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次农民起义。农民为什么会起义，从来驯顺的老百姓为什么敢于起来反抗？究其起因，许多经典著作都没有说明白过，倒是《水浒传》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逼上梁山”，一语中的，言简意赅。来自《水浒传》的“逼上梁山”一语，已经长期流传，成为成语，收进了成语词典。其特定含义是：“一个人在迫不得已之时，采取反抗行动，做了他自己本来不想做也不敢做的事情。”
总的说来，促成农民起义的外因有两个：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当然厉害，一旦遇到水、旱、蝗灾，常常造成饿殍遍地，惨不忍睹。这种时候每每会发生饥民抢粮、饥民暴动的事件，但也不一定就会引发农民起义。如果地方官能够及时采取放赈、移民等办法来化解矛盾，饥民自己也用逃荒的办法来寻求生机，只要灾情逐渐缓解，也许还能挺得过去，不会引发大乱。所谓人祸，指的是兵荒马乱，或是政治腐败，豪强横行，善良的老百姓无法生存下去。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纯朴的农民从来都是胆小怕事的，见到了任何公事人都畏惧三分。他们只要能够勉强填饱肚子，不管如何吃亏受气，都不会起来反抗。别说行动，连反抗的想法都不敢有。对于老实巴交的农民，你想动员他起来造反，那是太困难了，即使“苏（秦）张（仪）巧说于前，韩（信）白（起）仗剑于后”，他们也不肯干。但是到了被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之时（例如陈胜等900人遇雨失期，失期当斩），绵羊也会变成狮子，他们的怒火一旦被点燃，平静的土地就会像地震似地摇晃起来，一切巍峨的宫殿立即倒塌，化为灰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老百姓长期遵守一条格言，叫做“忍得一时之气，免受百日之灾”。对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逆来顺受，忍字当头。忍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能够争得卑微的生存。如果被逼得走投无路，连卑微的生存也争取不到，那就只有上“梁山”参加反抗了。《水浒传》中写了许多逼上梁山的故事，许多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用活生生的事例告诉读者，对于“逆来”，不必“顺受”，可以反抗，应该反抗。并且安慰反抗者说：这不怪你，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忍让够了，这是他们逼人太甚，这是他们不放过你。“逼上梁山”一语，成了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起来反抗的一种精神武器。任何人用大道理去责备他们，他们就会高举这面“精神盾牌”，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被逼上梁山。”这面“精神盾牌”，正是从《水浒传》里接受过来的。
《水浒传》选择林冲作为“逼上梁山”的典型，选得实在高明。如果被逼上梁山的只是一个贫苦的小老百姓，大家司空见惯，还不会那么触目惊心。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北宋中央军的高级军事教官）。他虽然没有什么权势，但从社会地位来说，应该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人物。对于横逆之来，他又百般忍受，希望息事宁人。但是恶势力就是不放过他，非把他逼上梁山不可。连他这样的上层人物都被逼上了梁山，许多小老百姓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水浒传》中的林冲故事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几百年来，鼓舞了千千万万含冤受屈的小老百姓走向“梁山”。
林冲虽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武艺高强，可惜性格却不刚强，在遭到迫害的时候每每忍让了事。当高俅的儿子调戏他的妻子恰巧又被他撞见之时，“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原来，高俅是他的上司，他不敢得罪高家子弟，只好忍气吞声，只求无事。遗憾的是：忍让并不能换来安宁，只会招来进一步的迫害。高俅设计陷害他，必欲置他于死地。在刺配林冲去沧州的途中，高俅又收买差人谋杀他。鲁智深在野猪林中救下他的性命，要打死谋杀他的差人，他却苦口劝阻。为什么？因为打死差人，就会绝了自己的后路。正因为他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回东京，再去过他那高级教官的生活，所以就下不了反抗的决心。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段文字之所以激动人心，就因为它以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想以忍让博得恶人的慈悲，那是与虎谋皮，是不能实现的天真的幻想。那么，应该如何对待恶人的迫害？答案是：奋起反抗，绝不动摇。“逼上梁山”一语，对于鼓励被迫害的善良的人们起来反抗暴政，反抗一切邪恶势力，有如擂动了战鼓，吹响了号角，其作用是惊人的，也就是鼓动千千万万的人去上“梁山”。至于上了“梁山”以后又怎么样？以后的路又怎么走？这些问题，就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所能回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