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台湾、南洋、北美、西欧的华人社会中，有着两位“大侠”，一位是“金大侠”金庸，一位是“梁大侠”梁羽生，尽管他们都是西装革履之士，一点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短衣长剑的英雄人物。
他们之有“侠”名，不在于剑，只在于书，在于那一部又一部的“新派武侠小说”。他们都是各有等身著作的作者。金庸大约有十五部四十册，而梁羽生却有接近四十部之多。一个是《金庸作品集》，一个是《梁羽生系列》——取名“系列”，真够新派！
谈新派武侠小说，如果不提梁羽生，那就真是数典忘祖了。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是后来居上。这就说明了，梁羽生是先行一步的人，这一步，大约是两年。
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龙虎斗京华》，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书剑恩仇录》，都是连载于香港《新晚报》的。一九五四年，香港有一场著名的拳师比武，擂台却设在澳门，由于香港禁止打擂而澳门不禁。这一场比武虽然在澳门进行，却轰动了香港，尽管只不过打了几分钟，就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街谈巷议却延续了许多日子。这一打，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新晚报》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梁羽生真行！平时口沫横飞坐而谈武侠小说，这时就应报纸负责人灵机一动的要求起而行了——只酝酿一天就奋笔在纸上行走。套用旧派武侠小说上的话，真是“说时迟，那时快”！
梁羽生其所以能如此之快，一个原因是平日爱读武侠小说，而且爱和人交流读武侠小说的心得。这些人当中，彼此谈得最起劲的，就是金庸。两人是同事，在同一报纸工作天天都要见面的同事；两人有同好，爱读武侠，爱读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很有共同语言。两人的共同兴趣不仅在读，也在写，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金庸也就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来了。时在一九五五，晚了梁羽生一两年。
颇有人问：他们会武功么？梁羽生的答复是：他只是翻翻拳经，看看穴道经络图，就写出自己的武功了。这样的问题其实多余。有谁听说过施耐庵精于武功？又有谁听说过罗贯中是大军事学家的？
正像有了《书剑恩仇录》才有金庸，梁羽生也是随着《龙虎斗京华》而诞生的，他的本名是陈文统。金庸的本名是查良镛，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梁羽生呢？一个“羽”字，也许因为《十二金钱镖》的作者是宫白羽吧。至于“梁”，这以前，他就用过梁慧如的笔名写文史随笔，还有一个笔名是冯瑜宁，冯文而梁史。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念的却是经济。金庸在大学读国际法，梁羽生读的是国际经济。但他的真正兴趣是文史，是武侠。他们两人恐怕都没有料到，后来会成为武侠名家，而且是开一代风气的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
新派，是他们自命，也是读者承认的。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之类的老一派武侠小说，末流所及，到四十年代已经难于登大雅之报了，或者不说雅就说大吧，自命为大报的报纸，是不屑刊登的，它们就像流落江湖卖武的人，不太被人瞧得起。直到梁羽生、金庸的新派问世，才改变了这个局面，港、台、星、马的报纸，包括大报，特别是大报，都以重金做稿费，争取刊登，因为读者要看。南洋的报纸先是转载香港报纸的，由于你也转载，我也转载，不够号召力，有钱的大报就和香港的作者协议，一稿两登，港报哪一天登，它们也同一天登出，这样就使那些不付稿费只凭剪刀转载的报纸措手不及，而它却可以独家垄断，出的稿费往往比香港报纸的稿费还高。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有时西学为用，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港、台、美国的那些华人学者就不去多说了。这里只举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例，他就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一九七九年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演出了“他乡遇故知”的一幕，使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的，就是武侠小说，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而华罗庚的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论点，也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用这来破反武侠小说论者，真是不失为一记新招，尽管它有其片面性，因为不仅成人，年长一点的儿童也未尝不爱武侠如童话。
