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所谓“必读书”，开书名目录的是学者，是给学生用的。笔者此地所说的“凡是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书”是另一回事，此书是指清代人彭遵泗所写的一部野史，叫做《蜀碧》（四川人的碧血）。其内容主要是写张献忠如何屠杀四川人。鲁迅先生很重视此书，他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说：“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他并不是要我们都去研究此书，只不过是希望大家都能略“翻一下”，知道其主要内容，使中国人都能正视血淋淋的历史，正视我们国民性中某些劣根性，从而警醒、觉悟而已。
在中国历史书上，虽然免不了隐恶扬善，免不了为尊者讳，但是对暴君杀人的记载还很不少，这大概是劣迹昭彰，想“讳”也“讳”不了的缘故。在农民起义领袖的杀人记载中，最有名的两位是黄巢与张献忠。“黄巢杀人800万，在劫难逃”在民间流传已久，成为谚语。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人，则缺少数据。民间传说他把四川人杀光了，所以后来才有“湖广（人）填四川”的说法。
要说把一个大省的人杀光，别说是古代，现代也不容易办到。但是从许多比较可靠的史料（例如官书与地方志中的人口数字、田赋数字）看来，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那一段时期中的大起大落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人口的骤然减少（十剩一二）并不等于说这十之八九的人都死掉了。他们可能是死了，也可能是逃了。即使被杀的人确实很多，也不能把账全记在张献忠的头上。与张献忠作战的先是明军，后是清军，他们也会杀人。还有，李自成也到过四川，也打过成都，其他一些农民军也在四川活动过。杀人的事，可能大家有份。不过在一切公私记载中，指明是张献忠所为的要占绝大多数，这些记载与民间传说亦多吻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张献忠大杀四川人一事都是铁板钉钉，推翻不了的。
张献忠为什么要大杀四川人？鲁迅先生作了很中肯的分析。他分析张献忠杀人的心理变化，在前期，是出于报复心理；在后期，是出于做不成皇帝而倒行逆施的变态心理。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张献忠正是这种“不和平者”，对于官府豪强的欺压，不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要找机会奋起反抗，进行报复。报复杀人，起初是有对象的，那就是贪官污吏，地方豪强。虽然也常有“白狗吃屎，黄狗遭殃”或者波及无辜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并非滥杀。《蜀碧》中也承认“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未若入蜀之酷烈也”。到了后来“入蜀”之时，张献忠出于一种变态心理，杀人极为“酷烈”，正如鲁迅《记谈话》一文中所说：
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张献忠最后的疯狂杀人，既然出于这种变态心理，那就不仅仅是仇恨、是报复、是嫉妒、是发泄，而且是追求一种强烈的刺激，希望从中得到一种畸形的满足，这当然就极其可怕，不是一般常人所能理解的了。民间传说的“七杀碑”故事，说张献忠曾经立了一块碑，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害万物以逆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是在借“天”的名义来谴责老百姓，为杀人找借口。他认为人人有罪，个个该杀。抱着这种歪歪道理去杀人，他当然就觉得自己的杀人是理直气壮的了。综观300多年前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实在是一场民族的大悲剧。从农民起义的本意来说，他们是想推翻暴政，创建新朝，能让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一点，日子好过一点。但是打来打去，兵连祸结，造成两败俱伤，国力耗尽，致使汉奸引狼入室，坐收渔人之利。老百姓十室九空，肝脑涂地，大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结果暴政依然，不仅专制流毒丝毫未去，还更加上了一层沉重的民族压迫。这实在令人痛心，令人扼腕，令人长叹息。正是：
两败俱伤事可悲，
渔人得利社稷危；
大厦已倾嗟何及，
衣冠易制悔难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