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寒风，冷雨，黄昏。
一间本来宽大的客厅，一半以上被书柜、书架、书台占领，构成了书的城堡。四壁都是书柜，四壁之间，纵横排列的也还有书柜和书架。窗前有一张小小的书台，另一角落有一长大书台，上面也堆了满满的、高高的书，那本来是屋子主人平日写作阅读的地方，现在已经用不着了，早就用不着了。
书柜上放着大大小小好几十件艺术品，泥塑、木雕、石膏像、石刻头像、石湾花瓶……书柜上方的墙上，还挂着《蒙娜丽莎》、《母亲》、毕加索、马蒂斯、齐白石、石鲁……的画，还有老作家施蛰存写的一个条幅。这一切都却是平日的旧观。
窗前的鹦鹉不时叫着，听来并不成话。大厅里的一只狗和另外的小厅里的一只狗此呼彼应地叫着，除非有人制止，就不肯清静。大厅里的狗是有来历的，老作家曹聚仁前几年迁去澳门养病，不久就去世了，这只狗似乎他行前的托孤。这里是有名的猫犬之家，狗至少还有两只，猫不下六只，极盛的时代还不止此数。曾经有一狗因病弱很得主人怜惜，死去时主人为它洒下了一把老泪。不过，拥有这许许多多猫犬却只是出于女主人的爱好，主人只是不反对这样的爱好而已，但他还是为一只狗的长逝而流下泪来。这时不见猫，为了有客人要来，猫已经被藏起来了。
不见主人，主人已经离开了这书屋。真是书屋，除了这大客厅是书的城堡，这屋子里大大小小的房间无一不是书的堆栈。
客人们坐在因书而显得小了的客厅里，“昏昏灯火话平生”，听女主人和家人们谈主人的近几年、近几月、近几个星期的一些琐事。心头有风雨的敲打，也有点寒冷，也有点阴暗，比这间屋子还显得阴暗。
主人不在，还在的只是他微含笑意的大照片。两旁有鲜花伴着。客人们临走时，站成一排向照片中的他肃敬行礼，黯然告别。
早在二十一天以前，主人就和这个世界，和他的家人、朋友，和他的这许多藏书突然永远告别了。
主人是有名的藏书家，更是有名的老作家。但他再也不能翻阅自己这些藏书，我们再也不能阅读到他的新作品了。
这一天是他去世后的“三七”，我们特别到他生前读书、写作、生活的地方凭吊。凭吊霜崖老人，凭吊叶灵凤先生！
二
叶灵凤，“小说作者。南京人。曾主编《幻洲》，《现代小说》，《现代文艺》，《万象》，《文艺画报》。小说集印行者有《菊子夫人》，《女娲氏之遗孽》，《鸠缘媚》，《红的天使》，《处女的梦》，《白叶杂记》，《天竹》，《灵凤小品集》等。”这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作家小传》中他的小传。在《大系》的“小说三集”里，还选有他的一篇《女娲氏之遗孽》。
以《大系》来说，他当然是小说作者，由于只选了他的小说。但以“大系”的“小传”来说，也可以看出他不仅仅是小说作者，还是小品作者。《灵凤小品集》当然不是小说，《白叶杂记》也不是，《天竹》也有可能不是。他这些早年的作品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只能这样猜想了。
到了晚年，他就更不是小说作者而只是小品散文作者了。
他也翻译，《故事的花束》可能是他最后出版的一本翻译的集子。他晚年翻译了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一些散文，好像还没有结集出书。
他早年还欢喜作画。在《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这两本创造社的杂志里，既有他的画，更有他的插图。中年以后好象就一直搁下画笔，不再作画了。
他早年的笔名是灵凤，晚年是霜崖，中间也用过林丰。
灵凤这名字往往被人误会为女性，就在他工作多年的那间报社里，也有过这种误会。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位女性的名字。作家叶灵凤的原名叶韫璞，为了纪念这位女性的的故人，就以她的名字为名了，不仅用来做笔名，干脆做了自己的名字。据说他也曾有过一个印章“双凤楼”。家人解释，灵凤之名出于李商隐的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他晚年的一篇小品文章“桂花”中提到：“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宋词，更喜欢读那几首《忆江南》。有一年秋天游西湖，住在西冷桥边上的一个寺院里，寺前有几棵大桂树。夜晚秋月当空，在桂树底下踏着树影和自己的影子漫步低诵那几首《忆江南》里的月下寻桂子的词句，简直觉得像《陶庵梦忆》里所写人间仙境了。