华罗庚当然是大雅君子了。还可以再提供例子，廖承志对这“成人的童话”很有同嗜，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秘密也许在于，比他更忙或更“要”的要人，也有“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对“成人的童话”感兴趣的“童心”。这就无可避免地也就成了金、梁的读者。
比起既写武侠，又搞电影，又办报，又写政论，进一步还搞政治的金庸来，梁羽生显得对武侠小说更为专心致志。他动笔早，封笔迟（两人都已对武侠小说的写作宣告“闭门封刀”），完成的作品也较多。武侠以外，只写了少量的文史随笔和棋话。
梁羽生爱下棋，象棋、围棋都下。金庸是他的棋友，已故的作家聂绀弩更是他的棋友。说“更”，是他们因下棋而有更多佳话。聂绀弩在香港时，虽有过和他下得难分难解而不想回报馆上晚班写时论的事；梁羽生到北京，也有过和聂绀弩下棋把同度蜜月的新婚夫人丢在旅馆里弃之如遗的事。香港象棋之风很盛，一场棋赛梁羽生爱口沫横飞地谈棋，也爱信笔纵横地论棋，他用陈鲁的笔名发表在《新晚报》上的棋话，被认为是一绝，没有人写得那样富有吸引力的，使不看棋的人也看他的棋话，如临现场，比现场更有味。
当然，棋话只是梁羽生的“侠之余”，正像文史随笔也是他的“侠之余”。他主要的精力和成就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在武侠小说上。从《龙虎斗京华》、《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还剑奇情录》、《联剑风云录》、《萍踪侠影录》、《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狂侠·天骄·魔女》、《武林三绝》、《武当一剑》……以部头论，他的作品是金庸的两倍多以至三倍。
说“侠之余”，是因为梁羽生有这样的议论：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术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没有侠义。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
不可无侠，这是梁羽生所强调的。就一般为人来说，他的话是对的，可以没有武，不可没有侠——正义。但在武侠小说上，没有武是不成的，不但读者读不下去，作者先就写不下去了，或写成了也不成其武侠小说了。他之所以如此说，有些矫枉过正。因为有些武侠小说，不但武功写得怪异，人物也写得怪异，不像正常的人，尤其不像一般钦佩的好人，怪而坏，武艺非凡，行为也非凡，暴戾乖张，无恶不作，却又似乎是受到肯定，至少未被完全否定。这样—来，人物是突出了，性格是复杂了，却邪正难分了。这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一派。当然，从梁羽生的议论看得出来，他是属于正统派的。而金庸的作品却突出了许多邪派高手。
梁羽生还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析两人的异同。其中说：“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这篇文章用佟硕之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六年的香港《海光文艺》上。当时罗孚和黄蒙田合作办这个月刊，梁羽生因为是当事人，不愿意人家知道文章是他写的，就要约稿的罗孚出面认账，承认是作者。罗孚其后也约金庸写一篇，金庸婉却了。去年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个“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主持其会的是著名学者刘殿爵），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在参加会议后发表专文，还把这篇《合论》一再说是罗孚所作，又说极有参考价值。二十多年过去，这个不成秘密的秘密也应该揭开了。
