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军能够行军作战，能够吃苦受难，就是不能进大城市。一进了大城市，五色缤纷，眼花缭乱，精神松懈了，军纪松弛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就可能一朝瓦解。
公元25年，为反对新莽的暴政而起义的农民军赤眉军就曾经在进兵长安之后，上演了一场自行瓦解的大悲剧。公元18年，山东琅邪人樊崇聚众起义，反对王莽。他们把眉毛染红，作为标志，所以被人称为赤眉军。这支队伍有十几万人，主要是由饥民所组成。他们拥戴一个汉朝的宗室年仅15岁的牧童刘盆子为皇帝，以资号召。但是军中缺少读书人，领袖们也毫无从政经验。25年秋，他们一举攻入长安，杀了更始皇帝刘玄，成为长安的统治者。士兵们从穷地方一旦来到这个花花世界，欣喜欲狂，完全不讲军纪，在长安城内胡作非为，老百姓吓得纷纷逃亡，长安成为空城一座。不久，城里粮食吃光，财宝掠尽，赤眉军只好放弃长安，向西北逃亡。赤眉军后为当地军阀隗嚣所败，立脚不住，仍回长安，乱掘陵墓，盗取珍宝。因为征集不到粮食，他们只好逃向山东老家。光武帝刘秀在他们的归途中严阵以待，一举把他们击溃。赤眉军在两年中间并未遇到劲敌，也没有打过硬仗，就是因为进了长安，军无约束，自行瓦解，溃散东归。
时间过了800年，历史的悲剧居然重演。黄巢也是从山东起兵，在880年冬进入长安之后，也是因为军无纪律，百姓逃亡，完全绝粮而逃出长安，在逃回山东的途中全军溃散。他们在长安的时间也只有两年零五个月，比赤眉军稍微长一点。
时间又过了800年，悲剧居然又重演了。李自成部农民军于1644年3月打进北京。在进城之前，李自成似乎颇有维持军纪的决心。“昧爽，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至西直门，拔箭去镞，向后三发，令曰‘军士入城，敢伤一人者，杀无赦！’”（《鹿樵纪闻》卷下）李自成本人的生活作风也要比黄巢好得多，连《明史》中也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但是要有效地约束几十万大军绝非易事。农民军中鱼龙混杂，虽然多数是纯朴的农民，但也不乏混进来的流氓地痞与本来就是盗贼的不逞之徒。在行军、作战中，因为都是集体行动，对这些人易于管束；一旦进了大城市，他们悠游自在，难免就会胡作非为。李自成的左膀右臂，一个文官之首丞相牛金星，一个武官之首权将军刘宗敏，都是眼光短浅，不顾大局的人。在北京的40天中，他们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牛金星是一副太平宰相的派头，“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刘宗敏则忙于拶夹降官，追赃逼饷，同时也不忘享乐，竟掳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对于近在眼前的大敌——山海关外的清兵，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于是上行而下效，几十万大军都驻在城里，到处扰民，既失掉了民心，又使军队腐化，迅速地丧失了战斗力。在一片欢乐声中，李自成自己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歌舞升平，与兵同乐，对于许多混乱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在这浑浑噩噩的40天中，局势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原已决定投降，后来知道了北京城里的真实情况，突然变卦。他不仅不降，并且在“借兵平乱”的名义下把清兵引进山海关，与农民军为敌。对李自成来说，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他在匆忙中作出了一个极为愚蠢的决定，把自己的队伍一字排开，布置了一条长达百余里的防线来迎击敌人。战线越长就越容易突破，于是农民军就一败而不可收拾，只好弃北京而西逃。40多天前他们打进北京的时候，人人轻装上阵，奋勇争先，自然战无不胜；等到出城迎敌，大家都成了包袱兵，随身带着不少在北京掠夺来的金银珠宝，许多人已经不肯出力，能躲则躲，能逃则逃，全军的战斗力一落千丈，许多人的思想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军不能进城，一进城，一放松，一支庞大的队伍就像雪狮子向火，很快就融化掉了。历史的教训，永远引人深思。太平军在刚进南京的时候，由于杨秀清严格执行军纪，所有缴获归公，人无私财，队伍不乱，所以没有出现乱象。李秀成东下苏常，军纪已经大不如前，大军在苏州过了三年享福的日子，战斗力几乎丧失。太平军将领在奉命出城迎敌之时，拖拉迁延，丑态百出。从以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种队伍不要敌人来打，自己就先垮了。
忠逆（指李秀成）亟令诸伪王分出六门，与官军战。贼困于子女玉帛者已三载，日高方起，酒食盘游，无复斗志。令既下，妇女别于寝，知交饯以酒，皆太息泣下，视出城为畏途。搜军三日不能行，又二日未成列。（《血丛钞》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