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皓，三国蜀汉宦官，生卒年均不可考。大约幼时入宫，侍奉太子刘禅，因善于逢迎，深得太子宠爱。蜀汉中、后期，刘备病逝，诸葛亮、董允等忠正刚直的辅臣相继亡故，后主刘禅不能自立，蜀汉的政治每况愈下。就在这一时期，身为宦官的黄皓，从佣奴起家，逐步操揽朝政，恣意弄权，上惑庸主，下压忠良。如果说蜀汉衰落之时，诸葛亮、姜维等人欲报知遇之恩，挽狂澜于既倒，以独木强撑大厦，那么黄皓等奸党所起的作用，便是摧根伐本、推波助澜。十人树木，一人拔之，蜀汉速亡，黄皓难逃其咎。
蜀汉章武三年（233年）春天，正当三国争战最为激烈、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先主刘备病笃。刘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太子刘禅昏弱无能，难当大任，思前想后，实在放心不下。弥留之际，他将丞相诸葛亮召回成都，诚恳地说：“您的才能胜过魏主曹丕十倍，必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太子可以胜任，你就辅佐他；如果他无德无能，你就废掉他，自立为帝。”诸葛亮痛哭说：“臣必定竭尽全力，效忠尽节，以死相报！”刘备又下诏给太子，嘱咐他“与丞相同心同德，要像对待慈父那样对待丞相。”
刘禅继位，史称“后主”，改年号为“建兴”。“建兴”的寓意，是昌大蜀汉，复兴汉室。这既是先主刘备的遗愿，也是诸葛丞相的毕生抱负。但是，由于后主的昏庸，加上宦官黄皓玩弄权术、媚主求荣，国势却从此日渐衰微了。
诸葛亮不负先主重托，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尽心尽力地辅佐着幼主。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见南方局势已定，北伐的时机即将成熟，决定统领诸军进驻汉中。这时的后主刘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昏聩庸弱。别看他德能毫无长进，却学会了追求奢侈的生活。他经常与后宫嫔妃、宦官混在一起，对宫室、美女极为迷恋；至于军国大事则一窍不通，不闻不问。
后方的稳固，是前线作战的必要保障。而刘禅的所作所为，使诸葛亮不能不有所顾虑。临行前，诸葛亮向后主上疏，劝他多关心国事，虚心听取臣下的建议，切勿疏远自己与忠良之士的关系。告诫他：“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前汉因此兴；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后汉因此衰亡。先帝在世的时候，每当和臣议及此事，对桓、灵二帝的遭遇，无不痛心疾首。”这次上疏的内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其中所指的“小人”，便是后宫中服侍后主的宦官。刘备、诸葛亮生逢乱世，对汉末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的惨祸，记忆犹新。二人都看出刘禅智能低下，惟恐他无法驾御，反被奸邪小人所左右。刘备的忧虑，仅是回想以往的教训，担心悲剧重演；诸葛亮的叮嘱，却是对宫中的情形有所察觉，有感而发。此时以黄皓为代表的宦官，在诸葛亮的眼里，已经成了后主身边的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行事谨慎的诸葛亮，郑重地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伟、董允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劝告刘禅，为了汉室的复兴，一定要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宫里的事无论大小，都要向他们咨询，然后再付诸实施。从诸葛亮的这番苦心安排上，足以看出黄皓等佞臣对后主已经构成了不良影响。
诸葛亮的预见和审慎，确实对黄皓起到了有效的防范作用，他特意选中的董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成了黄皓的克星。
董允，字休昭，蜀汉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董和是蜀汉开国之臣，刚正廉洁，威望很高，与诸葛亮交谊颇深。董允很有父风，刘备立太子后，被选为太子幕宾，后升为太子洗马，为人公正而有节操。鉴于后主刘禅居于安乐，不知忧患，分不清忠奸善恶，诸葛亮便将董允举荐为黄门侍郎，主管宫内传递良命、呈献奏章等事务，不离后主左右，随时纠正偏差、弥补不足。
董允并没有辜负丞相的期望，处处防备，对宦官的权势严加限制，对后主言行的匡正、补救也十分得体。每当后主流露出挑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等想法时，董允总是引古喻今，据理谏阻，决不退让。后主因此对他十分敬畏。然而随着一天天长大，后主对享乐的要求也一天天增多，越来越迫切，常为愿望无法满足而苦恼。自幼入宫、极善逢迎而又深知后主脾性的黄皓，乘虚而入，仗着一份机灵和善解人意，博得了后主的好感，被引为生平知己。黄皓本是权欲极重的人，难免要利用各种机会，达到出人头地；后主无法徇私，黄皓更是心存畏惧，不敢枉为。所以董允在世的这段时间，黄皓虽然百般钻营，也只不过做个黄门丞。官小势微，纵使心中忌恨，却难以肆意报仇。此时的黄皓，就像被严冬困住的虫兽，潜伏爪牙，静静地等待着时机的转换。
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董允病死。陈任黄门侍中。陈外祖父的哥哥许靖，是汉末名士。刘备称帝后，任许靖为太傅，做太子刘禅的老师。陈在许靖家里长大，少年时很有名气，但华而不实。他依靠家世声望，仗着自己多才多艺，哗众取宠，受到丞相费伟的赏识，被推荐到宫里任职。后兼尚书令，封振威将军，一时权势熏天。陈对后主曲意顺从，深得宠信。黄皓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与陈内外呼应，朋比为奸，从此开始干预朝政。陈死后，黄皓羽翼已成，由黄门丞逐渐升为中常待、奉车都尉。早已被压抑得不耐烦的黄皓，这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和以往得志小人一样，他开始在心里盘算如何驾御庸主、为所欲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