梁羽生这《合论》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褒贬都不是没有根据。他说自己受中国传统文化如诗词等等影响较深，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是充分显示了的。他的回目，对仗工整而有韵味；开篇和终篇的诗词，差不多总是作而不述。信手拈来，这些是从《七剑下天山》抄下的几个回目：“剑气珠光，不觉坐行皆梦梦；琴声笛韵，无端啼笑尽非非。”“剑胆琴心，似喜似嗔同命鸟；雪泥鸿爪，亦真亦幻异乡人。”“生死茫茫，侠骨柔情埋瀚海；恩仇了了，英雄儿女隐天山。”还有：“牧野飞霜，碧血金戈千古恨；冰河洗剑，青蓑铁马一生愁。”可能是他自己很欢喜这一回目的境界，后来写的两部小说，一部取名《牧野流星》，一部就取名《冰河洗剑录》。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人招归舟。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拼葬荒丘！”这一首《八声甘州》是《七剑下天山》的开场词。收场词是一首《浣溪纱》：“已惯江湖作浪游，且将恩怨说从头，如潮爱恨总难休。湖海云烟迷望眼，天山剑气荡寒秋，蛾眉绝塞有人愁。”他的诗词都有工夫，词比诗更好。
他在少年时就得过名师指点。抗日战争期间，有些学者从广东走避到广西。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家里有些产业，算得上富户，家在乡下，地近瑶山，是游历的好地方。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三十年代在《论语》写文章，办《逸经》杂志的大华烈士）、敦煌学及诗书画名家饶宗颐，都到梁羽生家寄居过，梁羽生也就因此得到高人的教诲。简又文那时已是名家，饶宗颐还未成名，和梁羽生的关系多少有点在师友之间的味道。
简又文和梁羽生之间，后来有一段事是不可不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梁羽生到广州岭南大学读书，简又文在岭南教书，师生关系更密切了。一九四九年，简又文定居香港，梁羽生也到香港参加了《大公报》的工作，一右一左，多少年中断了往来。“文革”后期这往来终于恢复，梁羽生还动员身为台湾方面立法委员的简又文，献出了一件在广东很受珍视的古文物给广东当局。一向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隋代的碑石在广东是珍品，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其中的猛进碑由简又文收藏，他因此把寓所称为“猛进书屋”。广州解放前夕他离穗到港时，说是把那块很有份量也很有重量的碑石带到香港了。台湾在注视这碑石。大约是七十年代初期，他终于向梁羽生说了真话：碑石埋在广州地下。梁羽生劝他献给国家。他同意了，一边要广州的家人献碑，一边送了一个拓本向台湾应付。“中央社”居然发出报道，说他向台湾献出了原碑。当时梁羽生还不知情，以为他言而无信，后来弄清楚真相，才知道是“中央社”故弄玄虚，也许他们想使广州方面相信简家献出的只是一面假碑石。但有碑为证，有人鉴定，假不了。这件事当时认为不必急于拆穿，对简又文会更好些。现在他已去世多年，这个真算得上秘密的秘密，就不妨把它揭开了吧。
老师是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家又离太平天国首先举起义旗的地方很近——蒙山西南是桂平，金田起义的金田村就在桂平。蒙山有金秀瑶，容易使人想到金田村，朋友们或真以为或误以为梁羽生就是金田村的人。因此有人送他这样一首诗，金田有奇士，侠影说梁生；
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
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
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这里需要加一点注解。“侠影”和“还剑”是因为梁羽生著有《萍踪侠影录》和《还剑奇情录》。“棋中意”说他的棋话是一绝。“竹外情”就有趣了。苏东坡“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其实是既爱竹又爱肉的，竹肉并重，但梁羽生爱的就只是肉。他已长得过度的丰满，却还是欢喜肉食如故，在家里受到干涉，每天到报馆上班时，在路上往往要买一包烧乳猪或肥叉烧带去，一边工作或写作，一边就把乳猪、叉烧塞进口里，以助文思。这似乎不像一边为文一边喝酒的雅，但他这个肉食者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这还不算，有时他饥不能等，在路上—边走就一边吃起来，也许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名士气味甚浓”吧。
“横刀百岳峙”，说他写出了几十部武侠小说；“还剑一身轻”，说他终于“闭门封刀”，封笔不写了。这就可以有工夫去从事能够流传得更加久远的写作事业，写朋友们期待他写的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了。这是千秋业，而他是可以优为之的。他应该写，谁叫他既是“金田人”，又是搞历史的呢？他应该写得好，经过几十部小说磨炼的笔，还愁写不好么？
