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国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都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国内外经济条件下，每个国家都会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而不是局限于单一的固定的传导渠道。总而言之，每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都是多变且不断发展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实现既定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目的是保证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包括：货币政策当局操作——货币市场——金融市场——企业和消费者的三个环节，通过不同的渠道和途径来影响作为杠杆的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和对外贸易三类总需求变量，从而间接地影响实体经济。
货币渠道是货币传导机制理论中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理论，根据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不同，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可以划分为两种途径。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传导机制理论是货币价格途径的话，那么货币主义的传导渠道则是货币供应量途径，后者比前者更加直接和迅速。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分析中有中间目标，而货币主义则只有最终目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传导机制问题在货币主义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货币主义认为市场自身是完善的，干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有害而不需要的。
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早理论，货币价格即利率渠道出自凯恩斯的IS-LM分析，说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实际利率下降，资本成本降低，从而投资上升，促使总需求和产出提高。凯恩斯认为这一途径是有效的，但存在一定的障碍，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是利率传导渠道的一个障碍。根据凯恩斯的分析，在此情况下，由于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并可行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据此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重要，从而引发了与货币主义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包括传导机制在内的货币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基本上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为了应对凯恩斯主义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质疑，20世纪7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在批判了传统货币数量论和凯恩斯货币理论后，提出了对货币传导的第三种观点，即“名义所得货币理论”，强调了预期利率、名义所得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将预期因素纳入到了货币传导分析之中，所以称为预期效应。旨在证明货币政策的长期无效性，强化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作用。从货币主义分离出来的理性预期学派，进一步将理性预期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创立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证明货币政策的短期无效性，从而为放弃积极干预性的货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约翰·泰勒（John Taylor）运用黏性价格和理性预期理论，证明了利率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重要因素。约翰·泰勒的货币理论对美国学术界、货币政策当局以及格林斯潘本人，从而对当今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规则和操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被称为“约翰·泰勒规则”。泰勒的研究一方面重新确定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确定了利率传导途径的有效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比较符合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和健全的美国的实际的，这也意味着利率渠道的传导在一定程度上以金融市场的健全发达为前提。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预期概念进一步深化，实践也证明货币政策传导中预期效应的确是存在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逐渐提高，汇率这种特殊的资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的货币政策对汇率从而对进出口的影响，反过来又会以反作用的形式进一步影响货币政策本身。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麦金农（1985）、奥伯斯费尔德（Obstfeld＆Rogoff，1996）等逐渐将汇率因素纳入了货币传导研究中，汇率传导作用使得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我们认为，汇率虽然对宏观经济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汇率作为货币传导渠道则是有条件的，即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货币市场形成了国内与国际的统一均衡，汇率与利率变化密切关联。
货币是一种资产，但属于特殊的资产，除了货币还有其他一般的资产。因此，资产价格渠道是货币价格渠道的发展和一般化。与利率渠道相比，由于资产的多样化，资产市场调整时间更短，因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迅速快捷。
面对货币主义的批评，为了完善凯恩斯理论，后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托宾提出了资产选择理论，即Q理论。托宾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证券资产价格从而在不同资产之间的选择而影响经济活动。托宾Q理论即资产选择理论，不仅包括货币和长期债券，而且应该包括一切证券，突破原有的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范围，将货币传导分析推广到了整个金融结构，从而将货币部分地内生化。托宾理论旨在证明干预性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以应对货币主义对积极干预性货币政策的否定。
