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灭吴之战，是统一全国的战争，也是强者消灭弱者的一场战争。晋具有各方面的优势，但仍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终于迅速取胜。弱小的吴国面对强敌，反而轻敌大意，毫无有效全面的防备措施，结果一败涂地。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的灭蜀，使司马氏势力进一步加强。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子司马炎嗣相国、晋王位，继掌魏国朝政。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登皇位（即晋武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改元泰始，都洛阳。这样，魏灭蜀、晋代魏，变三国鼎立为晋与吴的南北对峙。
司马昭曾有灭蜀之后三年就灭吴平天下的设想，但灭蜀后，因师老民疲，又缺乏灭吴所必不可少的一支强大水军，灭吴之举暂停。司马氏转而采取措施整顿内部，如任用贤能，废除苛法，减免赋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加强实力基础。司马氏还特意厚待归降的蜀国君臣。以此稳定巴蜀之众，又示意东吴，收买吴国人心。晋代魏后，晋帝司马炎又遣使与吴讲和，作缓兵之计。但与此同时，司马炎抓紧时间，开始作进攻吴国的军事准备。
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羊祜是极力主张并参与密谋灭吴的主要大臣之一，他曾在襄阳与东吴名将陆抗对峙，善施恩惠，如主动送还吴军俘虏、吴国禾麦、吴人射伤的禽兽等，使“吴人翕然悦服”。吴人北来归降者不绝。迫使陆抗只得采取“各保分界，无求细利”的方针，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羊祜率部众又练兵，又生产，提高晋军的战斗力，使晋军由“军五百日之粮”变为“有十年之积”。羊祜死后，继任者杜预继续练兵习武，囤积军粮，加紧备战。
泰始八年（272年），司马炎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密命制造大船，训练水军，“为顺流之计”。一支强大的水军在长江上游逐渐建立起来了。
正当晋朝国力日盛，积极准备平吴的时候，江东的孙吴却是每况愈下。早在孙权晚年，由于赋役苛重，吴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已有所发展，社会矛盾加剧。孙权死后，围绕继位和权力问题，引发了一连串的宫廷内争和帝位更迭，进一步加剧了吴国的混乱。及至吴元兴元年（264年），孙权之孙乌程侯孙皓被迎立为帝后，情况更加不可收拾。孙皓昏庸无道，即位后尽情享乐，好酒色，兴土木，搞得吴国人民揭竿而起，朝臣离心离德。孙皓对西晋的威胁，毫无戒心，有时也派兵攻晋，但多因草率而无功。他迷信长江天险可保平安，从未认真在战备上下工夫。名将陆抗也在忧虑中死去。吴国的衰落，孙皓的昏庸，为晋的顺利灭吴，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马炎开始了平吴的大进军。晋军基本上按羊祜生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分路出击，意在迅速切断吴军联系，各个击破，其中西面晋军主攻，东面晋军牵制吴军主力，最后夺取吴都建业。
这年十二月，王濬、唐彬率军7万沿江而下。明年（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克丹杨（今湖北秭归东），寻进逼西陵峡。吴军于此设置铁锁横江，又作铁锥暗置江中，以为以此即可阻止晋军前进，竟不派兵防守。王濬早已预做大筏数十个，缚草为人，立于筏上，使水性好的士卒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即着筏而去，又用大火烧融铁锁。晋军顺利排除了障碍，一路势如破竹，进克西陵，继克夷道（今湖北宜都）、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长江南岸）。
与此同时，杜预率领的晋军，几乎兵不血刃，夺取了江陵，胡奋克江安（今湖北公安西北），所到之处，大多不战而胜。不久晋军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
至于东面，太康元年正月，王浑率晋军已抵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一带，准备渡江进逼建业。吴主孙皓慌忙异常，急令丞相张悌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率兵3万，渡江迎击。结果晋军大胜，临阵斩杀张悌、沈莹、孙震等吴将士5800人。吴国上下大震。
三月，王氵睿军东下抵达三山（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吴主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抵御，但吴军毫无斗志，“望旗而降”。孙皓企图再凑2万兵众抵抗，但这些士众却于出发前夜，皆逃亡。至此，吴国已无兵可守。各路晋军兵临建业。三月十五日，吴主孙皓面缚出降于王濬军前，吴亡。晋统一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