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龙九种，各不相同。朱元璋的诸多皇子，也是秉性各异。凶狠残暴者有之，如朱棣；温厚善良者亦有之，如朱椿。
（1）好学不倦，尊重儒士
蜀王朱椿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系明太祖之十一子。
洪武十一年，八岁的朱椿被封为蜀王，封国在今四川成都。
朱椿从小就聪明好学，秉有贤德。优越的皇家子弟生活为他的成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读书为文，苦志不懈”。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学业进展很快，在诸位兄弟中崭露头角。洪武十八年，太祖命朱椿随诸位兄长居住中都凤阳（今属安徽）。这年他十五岁。十五岁的青年充满青春活力，正是喜爱玩耍的时候，但朱椿没有虚度韶光。他一到凤阳，就辟一书房，名曰“西堂”，作为自己读书的场所。他牢记前人的教导：“务学不如求师”。于是延揽当时的名士李叔荆、苏伯衡为自己的老师。朱椿虚心向他们求学问道，他们则答疑解惑。朱椿还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探讨经史，商榷异同，有时甚至废寝忘食。
朱椿不仅潜心儒学，而且还对佛教、道教颇有兴趣，认真加以钻研。他曾邀请当时名僧来复前来讲授佛经，听后颇有所得，撰有四箴：曰正心、曰观道、曰崇本、曰敬贤。
在名师的指教下，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在学业上朱椿已成为诸位兄弟中的佼佼者，太祖见到后十分高兴，亲切地呼他为“蜀秀才”。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椿前往封国，年方二十的朱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藩王生涯。如果说在京师或中都，父皇还常常加以管教的话，那么到了成都，真正是“天高皇帝远”了。但他在理政之余，并没有忘记学习。他时常延揽士大夫讲学论道，或至夜分，从不为声色游畋之事。他平时所读之书多是正心、修身之书。他要效法前人的嘉言懿行，做一个贤王。方孝孺曾说朱椿“于三才庶让之原无不究，六经群子之说无不通，闾巷陇庙之情无不察，可谓知足以周万物矣。”这是很高的评价。
好学之人皆爱才。朱椿也十分重视儒士，礼敬儒士。王府长史陈南宾年老行动不便，朱椿特造安车赐之，以示优待。当他知道浙江义乌王绅是位有贤名的饱学之士，就立即将其礼聘至蜀，待以客礼。王绅父亲王棉因公殉职云南，王绅欲往求父亲遗骸，朱椿不仅赞同，还给予资助。总之，众多享有文名的学者无不受到朱椿的礼遇，成为他的嘉宾，或成为他的密友。
在朱椿与儒士学者的交往中，他与方孝孺的深厚友谊堪称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方孝孺是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高足，道德文章，驰名遐迩。在政治思想上，由于方孝孺力主教化，而明太祖则倚重刑法，两人思想凿枘相违，故方孝孺在洪武朝未受到太祖的重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只任命他为汉中（今陕西汉中市）府学教授。
方孝孺虽受到太祖的轻视，却得到朱椿的垂青。朱椿素闻方孝孺“懿文清节，有东汉之风；尚志立言，为当代之重”，加上汉中与蜀地毗邻，于是隆重礼聘方孝孺为自己儿子的老师。而方孝孺也久仰蜀王贤名，欣然应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方孝孺赴蜀，朝见蜀王。两人真是相见恨晚。他们朝夕在一起谈经论道，切磋学问。朱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与方孝孺可谓心心相印。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成了牢固的友谊。从此以后两人时相往来，过从甚密，真所谓“书启往复无虚日”。方孝孺曾号自己的书斋为“逊志”，朱椿特赐号为“正学”，故人们也称方孝孺为正学先生。
在这段日子里，每逢讲艺之余，蜀王总要宴请群臣，方孝孺也一定是座上嘉宾，“牲醪山珍赐，果蔬随物产。”宾主一边开怀畅饮，一边谈文论道，气氛十分融洽。而每当这时，朱椿总是注意从众人的谈论中汲取营养。
尤令方孝孺感动的是，当自己在汉中生病时，朱椿亲自赐以珍贵药剂，赠以钱币，派人送至汉中加以慰问。