财富效应是货币传导的又一重要途径。一种是庇古“实质现金余额效应”。凯恩斯《通论》出版后，为了应答凯恩斯的挑战，新古典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实质现金余额效应”，即财富效应（又称庇古效应）。按照此一理论，资产组合调整引起的替代效应只限于消费而不是消费和投资。庇古效应实际上是对凯恩斯理论的一种否定。另一种是莫迪戈里安尼MPS模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莫迪戈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取决于一生的包括金融资产在内的财产来源，其中股票是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价格上升必然导致消费增加。由此，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来使消费者财富增值，从而扩大消费来影响实体经济（莫迪戈里安尼，1971）。生命周期假说不仅支持了凯恩斯的理论，还进一步深化了凯恩斯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股票市场繁荣，尤其是美国股市的空前繁荣所引发的消费增长；为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提供了直接的实证支持。但也有学者据此认为存在着不同于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股市传导渠道（Ralph chami，1999）。
与利率和资产价格理论相比，信贷渠道传导机制是比较新且有争议的理论。最早可追溯到极端凯恩斯主义的《拉德克里夫报告》（1959）所强调的信贷可获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货币主义日益盛行的局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认为，利率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以市场机制健全、信息对称为前提，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货币主义观点。事实上，市场是存在缺陷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存在一般利率渠道之外的其他渠道。为此，斯蒂格利茨等提出了均衡信贷配额理论（1981），确立了信贷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伯南克等人逐渐形成了两种具体的信贷传导理论。
虽然目前仍然有影响学者如拉枚（Valerie A。Ramev，1993）、莫利斯和瑟伦（Charles S。Morris＆Gordon H。Sellon，1995）认为信贷渠道理论有待检验，但他们并未否定信贷渠道本身的存在，只是认为信贷渠道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关于信贷渠道的最新讨论主要集中在数量效应和适用环境两个方面。第一，数量效应。从理论上来说，信贷渠道的有效性取决于借款人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和货币政策当局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大小。奥利讷和路德布斯车（Stephen D。Oliner＆Glenn D Rudebusch，1996）证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对小企业融资影响比较大，从而证明了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但无法对银行信贷渠道进行证明。而莫利斯和瑟伦等（1995）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信贷行为与货币政策并不同步变化，且银行信贷并不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等，而是依赖于信贷需求和偿还状况，从而否定了银行信贷行为渠道的存在。第二，信贷渠道的作用环境。绝大多数研究表明信贷渠道在紧缩政策环境下存在，而在扩张政策环境下作用比较小。奥利讷和路德布斯车（1996）证明，信贷渠道主要是放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但在扩张之后实施的紧缩政策和紧缩后实施的扩张政策，尤其是在紧缩后实施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信贷渠道几乎不起作用。
虽然信贷渠道理论受到了不少研究的否定，且被限定在紧缩时期。但利率和资产价格渠道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或许对金融体系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的确如此，但对于后起的工业化和经济转轨国家而言可能并非如此。根据金融深化理论的分析，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即利率受到管制、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业寡头垄断、资本市场不发达，信贷政策受行政干预，货币金融政策的环境和基础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在此背景下，利率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无从谈起。在日本、韩国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形，利率是长期受到管制的，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银行信贷是主要的融资渠道。信贷渠道显然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传导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实践的存在，使信贷渠道理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1913年，美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美联储在政府的管理下有一定的独立权限，即联储委员会的政策不一定要与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美国大部分商业银行仍然留在美联储的体系之外，只有40%以下的银行参加联储体系，占银行存款的70%左右。美国联邦储备公开市场委员会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通过三种方式制定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制定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是美联储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其作用在经济和金融运行中最大。
回顾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历史，“二战”后初期以高通货膨胀率刺激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交替出现，60年代经济顺利发展，70年代以后经济陷入“滞胀”，到目前的这种经济状态。我们可以从战后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来探讨美国货币政策对其经济的贡献。
3.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货币渠道为主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居民和企业的需求旺盛，再加上美国政府放宽和取消物价管制，美国物价急速上涨，仅在1946年，批发物价上涨的幅度就超过了1939～1945年的总水平，生活费用增长幅度相当于前6年合计的2/3.
