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影响日大的时期，甚至宫廷中的皇帝、皇子，都不乏笃信佛教者。萧子良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1）武功文治，以民为本
萧子良系南朝齐武帝次子。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年）。为官齐高帝、齐武帝二朝，历任竟陵王、南徐州刺史、护军将军、尚书令等职。
萧子良“体貌魁奇、少年壮节”，从小就很有政治抱负，虽说是一位皇家子弟，然而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他爱读书，常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寻访名师，研究学问，探讨人生。他博闻强记，上下古今，无所不通。他仁慈宽厚，乐于助人。有一次，他的一个同学的母亲得了病，因无钱医治，生命危在旦夕。他知道后，便主动用自己平日积攒起来的百余两银子为这位同学的母亲请来了医生。
建元二年（480年），萧子良已是弱冠之年了，是该参与朝政的时候了。这一年，他受荐入朝做了左军将军。同年冬天，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反叛，威胁京师安全。萧子良主动请缨，领兵前往讨伐，迅速平定了叛乱。他在这次勘乱中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气概与才能博得齐武帝的好评。
不久，他出任丹阳郡太守。丹阳郡（治今南京市）是六朝的政治中心，又是江南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郡衙里的诉讼案件特别多，在乎庸的太守手下多处理不当或得不到及时处置，百姓对此反映强烈。萧子良走马丹阳，不负厚望。他细察民情，不畏权势，执法不阿，不管是亲戚好友，一概违法必究，给丹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抓吏治的同时，萧子良颇留心水利事业。当地有很多被废弃的湖泊，萧子良组织人力疏浚围堤，修筑堰闸，灌溉农田。萧子良还十分重视土池的垦辟。萧子良在任三年，始终如一，不兴工，不扰民，郡内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有这样的好太守，谁不拥戴！郡内各族人民纷纷怀揣金银，手捧珠宝，来到郡府，要饷馈他们热爱的父母官。萧子良寸金不受，一一劝回。
萧子良在丹阳，政绩卓然，声闻朝廷，被召回京都任侍中。从地方来到王朝中央，萧子良满怀一腔热血。然而，奸佞当道，政治昏暗，使他深为忧虑。为此，他接连上书，提出了各种治国建议。
齐武帝很赏识萧子良的卓识与气魄，于是授他尚书令，使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2）崇信佛学，言传身教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萧子良移居到鸡笼山（今南京鸡鸣寺一带）附近的西邸，在那里接纳一些有才学、有名望的人士。南朝时期，佛教盛行，萧子良深受佛教的影响。因此，他虽是一位体国恤民的好官吏，但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时常与名僧交往。他自己还经常亲自书写佛经，注释经义，在西邸中供养佛牙，开展各种斋戒活动，并邀请名僧讲解佛经，萧子良亲自为他们端茶送饭，为弘扬佛教尽了心力。其实，有位无神论者叫范缜，学识超人，也为西邸盛会的参加者。但他的信念与萧子良截然相反，他不信佛和鬼神，不信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之说。于是，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一方和范缜之间的论战终于开始了。
永明七年（489年）暮春的一天，萧子良在西邸大会宾客，席上坐满了达官贵人、名人学士，以及精通佛教的高僧。范缜也应邀在座。席间高僧讲论佛法，又将因果报应之类的老调重弹一番，并说，权贵们的财富、地位是前世修行来的。然而这对反对佛教的范缜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便公开表示不相信佛教，更不相信因果报应。于是，萧子良亲自出马，质问范缜说：“先生不信因果报应，那世界上为何有人富贵，有人贫贱，有人享福，有人受苦呢？”很显然，萧子良这些话是含有讽刺意味的。此时一阵轻风吹来，庭院树上的花瓣纷纷飘落下来。范缜立即指着花树说：“人生好似开在一棵树上的花朵，风一吹来，便纷纷落下，有的碰着帘幌，落在锦垫上；有的碰着篱笆，落在粪坑里。像你，生在皇族，一生富贵，就像飘落在锦垫上的花瓣；像我，一生穷困，就像落在粪坑里的花瓣。世上确有富贵贫贱之分，但与‘因果报应’究竟有何关系呢？”范缜的意思是：人的富贵贫贱并非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在客观条件下促成的。这样，否定了因果报应，自然也就否定了神不灭的谬论。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神无神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萧子良扮演了一个唯心主义的角色。虽然范缜的神灭论颇有威势，但萧子良仍笃信佛教不疑。
