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卧铺车厢像一个大大的课堂，如果你足够认真，就一定能学到东西。在不见星宿的半夜，互不认识的旅客都是以身教课的老师。我伏在不见得干净的桌上，看他们来来往往。
汪曾祺写到西南联大的宿舍，说里头窝了足足二十人，也是直至毕业不相往来。这一节狭长的车厢，就相当于只供睡觉的宿舍了，而最好的风景都在熄灯以后。
和我为邻的是一位高大的青壮年，因为头总是埋在胳膊窝成的圈儿里，所以高大得并不明显。还有发型喜人的妇女，怀抱婴儿，来回在车厢里走动，不知难眠的究竟是婴儿还是她本人。
火车突突突地跑至次日清晨，车轮一夜的均匀滚动不足以形成习惯，因而早在到站以前，就有好多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传到耳边。离别固然伤感，到达永远使人清醒。
这是我第四次到厦门了，还像第一回认识一样，带着外地人该有的一切举动和神情，就差没搓揉衣摆了。
车子飞快地驶上环岛路。这条长达九公里的通道将城市劈成两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厦大。但是塞车毁了它。轻车熟路的本地司机们少了一个骄傲的机会，至少不能够在风景闪回而逝的时候吹一些关于家乡的牛。
跑完环岛路再走一段车迹罕至的路，掉一个流畅的头，再徐徐奔上四曲六道湾，就是住处了。本以为是，大早上的，无人迎接，后来明白了，客栈的江湖里不请自入才是规矩。
老板娘长了一张忧郁的脸，容貌介乎千百惠和罗玉凤之间。所以没有想深聊的冲动。
到得太早，房间还不能入住，于是就噌啷啷二马蹬，直奔曾厝垵。它堪比景点中的中国男足：失望一波接一波地来。精挑细选后，窜入一家早餐店，岂料速度之慢、口味之差都是值得挥毫大记的。又见伙计们逗娃的逗娃，摁手机的摁手机，天生一副不想做生意的脸。于是这一顿早餐就也囫囵下肚。
后来到了中山路，厦门在我心里打了一场翻身仗。海鲜尸横遍街，摩托车、自行车、汽车轮流争道，岿然不动的是两旁的蔬菜摊、肉档口，胶盆里的虾蟹在做着垂死挣扎。还有卖水果的小贩，像片鸭子一样把硕大的杧果片好，再盛入透明的塑料袋里。
穿过比中山路更为拥挤的菜市场时我想，我大概是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吧。
再过十几个小时，我又发现了厦门人的一大秘密：嗜甜。余牙不多的老头儿，在闹哄哄的饼铺前出手阔绰，一买就是好几盒。
晴雨交替的时节里，仍然只有食物大快人心。店家端上海鲜锅，装出来的拘谨就原形毕露。我不会吃螃蟹，漏了蟹黄也放过了蟹腿，只有一些汁水留在指缝，好在吃鱼糕和肉丸不需要技巧，热腾腾的锅里有异乡的烟火气。
对待海鲜像对待当年的数学，越怕越要尝。大学路上的大排档，微苦的小象拔蚌被舔了个精光。好像卖海鲜的地方，一定要有穿拖鞋的伙计和没素质的客人。他们让你在无人注视的角落里吃成一个沉默的胖子。
待在陌生的城市里，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老有一种不甘心，以至于只要待着，皆成罪过，这些罪过要在下午三点的啤酒店里被洗清，同时又有一些热情被重灌，连同调酒师的冷漠眼神都被当作光影交换时的霓虹。
我很不爱喝汤，但是厦门人了不起，他们研制出的一种汤让我甘心长胖。是用粉丝和鱼肉熬出来的汤，鲜美得像夏天里摘下的第一颗樱桃。旁边还有一道菜，是用芋头包裹的鸭肉，我不爱吃芋头也不爱吃鸭肉，可听说那道菜需要三五人用三五个钟头烹制而成，我就心软了，后悔为什么没多吃几块。
我记得政治书里给“价值”下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工劳动。这样看来，这盘芋头鸭肉是价值连城的吧。
因为是俗人，还是要像强迫症发作一样去商城遛一圈儿。偌大的书城里，只拈起一本《人物周刊》，便踏入相连的咖啡间里坐稳细读。适逢老舍逝世五十周年祭，我喝着奶昔品着历史，当中夹杂着不合时宜的惬意和舒适。
临走之前，我去了沙坡尾一间临河的咖啡店。你没去过厦门，兴许很难明白“沙坡尾”与“临河”加一块儿的意义。总之就像晴朗的夜空下还有一道清亮的星河一样难得。
在以往路过的地方，甜品有多可口，店员就有多冷漠，厦门破了这一惯例。想想也对，心都是凉的，要怎么熬出热乎乎的巧克力酱呢？我眼神木讷，心情潮动，最终保持沉默，推开门时，店员还在手脚灵活地打着咖啡杯沿上的雪泡。
离开时的遗憾是没能在山顶吼出一句闽南语。可又觉方言逆耳，不学也罢。人总是能这样轻易地原谅自己。
但是想想没能记住的片段竟多如雪片，还是没办法原谅自己记性奇差。
然后像过往的每一次出行那样，揣着满怀遗憾就进了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