梁羽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出席过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为武侠小说应在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地位，慷慨陈辞。这在港、台、南洋一带，早已不成问题。不少学者看武侠小说，有的学者更是作古正经地在研究、讨论武侠小说。一九七七年，新加坡的写作人协会还邀请梁羽生去演讲《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呢。写了几十年武侠小说的他（当然也还有金庸），是不会对武侠小说妄自菲薄的。不知道他们同意不同意，武侠小说在许多人看来，只能是通俗文学，尽管有了他们以新派开新境，似乎还没有为它争取到严肃文学的地位。历史小说就比较不同了，它像是“跨国”的，跨越于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可以是通俗，也可以是严肃，严肃到能够成为千秋业。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的朋友，大约是出于不薄通俗爱严肃的心情吧。
增订本的《散宜生诗》有《赠梁羽生》一律：“武侠传奇本禁区，梁兄酒后又茶余。昆仑泰岱山高矮，红线黄衫事有无？酒不醉人人怎醉，书诚愚我我原愚。尊书只许真人赏，机器入前莫出书。”对最后两句作者自注：“少年中有因读此等小说而赴武当少林学道者，作此语防之。”要防，其实“此语”也防不了。而事实上，世间虽有“机器人”，到底是少而又少的，多的总是“真人”，不会自愚，不会自醉。聂绀弩虽然在打油赠友，却未免有些严肃有余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苏——小生姓高有人在《文艺报》上写文章，谈香港作家，说是“有个笔名叫‘小生姓高’的青年作家（已故），写作基础本来是不差的，后来转变成为一个专写黄色小说的作家。人家形容他写小说像踏缝纫机一样，迅速如飞。他的收入确实很高，但开支也比别人大，人品堕落，生活糜烂，结果导致自己短命夭亡”。这使我想到，应该写写他了。
他，小生姓高，高雄。
“高雄，一九一八年生。原籍浙江绍兴，广州出生。虽读小中大学皆未毕业，历任小中大报编辑，现以卖文为生。”这是附在他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封底上的几行自我介绍。
在内地，他知名度很低，低到恐怕几乎接近于零，但在香港，他却是大大有名的，属于所谓“名气界”中的名作家。
小生姓高，是他早年用得多的笔名，从早年到晚年都用得多的笔名是三苏。此外还有吴起、许德、史得、经纪拉、但丁、石狗公……经纪拉、但丁、石狗公都是他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的主角，他就用这些主角的名字做笔名。
一部香港影片是许多人看过的：《新寡》。主角是夏梦，原著的作者史得就是高雄。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双月刊）去年曾经刊出过《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这正是高雄的作品。
但他在香港目睹怪现状并不止二十年，至少有三十六七年。他一九四四年就从广州到了香港，一九八一年才从人间到阴世。他活了六十三个春秋，说他“短命夭亡”，因此只能是笑话了，人世间哪里找得到年逾花甲的短命鬼？
他到香港的第二年，就进了一家报纸工作，这家报纸先是出日报，后改出晚报，他先编副刊，后做总编辑。后来有一段时期还和梁厚甫（梁宽）轮流做总编辑。
在这家《新生晚报》中，他们两人可以说是一时瑜亮。做总编辑时两人都写过新闻评论（梁宽是从香港移居美国后，才以梁厚甫的笔名替香港、新加坡的报纸写时事分析的文章而声名大起的），替副刊写稿时两人又都写怪论和“艳情小说”。高雄的新闻评论写不过梁宽，当然更写不过后来的梁厚甫；梁宽的怪论和“艳情小说”就不如高雄的名气高了。
他们写的“艳情小说”是每天一篇的千字文，用浅近的文言来写，写各种各样的“偷情”，尽管也是黄色小说，但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怎么绘声绘影作淋漓尽致的描写。由于是每天一篇，在日报就叫《日日香》，在晚报就叫《晚晚新》（专栏的名字）。而高雄就在写这样的文字时，署上了小生姓高的笔名。这样的名字容易使人记得，也容易使人对作者产生不怎么好的印象。他是应“买方市场”的需要，一开始就写这一类东西的，并不是“后来转变成为一个专写黄色小说的作家”。
正相反，倒是后来他转变成专写反映香港现实社会的小说，而放弃了那些“艳情”的笔墨；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应该是“堕落”的反面吧。
和“小生姓高”同时出现的三苏，是他写《怪论连篇》的笔名，所谓“怪论”，就是正言若反的杂文，讽刺幽默的文章。先前一般都是以社会现象做题材，到了后来，才逐渐侧重于政治，特别是“文革”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差不多完全成了反动的文章（也可以说，其中不少是反“左”）。
这些怪论是用“三及第”的文字来写的。所谓“三及第”，就是文言、白话加广东话。香港的居民多数是广东人，说广东话，用广东话写文章，容易受到欢迎。香港又是长期受到封建文化影响的地方，文言文的遗留也就不足为奇。虽然如此，时代的文字到底还是白话。就这样，形成了一种文字上特殊的三结合。