“前几年，又去游杭州，恰巧又住在那附近。可是，寺院早已没有了，桂树也已没有了，人也没有了，独自站在湖边，实在不胜感慨！
“今夜，嗅着窗口飘进来的邻家桂花香气，在灯下不觉又模模糊糊的想起了这一切。人老了，不仅视力差了，就是记忆力也差了。当年熟读的那几首《忆江南》词，已经不能再背诵，只是有些事情仍无法忘怀，这使我想起了放翁晚年所写的几首诗中的两句断句：‘此身行作嵇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读了这些，不免使人感到此中有人，此中有事。不过这已是“梦断香销五十年”的旧事，也就不必呼之使出了。
一般人都说他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其实二十年代他就已经有作品发表。在一篇《读少作》的小品中他提到，一九二五年《洪水》创刊号上有他的小说《昙花庵的春风》，他说那时自己还是二十岁的少年。
不久他就参加了创造社，在门市部工作，同时写作甚勤，他算是开始踏上可文坛。《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所列出的那些作品，几乎都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这十年中写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上海经过广州，来到香港，从此就在这个他眼中的海隅地住了下来，一住是四十年，直到离开人世。
在他的下半生中，小说是不写了，写的只是散文随笔，也翻译些文章，写得较多的是有关香港风物和掌故的文章。
他是南京人，小时在安徽的宿松、江西的九江、江苏的昆山住过，在镇江念中学，在上海念美专，踏上文坛，南来香港，虽然是这样简单的经历，当中却似乎是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的。
三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海涛闲话。
“我”是诗人戴望舒，“你”是女作家萧红。戴望舒走了六个小时的路，大约是从香港或九龙的市区走到浅水湾的吧，去探望躺在一株独柯树的红影下的萧红，而写下了这《萧红墓畔口占》的四行诗。
戴望舒第一次探望萧红墓却是由叶灵凤陪了去的。那时是一九四三年秋天，萧红死后大约半年，浅水湾还是禁区，香港还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下。
十五年后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戴望舒已经不在人世了，叶灵凤却和别的朋友，从快要湮没了的萧红墓中，掘出骨灰，送回广州，安葬在银河公墓里。叶灵凤有一篇《萧红墓发掘始末记》，似乎并没有收进他的散文集子中。
四
叶灵凤晚年的小品散文多半是用霜崖的笔名，用《霜红室随笔》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的，而在将其中一部分结集出版时，又取名《晚晴杂记》。
霜，使人想到生命的秋深冬至，在时间上，是和晚晴的晚符合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霜红都有了，晚也有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也有了。晚晴还使人想到“雨后复斜阳”的，尽管晚了，却还是好的景色。
《晚晴杂记》中有一篇《新的乡思》，就记下了一些江南好风景。
“最近，客从故乡来，为我谈了许多故乡的新事物，其中，一位更送了我一罐故乡新出品的茶叶，称为‘雨花茶’。
“从故乡来的朋友，如果送我一包鱼花石，固然会使我高兴，但是现在送的却是雨花茶，则除了高兴之外，更使我诧异，因为我的家乡是从来不以产茶著名的。
“仅是这一罐‘雨花茶’，已经足够勾起我的乡思。家乡这几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咸板鸭和花生米虽然依旧有名，但是同时却增加了不少新的出产。这里面小如茶叶，大如汽车，都包括在内。家乡居然有了汽车厂，正如家乡有了茶园一样，那是使游子要刮目相看的事实。”