在西邸，萧子良除了礼遇僧徒，屡开讲席外，还有下列事迹：
其一，从事佛教著述。萧子良对于佛教义理及大乘空理有深入研究，著作有近百种，其中重要的有：《净住子净行法门》二十卷、《僧制》一卷、《请信士女法制》三卷、《维摩义略》五卷、《杂义记》二十卷、《会稽荆雍江郢讲记》一卷、《西州法云小庄严普弘寺讲》并《述羊常弘广斋》共一卷、《净名经疏》四卷等。从这些著作看，萧子良的佛学思想除了前已述及的相信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之学说，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认为三教一致并主张三教并用。萧子良在宗教信仰领域把佛教置于最高地位，同时又认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应实行三教并用的政策。萧子良曾说过：“九十六种道，而佛道为最上胜……是知有名无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他认为，在宗教信仰领域，佛道是“正道”，道、儒是“邪道”：认为它们不能使人从所谓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成佛，但在现实生活中，道、儒教人为善，仍应提倡。二是劝人信佛行善。他在《净住子净行法门》中说：“如来……行则大干震动，众魔慑伏；住则洞达诸定，外道归化；坐则演示《方等》，释、梵咨仰；卧则开一实道，三乘禀德；言则三涂之苦，笑则四生受乐。闻声者证道，见形者解说。当此之时，岂不胜哉！”“在家罪重，出家罪轻……大教胜远，尊之者责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如此等等，“多是劝戒”之谈。所以，《南齐书》本传说：“子良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
其二，乐于施舍。永明九年（491年），建康（今南京市）城发大水，周围大量田地和房屋被淹，百姓流离失所。萧子良先是开自家粮仓，施放粮食，用以解除一部分灾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在西邸的北侧建造了一所难民救济院，收容那些因水灾而无家可归的难民，为他们提供衣、食及药物等。不久，萧子良又在西邸设立了一座“六疾馆”，专门收养老、弱、病、残者，为他们提供食宿。据载，这两所收养院，先后接纳难民、残疾者数千人。萧子良用自己的亲身实践，体现和宣扬着佛教教义。
（3）研究“四声”，功在奉学
《梁书·武帝纪上》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王融、范云、任日方、陆亻垂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八友竟陵西邸之游，是以文相会，与谢灵运四友山泽之游，谢琨等人乌衣之游，情形类似。在这“八友”中，沈约、谢跳、王融是诗歌永明体的创立者。永明体是诗歌与声韵学相结合的产物，那时印度三声传入，萧子良在西邸招集文学之士，对印度声韵学进行了研究。所以，将四声运用于诗歌的永明体，可能即在萧子良建康西邸出笼。《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说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呗者“短偈以流颂”。所谓“经、呗新声”，即咏经、歌赞新声，而咏经新声，即转读四声。由此可见，此时发明四声转读，与萧子良西邸僧徒用声阶转读佛经关系至密。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据《高僧传》详细列举丁东晋以来善于转读佛经三声的僧徒，指出“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而“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由此而有永明之世四声说的成立，而四声一旦与文学结合，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萧子良应有一席之位。
永明十一年（493年），太子萧长懋先于武帝而死。萧子良既是武帝次子，政事、文学又饮誉于当时，所以宁朔将军军主王融极力谋立子良，但武帝却立太子之子萧昭业为皇太孙，临死前，令子良辅政，而用高帝次兄萧道生之子萧鸾总管尚书事，掌握实权。这样，子良身居嫌疑之地，只有退让。未几，武帝病死，皇太孙萧昭业继立。太孙生长深宫，既无经验，又无能力，但却深忌叔又萧子良声望太大，处处加以排挤，萧子良遂于次年忧郁而死，年仅三十五岁；一代英才，短命而亡，仍是愚昧与丑恶对聪慧与美善的进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丑恶与美善斗争的普遍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