这样的“三及第”就是梁宽、高雄首创的。把梁宽放在高雄的前面，是因为有这样的事实：《新生晚报》上的《怪论连篇》和《经纪日记》都是梁宽出的主意，怪论是两人同时写，后来还加进了别的人；《经纪日记》原来是梁宽先写的，写了没有多久，就不写了，才由高雄接过来，写下去。高雄原名高德熊。高德熊和梁厚甫，是《新生晚报》的一对鬼才。
《经纪日记》就是用“三及第”的文字写的，通过一个在商场上做经纪的小人物——经纪拉每天的活动，反映出香港社会的形形色色。许多时候带有纪实的性质，头一两天的具体事件往往被生动地写了进去，而不止是干巴巴的记述，因此很能吸引读者。从那当中，可以看到市场情况的发展，一些商品和吃喝玩乐的场所也往往被介绍出来。使不少人感到，它的文字有趣，内容有用。
这里是《经纪日记》中第一日的文字：
“早上七时，被她叫醒，八时，到大同饮早茶，周二娘独自回家去了。她说自己要买钻石，恐怕是‘水盘’，大概和人家‘踏路’是真。王仔走来，‘猛擦’一轮，扬长而去，真是愈穷愈见鬼也。
“九时半，打电话到贸易场问金价，仍是牛皮市，自从上月被绑，亏去六百元后，真是见过鬼怕黑矣。莫伯到来，邀之同桌，据称，昨日经手之透水碧玉，已由一西人买去。赚价二百元，此人好充大头，未必能获如是好价，逆料赚四五十元是真。余索莫伯请饮早茶，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回总算中计了……
“披衣到陆羽，途中遇见大班陈，我说等钱将军，作了他一尺水。到陆羽，周二娘介绍一陈姑娘相见，另细路一名，陈姑娘谓系其弟，细路无意中却叫起阿妈来……”
这里的“猛擦”就是大吃，“充大头”就是摆阔气，“一尺水”就是一百元，“细路”就是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广东话。有人说：“香港有一本名书，在《新生晚报》连载了四五年，可以说是最通行的了，那便是人人知道的《经纪日记》；香港有一个作家的笔名，他几乎已成‘香港名流’了，这人便是《经纪日记》的作者经纪拉。这篇连载数年不衰的日记体长篇小说，不但为一般读者所欣赏，文人学士，商行伙计，三百六十行，几乎包括香港的各色人等，都人手一篇。”这说法是离事实不远的。
这以外，他又写了《但丁游天堂》、《石狗公日记》、《济公新传》、《猪八戒游香江》……都和《经纪日记》是同一类型嬉笑怒骂反映现实的作品。它们由于带有纪实的性质，就更可以起帮助认识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作用。
这些作品以外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纪实性就更浓了。它的每一段故事都有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做背景，而写出了许多内幕，这些内幕又是新闻报道中不便写出，或不能写出的，写出来就要引来法律上的麻烦。如有人绑架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向岳父勒索巨额的赎款之类。
这些小说用纯文学的观点来看，大概得不到很高的评价，但作为通俗文学的作品，情况就应该不同了。有趣的是，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纯文学》月刊（和台湾的《纯文学》月刊是联号）就用过相当的篇幅，刊出了《经纪拉的世界》和对高雄的访问记（还附录了高雄写的《揭开自己的底牌》），对这些小说作了高度的评价，尽管还是只把它看成俗文学，却认为是在香港可以流传于后世的文学作品。
高雄自己说，他写的这些只是通俗小说，不是文学作品。他自己只是一个“写稿佬”，一个“说故事的人”，而不是作家，一定要说作家，也只是不同于“文学作家”的“职业作家”，写稿卖钱。
他大概也是首创每一天都要写稿一万多字的人。平常一万二千，最高纪录一天二万五。长长短短，每天总有十多篇。一家报纸曾经有过每天刊登他四五篇稿的纪录。最多的时候每天有十四家报纸登载他的作品。
他说，他每天只工作六小时。这样，写稿的速度就非快不可了。他说：“很多朋友都常常笑我，说我写稿是‘车衣式’的……就是左手推稿纸，由上而下，右手楂笔，唔郁，就好像车衫一样。”所谓“车衣”，就是用衣车（缝纫机）缝衣裳；“晤郁”就是不动，右手拿住笔不动。这就不是“写稿佬”，简直有些写稿机器的味道了。
他承认自己的“车衣式”，却不承认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写稿。“传闻而已”，有点神乎其说了。
并不神乎其说而是事实的，有一家报纸为了和另一家报纸竞争，不仅以高价买他写稿，还以高价买他不写稿，要他把原来替另一家报纸写的稿停了，而由他们照付稿费。这样他就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也算得上“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吧。
日写万言以上，一年就至少要写下接近四百万字，十年就是四千万字，就算三十年吧（他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六七年），也写下一亿两千万字的作品了。他可以说是“写稿界”中的亿万富豪。就是从数量上来说，也绝对是香港的“大作家”。