美联储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压低利率的“廉价货币政策”（easy money poliy）。与之相适应，对国库券的价格和收益采用了“盯住”政策。这就意味着战后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货币传导渠道为主。
由于美联储采取盯住政府证券收益率的低利率措施，所以金融机构可以按照较低的利率来贷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美联储放松银根，采取低利率，低利率刺激投资支出，投资支出的增加引起就业和产量的增加。
3.1.220世纪50年代以信贷渠道为主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国内物价进一步上升，通货膨胀严重。美联储意识到如果继续实行“盯住”政策，只会使自己沦为“通货膨胀的发动机”。于是，1950年9月，当财政部宣布再发行130亿美元的低利率公债时，美联储立即宣布将采取遏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措施。双方于1951年3月4日达成“1951年协议”，根据协议，美联储有权独立选择货币政策的实施。
美联储开始采取“逆风向而动”的政策，实行所谓“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美联储放弃一贯推行的扩张信用政策，紧缩银根，调节信贷措施的偏斜倾向，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和生产的下降。但是这一时期的货币传导机制由于受到时滞性、战争带来的不可预见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没有有效地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经济在危机与通胀中交替。
3.1.320世纪60年代再度以货币渠道为主
1961年，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他启用了由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海勒、托宾等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廉价货币政策”再度推行。由于廉价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供应量日趋上升，1956～1960年的货币供应年增长率仅为1%，1961～1964年这一指标上升到3%，1965～1966年继续增加为6%，1967～1969年开始高达7%。美国货币供应量在20世纪60年代扶摇直上。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货币传导机制过程如下：美联储实现廉价货币政策，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低利率的维持，从而影响投资，最终影响产出。但是，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仅仅依靠货币渠道已经很难保证预定货币政策的实施，所以美联储间或采取信用渠道辅助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用紧缩”政策（credit crunch），不向银行提供资金使社会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
3.1.420世纪70年代交替使用信贷和货币渠道
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联储的紧缩信用政策，社会对产品总需求的增长率已经减缓，1970年的美国财政赤字预算仅为29亿美元，同时，劳动力和工厂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日益明显，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各个行业中陆续出现，失业率长期高于5%。尽管有了这些因素，物价上涨的趋势仍然没有减弱，通货膨胀没有得到遏制，经济开始进入滞胀时期。
1970年尼克松在货币政策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一个货币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大力推行扩张信贷政策。其政策主要是通过减少信贷，从而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最终试图达到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然而，1971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掩盖却没有削弱通货膨胀率，因为很多企业按照管制的价格对产品进行偷工减料。1974年4月物价管制政策取消后，当年消费品物价指数上升了12%。
1974年8月继任的福特总统采取微观税收政策来对付严重的滞胀局面。这种方法通过提高各种消费税率，降低所得税率，以增加社会的储蓄和投资，企图既遏制通货膨胀，又缓和危机和失业。此外，美联储要按照稳定物价的方针来调整货币供应量，并且定期对公众公布每年M1，M2，M3的增长率。然而，该政策没有能够消减政府财政赤字，赤字从1973年的47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451亿美元，1975年又增加到665亿美元。这样，增长的财政赤字就抵消了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促使经济衰退恶化。
1976年年底，卡特继任总统，他把减少失业作为首要目标，通过扩张信贷政策刺激经济以增加临时工作岗位。这种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却扩大了财政赤字，使赤字从1977年的450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18亿美元，从而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致1978年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3.1.520世纪80年代后再度以货币渠道为主
进入80年代后，为了摆脱“滞胀”局面，经济学家开出了种种药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已经失灵，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开始抬头。1981年1月就职的里根总统认为，克服经济危机和“滞胀”应从调节需求转向调节供给，从扩大消费转为减少税收、鼓励投资来刺激生产。1983～1985年的3年间连续减税23%，使个人和企业少缴纳所得税35000亿美元。1981～1984年又从国外吸收了2500亿美元资金，货币渠道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的主体。
从利率调控的力度来看，美联储对利率的调控以微调为主，每次调整幅度不大，但频率高。在1990～1992年美国经济复苏时期时，美联储在下调利率刺激经济时非常谨慎，利率下调频率高，下调幅度小，在1994年以后紧缩银根，进行利率上调操作中，联储亦采取了小幅微调的方法。联储的利率微调策略避免了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大起大落，减少了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
从利率调控的结构来看，1994年以来，联储在调高短期利率的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低资本市场的长期利率。如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从1992年的8.24%下调至7.8%。同期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债券利率也有降幅。美国资本市场上长期利率的下降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美国股市受长期利率下降的刺激进一步上升。美联储通过调高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降低长期利率充分发挥其对住宅、工厂等部门的刺激作用，使长期利率有效引导企业投资的增长，进而带动经济总量和就业机会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