朱椿不仅对方孝孺十分礼敬，即使对郡学教官也很关心。当他到成都府学讲学时，了解到博士薪资微薄时，就拿出自己的禄米来补助他们，使每人每月达到一石米，并说：“后世子孙都要像我这样补助博士。”从此形成定制。
（2）宽和仁厚，天国安定
四川虽号称天府之国，但这里僻处西陲，山高水远，交通极其不便，文化也不发达。而且，这里少数民族丛居，民族关系复杂。朱椿刚到这里，就有西番蛮人作乱，烧毁黑崖关，寇掠不止。所以，这个地方治理得不好，就会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朱元璋把朱椿封在此地，显然希望朱椿能够力施教化，保证边境安宁。
朱椿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很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刚到成都不久，他就命人将《蜀汉本末》和《蜀鉴》两书重刻颁行。《蜀汉本末》乃前人赵兴所编，专记三国时蜀汉之事，自刘备出生始，至西晋灭蜀止，“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以成此书。《蜀鉴》为宋郭元蹈所撰，其中有政治兴衰、战守成败的经验教训，凡国统之离合、地势之险易、贤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以及忠顺致福之效、逆乱取祸之源，莫不毕举而详之，确是治蜀的一面镜子，故曰《蜀鉴》。朱椿非常重视这两部书，不仅自己认真阅读，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而且重刻颁行，以教育大家。
历史的经验启发他、教育他，使他确立了行宽大仁厚之政的指导思想。他分析了川地经常动乱的原因，大多是汉族官吏恣意剥削、勒索当地少数民族所致。他们或与之进行不等价交易，或无端百般勒索，从而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抗。朱椿来到后，断然取消种种弊政，他将当地向王府的常贡严格限制在锦香扇之类，除此之外的其他物品，一律禁止向当地百姓宣索。这就减轻了蜀民的负担。朱椿虽不是四川最高行政长官，但他以天璜贵胃的身份、一代藩王的崇高地位，无疑能对当地的政治产生巨大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级行政官吏也都能做到政尚宽和，从而使得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朱椿的宽大仁厚之政还表现在他的宽以待下方面。他常与属下讨论历史上的兴亡得失。每当论及历史上那些以苛察强断为能的人物时，他总是深以为非。而对那些宽大笃厚之士，则从内心给以赞扬。他每每以东汉刘宽事迹教育大家。刘宽任南阳（今属河南）太守时，为政宽厚，吏人有过，以蒲草代鞭行笞刑，受刑人并无痛苦，仅使之知耻而已。朱椿教育官吏应象刘宽那样，温仁多恕，宽以待民。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属下有过，从未有过愤激之容；有些事情做得不尽如人意，他也耻形于言，真可谓“叱咤不施，鞭扑不加”。他自己处于安乐富贵之中，但却能经常想到别人。方孝孺曾指出朱椿就是这样一个人：“服纤丽，则恐一夫之或寒；尝珍美，则思一夫之或饥；外崇明嵬大之宫室，则念或有苫阖不蔽之家；享康宁怡愉之福祉，则虞或有疾疚无告之民；縻粟以赈其饥，施药以安其躯，省兴作以养其力，给棺椟以厚其终，可谓道足以济天下矣。”堪与昭明太子相媲美。
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朱椿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在蜀几十年，他始终大力推崇文教。例如，他到蜀地不久，为了改变蜀地风俗，他曾重刻《孝经》在境内颁行，希望孝道能够深入人心。又刊印《仕学规范》加以推广。此书分虚学、行己、菹官、阴德、作文、作诗六类，皆采宋代名臣事状。朱椿印行此书的目的，就在于给境内为官（仕）和为学者树立一种规范，使世风变得淳朴向上。这样，蜀地就能大治了。
在朱椿的影响下，四川出现了空前的治平景象。方孝孺亲身感受到蜀王的德政，耳闻目睹蜀地的升平，曾欣然命笔，撰写一篇《蜀道易》长诗歌颂蜀王。《明史》也曾中肯地指出：“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然而，像朱椿这样的贤王却未能君临整个中国，仅治一隅，仅使一地百姓得安。这使我们感到封建君主的世袭制不能选贤任能，实在是一种落后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