还有“大如一座城市的工厂，另一座比武汉长江大桥更大的大桥。也在下关与浦口之间完成了。这些可喜的消息，在啜着‘雨花茶’的时候，自然更增加我的新的乡思了。”
这些随笔杂记，也正像雨花茶一样，“味在碧螺春与龙井之间”，虽然清，却有味，而且能使人回味。写来看似不用什么力，读来却使人感到一种力量，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
灯下翻他的一本一本的集子，翻到了这篇《新的乡思》，仿佛又看到他亲切的笑容，听到他娓娓的谈话。当年送雨花茶给他使他欢喜赞叹的神情如在眼前。想到他的故乡又有了许多可以引起他新的乡思的新事物，而他却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就不禁黯然。
他退休的这几年来，由于眼病和别的病，不大愿意出门走动，几位朋友的不定期餐叙到后来他也很少参加，再三请他欣然命驾他也不为所动。颇有些担心会像电影镜头一样，渐渐地“淡出”而淡欲无，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他的存在。
现在果然是“淡出”了，尽管他的最后像是睡去，尽管他可以安心长眠，我们却不能不动哀思。尤其可哀的是他把许多可珍贵的记忆都带走了，除了一些散篇，竟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回忆录。这是作为读者的我经常劝他快执笔写的。
尽管似乎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他晚年有机会访问鲁迅先生的故居，低头默默地诉说了自己的心事；尽管似乎走过曲折的道路，他的下半生却能放眼、放怀面前光明宽阔的地方，鲁迅先生所指出过的地方。这也就不必泫然，应该欣然了吧。
写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近百年最冷之日凤兮，凤兮——纪念叶灵凤逝世十周年叶灵凤，当一般认识他的人叫他“先生”时，有些不认识他的人却称他为“女士”。在他工作的地方，不时可以收到寄给“叶灵凤女士”的信件或请柬。这是他晚年常常带着微笑，向人说的。
这当然是可笑的误会。还有不可笑的、更大的误会。
二十年代他就写小说，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办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到广州，后到香港，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离开这个世界，都一直没有离开香港（短期的旅行不算）。就是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他也没有离开过。因此，就不免有了一些流言。
和他一样，那个时候并没有离开香港的还有诗人戴望舒，不同的只是戴望舒坐过日本军队的牢房，而他没有。就在那样的日子，是他和戴望舒做伴，一起到浅水湾畔，对病死在香港的《生死场》作者、女作家萧红的坟墓，默默凭吊。在这以前，这以后，直到五十年代戴望舒从海角的香港回归北京后，他们一直是好朋友。人们不知道战争年月更多的事实，但举一可以反三。有所为也就往往是有所不为。
说到萧红墓，人们记得，当一九五七年这一孤坟有被铲平而湮没的危险时，正是他带头和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一起，取出骨灰，送去广州，安葬在银河公墓。
在上海和他一起办过《幻洲》，后来长期担负对敌斗争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重任的潘汉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回到香港，就和他恢复了联系，而不是弃之如遗。
在潘汉年蒙冤的日子，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到北京作过客人，其间包括和阿英的欢晤。
正像早些时的流言站不住，后来加给他的“汉奸文人”的帽子也是戴不稳的。新版《鲁迅全集》和“文革”前《鲁迅全集》有关他的注文前后不同，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有如给这个“汉奸文人”平了反。
在他晚年写作的许多散文里，是不乏怀乡爱国的篇章的。
