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歌仔戏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自小学习西方音乐的我，同时也是在闽南小巷的广播里飘出的歌仔戏的浸染下长大的。一边弹着《献给爱丽丝》《土耳其进行曲》等钢琴曲，一边听着《安安寻母》《山伯英台》等歌仔戏唱腔……厦门鹭江道的码头，曾经有我童年时候熟悉的戏台，台上的才子佳人是我羡慕和喜欢的，因那华丽的古代装束，因那小姐头上摇曳的金钗，因那丫鬟脚上美丽的绣花鞋……萦绕在脑海的歌仔戏唱腔旋律，更是挥之不去的童年回忆。
机缘巧合，毕业后我有幸进入福建省艺术研究院。这方重视戏剧戏曲研究的土壤感染了我，滋养了我，引领我进入戏曲音乐研究的殿堂。我是何其幸运，在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看了无数的好戏，听了诸多剧种的音乐，更可贵的是来自王评章老师、吴少雄老师等理论家、作曲家以及前辈研究员们对我的帮助和指点，每次聆听他们的演讲，无不是深刻的见解、高深的理论、精辟的分析与艺术积累的真知，受益良多，尚无以报答，甚感愧疚。同时也很感激导师周畅教授，在我硕士学习阶段为我打下良好的研究基础，他对传统音乐的重视和教学，使我能较快地适应研究工作。在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我明白了传统艺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更觉得任重道远，责无旁贷。之后，因家庭原因调动至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传统艺术的研究方向得以明确和继续。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是两岸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交流三位一体的研究机构，与台湾的交流频繁。在黄永碤老师、曾学文老师和梁薇老师的支持下，我能够有机会深入地接触歌仔戏，研究歌仔戏音乐。曾学文老师和梁薇老师都是歌仔戏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总是无私地帮助我，为我指点迷津，对我的研究鼎力支持。厦门音乐界的尊长袁荣昌老师、邱曙炎老师也对我关爱有加。我总是感恩于心，觉得自己很幸运。近年，两岸歌仔戏的学术研讨热络，在与台湾专家学者的交流中，我发现彼此都想了解歌仔戏在彼岸的生存轨迹与发展变化，于是萌生了研究歌仔戏音乐的发展轨迹，来与台湾的歌仔戏音乐学界对话的念头。
一开始真正地想了解歌仔戏音乐，便发现传统艺术研究的困难和传统积淀的缺失。戏曲演员的成长需要30年，我想，戏曲研究学者的成长不只30年。从爱上戏曲，了解戏曲，再到精通戏曲，这是漫长的学习过程。戏曲的博大精深，戏曲背后潜藏着的时代精神、人物思想，远比舞台呈现的形式深得多。越是学习，越是发现自己的不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我获得了在厦门市歌仔戏剧团“浸泡”歌仔戏的机会。参与剧目《蝴蝶之恋》和《荷塘蛙声》的乐队排练，我经历了从西洋音乐到戏曲音乐的洗礼——从五线谱到简谱的思维转换，从对歌仔戏音乐陌生到熟悉的转变。在此非常感谢厦门市歌仔戏剧团团长朱伟捷老师、作曲家江松明老师及所有乐队成员对我的关怀与包容。在排练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了歌仔戏音乐的旋律和演奏方式，艺术实践中的感性认识成为我研究歌仔戏音乐的基石。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一直是一边写，一边不断地找材料，找歌仔戏界的艺术家们求教，“书到用时方恨少”，果真如此。难以忘怀，无数个黄昏和夜晚，与作曲家江松明老师把盏（茶，非酒也）言欢，听他回忆歌仔戏往日的潮涨潮落和歌仔戏音乐创作的点点滴滴。时常因此耽误了江老师宝贵的创作时间，甚觉不安，心中万分感激。收集材料的困难、梳理材料的艰难和采访歌仔戏艺术家的不易，是原先没有料想到的。十分感谢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厦门市歌仔戏剧团的主弦许永仁老师和蔡艺榕老师，漳州市芗剧团的王文胜团长、陈彬老师和黄秀宝老师，晋江的肖明辉老师以及龙海市学校艺术团团长林国辉老师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支持。对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朋友，真是千言万语道不尽心中的谢意。
梦想着要出书，却总觉得还需要更多的积淀才能够下笔，才能言之有物。万事开头难，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终归得尝试和开始。撰写书稿，心中的惶恐和压力难以言状，但始终怀着对传统艺术、对歌仔戏音乐的敬重之心。若严格按照音乐学的写作规范，书稿中还有很多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内容，怎奈时间紧急，就先提纲挈领地写出“简约版”的吧。确切地说，应是“大陆歌仔戏音乐30年”，因为本书叙述的是大陆专业歌仔戏团在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进行剧目创作时音乐设计和音乐呈现的状况。专业歌仔戏剧团引领了歌仔戏音乐的剧种化、交响化和精致化的导向。由于时间和收集材料有限，我选取了各个阶段较有代表性的剧目来做音乐分析。想把每个优秀的剧目都写入书里，却不能详尽，带着诸多的遗憾匆匆收尾，留待往后完善吧。
李晖
2012年12月于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