发工资了，需要他自己找饭吃。但这难不倒张济时，他生有做买卖的天分，靠倒卖进口计算器、电风扇、卡式收录机、黑白电视机挣回工资和奖金是没问题的。
张济时等人不但在惠州和深圳倒买倒卖，还将业务做到了广州，代理销售进口电子产品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名为“罗兰士”（一个二线德国电子品牌）的电子产品维修站。后来在内地和香港之间从事电视机贸易的港商翁耀明想在内地设立维修点，他找到张济时，双方一拍即合。在广州市人民中路的“罗兰士”产品维修站又增加了经营和维修“西门子”、“佳丽”等品牌家电的业务。翁耀明后来成为TTK的港方投资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电子工业公司如果始终停留在倒买倒卖的阶段，也就没有了壮大的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电子工业公司的贸易空间是基于整个市场的极度短缺。国外稍好一点的电子产品在国内一上市就全体脱销，很多商品都要凭票购买，一旦供应充足，简单贸易就没有了生存空间。但惠阳机械局的这批拓荒者很快从左手进右手出的贸易中发现，赚钱还可以有更好的门道，那就是进口散件组装。当时国内各地对外都有农产品出口，换汇之后政府给每个地方都留了一部分外汇使用指标。惠阳机械局也有一些外汇指标，于是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就开始有了利用这些外汇指标进口国外产品配件进行组装的想法。
成品关税和产品套件关税差异很大，外汇市场又是官价和黑市双轨制，而张济时他们早已学会了如何使用外汇。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比是1∶2.8，惠阳地区有一些外汇额度，但会用的人相当少，于是他们就申请用外汇从台湾地区进了一批“豪华牌”电风扇的套件，拿回来自己组装，每台有30%的净利润。第一批成品在广东推出后立马脱销，他们趁热打铁，又用外汇购进一批17寸 的“德律风根”牌和“樱花”牌的黑白电视机套件，以及香港“康力”卡式收录机套件，组装后卖出又赚了一大票。
组装和倒卖家用电器让张济时他们真正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沿着这个思路，张济时和他的同伴们找到了TTK的第一个主业——磁带。张济时发现，当时最为红火的电子工业涉及“新三件”，即国内流行的洗衣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当时甚至有一种看法，有了这“新三件”，年轻人找对象都要容易得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叫收录机的新产品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走进国人的生活，广东市面上更是出现了日本产的时髦收录机，销售相当火暴。这个大受欢迎的新产品也引起了张济时的关注，除了销售卡式收录机赚钱，还有其他机会吗？
惠州地区电子工业公司虽然名头很大，但究其实质还是一家小企业，没有办法生产“新三件”，有没有可能为“新三件”生产配套的产品呢？磁带由此成为一个好选择。
收录机要听歌或录音，磁带是必需品。随着拥有录音机的家庭越来越多，磁带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当时国内的磁带基本都靠进口，尤以日本的索尼（SONY）和TDK两大品牌为主。如果自己搞一个生产磁带的厂子，岂不是大有搞头？
张济时带着这个办磁带厂的想法，找到了合作伙伴翁耀明。翁耀明本来就是极精明的商人，听到张济时的提议后，翁耀明对他的商业眼光大为赞赏，双方当场决定合资建一个录音磁带厂，剩下的就是谈具体的合作方式了。
与此前的维修中心合作和贸易合作不同，双方要组建的毕竟是正式的合资企业，有一些必要的手续要办，流程也要走。
幸运的是，磁带项目同样得到了主管领导惠阳地区机械局局长范品魁的大力支持。
范品魁，1930年生，早期参加革命，为两纵（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成员。多年的部队生活让他形成了干练的作风和爽朗的性格，更赋予其敢打敢拼的劲头。他书读得不多，但很好学，乐于接受新事物，为人正派，工作认真负责，上下口碑极好。
TCL能从惠阳区机械局这个母体里孕育出来，与范品魁这位局长关系颇大。说来有趣，李东生加入TTK也与范品魁有关联。李东生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想回惠州找工作时，就是找到范品魁才进入TTK的。
范品魁先是在惠阳机械局电子科里鼓动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下海，之后进一步在电子科的基础上成立了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用组织的形式把这些人再往前推一步。TTK靠5 000元起家的故事广为流传，这5 000元正是范品魁批给张济时的启动资金。
范品魁对这个可能是全国最早的“公务员”下海办的企业给予了特别的支持和关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整体羸弱的惠阳电子工业的一种自救行为。当时的惠阳地区下辖十多个县，包括现在的惠州、东莞、河源在内。惠州和东莞各有两家小规模的电子厂，其他每县一家，有的县则没有，整个地区总共有11家。整个惠阳地区的电子工业产值仅300万元左右，从业人员不到2 000人，基本属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当时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几乎以一种“怂恿”的姿态鼓励机关干部“下海”，范品魁是其中最积极的倡导者。
有这样一位思想开明而且热心的领导在后面支持和推动，谈判进展很快。最后结果是港方答应出200万港币的设备，由中方提供厂房和人员，也折算成与设备等价的资本，双方各占50%的股份。
不过，当时中方并没有厂房，经由范品魁协调，张济时和郑传烈租用了机械局下属农机公司几间破旧的农机仓库。厂房还要进行一些基本的修整，需要水泥、钢材等计划内调拨的物资。这难不倒张济时，他四处找自己的老战友、老同事，利用自己个人的关系搞到了厂房修整所需要的水泥、钢材，最后就拿规整后的农机仓库作为股本与翁耀明签订了合资合同。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几间旧库房值不了什么钱，而且产权不明，而港方所带来的注塑机、卷带机等磁带生产的后续工序设备，也都是二手设备。
尽管日后来看这个合同不太规范，但是“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就这样成立了。该公司不仅是当时惠阳地区第一家合资企业，也是全国第一批合资企业，在当时国家工商总局核发的全国合资企业经营执照中编号为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