这更大的误会是可以澄清的了，只不过可能有些人没有注意到而已。
他的爱国行动还表现于他的爱书（这里的爱书意如爱将），其中之一是嘉庆本的《新安县志》。这个新安和风景秀美的新安江无关，它只是广东旧时的一个县，也就是今天的宝安，却比宝安幅员为大，今天国际性的大城市香港也属于它的范畴（今天名震国内外的深圳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新安县志》也就包括了香港志的成分。他收藏有这部书，而且和广州、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版本比较过，据他说，以他手头的这一部最全。内地就只有那两部，而香港却只有他这一部海外孤本。英国人虽然在香港抓了一百多年的统治权，却并没有抓到这样一部和香港有关的地方志。好几次有外国人，以当时的几万元港币（相当于如今的过百万元）的代价，伸手想抓走这部书，他都一一拒绝了，只肯让香港英国官方的图书馆复印一份，参考资料。他生前不止一次表示，书要送给国家。在他死后，他的家人完成了他的遗愿。这一部《新安县志》现在是藏在广州中山图书馆里。
但他心爱的藏书，朋友们所赞赏的他的藏书，却又不仅仅是这一部《新安县志》。
在香港，他是有名的藏书家之一。他有名的藏书主要在于三大部分：有关香港的书刊，西方的书册珍本，西方的文学书籍。从这本《读书随笔》的《香港书录》中，不难想象他这方面收藏的丰富，那些有关香港早年的史料是很珍贵的，他自己写的《香港方物志》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他早年学画，也画过少，如果不是后来放下画笔只执文笔，最后是以画家还是以作家知名于世，就很难说了，尽管现在一般人知道他是作家，新版《鲁迅全集》还是称他为“作家、画家”的。他收藏的那许多西方的画册，是内地美术界朋友谈起来就不免流露关切之情的珍品。西方文学书籍的珍本那就更加使人为他难数家珍了。
不必问他的藏书有多少万卷，他的居所在香港那样的地方算得上宽敞的，却由于他的良好的嗜好，弄得狭窄甚至狭窄不堪。那里真可以称得上书屋，屋子里到处都是书。我们的作家并没有书房，却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不少书，大厅就更是书的天下，他就整天人在书中，由于“书中自有”，也就可以说是人在玉颜中，人在金屋中了。
正是难数家珍，他的这许多藏书本来是要送回内地，献给国家的，由于迟迟没有清点整理，终于由香港中文大学以先行全收后才清点的方式取了去，辟了专室，整理收藏，这一失误曾使人感到可惜，为之叹息。不过，一想到“一九九七年以后”，随着整个香港的主权的回归，这些图书不也是自然回归祖国的怀抱了么？天下事就有这么巧妙！
人们都称叶灵凤为藏书家，他虽然在生时没有“请予更正”，但他肯定欢喜另外的一个头衔“爱书家”。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名衔，至少一般人很少这样说，只有在他笔的笔下才屡屡提到：“爱书家”。从《读书随笔》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到，同时还可以看到藏书家是书的敌人这样的译文。他有读书的兴趣，而且兴趣渊博，涉猎很广。他不是藏而不看的人，尽管书太多而他来不及尽看。
书和笔，读和写，这就是他多年来的全部生活。他不仅忙于读书，也勤于写书。他天天读，也天天写，他去世后遗下总有一两百万字的作品有待于整理出书。（在香港已出书的有六七种）这些文章都是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有文艺随笔、读书随笔，有抒情小品、生活小品，有香港掌故、香港风物，有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那些谈香港史实的文章，是他翻阅了大量中英文的资料才写得出来的，多年来，它又成了别人在写香港掌故时依据的资料。它材料丰富，文字端庄流丽，爱国热情洋溢于笔墨之间，大义凛然，毫不含糊，对于异族统治者一点也没有什么媚骨。
岁月匆匆，他的去世一转眼就是十年。霜红最爱晚晴时（他晚年以霜崖的笔名，写了大量的《霜红室随笔》；所出的集子中有《晚晴杂记》），回首前尘，不由得更对这位老作家有深深的怀念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