但我们这位大作家却是书产极少的，以成书的著作来说，生前只有两部三本，就是那使他大大成名的《经纪日记》和《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这日记至少写了一百五十万字以上，印进书里的只不过十万字左右，两本不厚的小册子。第三本还未出，书店老板就宣布不能出了，因为书里写到了他生意上大有来往的人，万万碰不得！
为什么就没有别的书店、出版社愿意出这部书或他别的小说呢？因为当年的香港不像现在，出版事业并不发达，书出得很少。他自己对待自己的作品又从不“敝帚自珍”，出不出书，并不在乎，以至后来出书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时，他也无意使它们和纸张油墨过不去。
但在他身后，他的家人却以四五个月的时间，就替他出了一本装帧印刷都比较讲究的《给女儿的信》。蓝底金字的封面，乍看就像一本雅致的线装书。四十多封信，从《交友篇》、《妇容篇》到《待客篇》、《事亲篇》，这目录使人感到像是出自一位老夫子的手笔，特别是每一封信的开头，“字付三女（或次女、长女）知悉”，以及最后的“父字”，更使人有十分“老土”之感。但细看内容，就完全和这些形式是两回事，尽管谈的是教女儿做人、立身、处世的道理，却是并不陈腐，颇为清新的，没有道学气，富于时代感，而又很通情达理，既不唱高调，也没有低调到近于下流。写给女儿的信就像是写给朋友似的，一点也没有“字付”和“父字”似乎应有的那种板起来的面孔。举一个例，在谈“妇德”时，他表示理解婚外情，却提倡重操守。
他有两个女儿，都去了美国，先读书，后定居下来，信就是这样写给她们的。但当然不必真是私人信件的原样公开；实际上这是为一个妇女杂志写的专栏，尽管其中不乏父女之间的真情真事。
从文字看，一点也不像出于写《晚晚新》、《怪论连篇》以至《经纪日记》的同一支笔。从内容看，一个似父如兄的形象，就更加使人会忘去那“艳情”“小生”的“恶形恶状”。这是一个正面，不是负面。
这些信是他晚年的作品；最后一篇是死前两个月写的。这一“后来转变”也可以证明，并不是“转变成为一个专写黄色小说的作家”，并不是“堕落”和“糜烂”，而是相反。至于他青年或中年时代是不是有过，或有过多少“艳情”艳事，那就不是我们需要多所关心的“风化”问题了。
这本书，这些信，凭那些清通平实的文字，是可以使作者赢得散文家之名的。
全面来看，高雄首先应该是文体家，由于他和梁宽首创了那特殊的“三及第”文体，四十多年了，至今还在香港流行。七十年代以后，有人创造了另一种“三及笫”——英文、白话加广东话，那是“书院仔”和大专生的新一代“三及第”，流行得并不广，远不如老一代的“三及第”。
高雄当然也应该是小说家，通俗小说家也是小说家。要了解四十年代后期以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社会，他的小说尽管未必全面和深刻，但总是很可参考的，是可以看到一些风貌的。遗憾的是没有印成书本（除了《经纪日记》和《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而且已不容易找到），要看就只能向旧的报刊去寻找了。
高雄也是杂文家。他那许许多多怪论，他和别人首创的社会性的怪论，用他的话说，真是“论尽香港”，入木三分。“论尽”，在广东话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有麻烦、不好办……的意思，恕我不能很恰当地表达出来。他后来所写的反共或反“左”的怪论，有论得对的，也有并不实事求是以至谩骂的。至于末流所及的另一些人写的怪论，这里就不提也罢。
最后，还要加上一个：散文家。尽管这方面的文字不多（也不是除《给女儿的信》以外就完全没有），他自己却是很重视的。他曾不止一次对朋友说，写这些文字他要付出加倍的精神，不是“车衣式”所能耕造得出来的。高雄是个显得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但说这话是却是很正经的。他那些《给女儿的信》也很正经，尽管文字轻松活泼。
这里不妨引一段他的散文：
“香港号称东方之珠，最多不过二十年光景，大陆成为‘红色中国’之前，香港还不过是一个普通商埠，也是中国官僚富豪的退步之所，以及私运财产出口的第一个站头，甚至有人说，香港是罪恶的渊薮，逃捕的安乐窝，这且不去说了。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多少达官贵人在这里生了根，也有许多倒了下来，千千万万的美金和金条，埋藏在英皇道。有些人从半山区迁到了另一个半山区——从洋房住到木屋；有些人从木屋区爬上了渣甸山。多少一掷千金无吝色的阔少们已经变做伸手大将军，许多在大陆曾经显赫一时的真正大将军们在新界‘孵豆芽’，豪门的公子要坐钱债监，左右政局的美人已经改嫁了外国大汉做洋太太，千金小姐下海做舞女，用安眠药了结她的璀璨的一生。一些名女人把她的未完成的责任交给下一代；有些新的富豪堀起，凭了他父亲见不得人的勾当，而他却用绅士的脸孔见人；有些衰败了的世家靠卖家当度日。在宇宙运行之中，二十年的光阴实在太短了，仿如一刹那。但对我们短促的生命来说，二十年的日子又实在太长了，使许多青年人白了头发，使美女的脸上涂了皱纹。在这些日子里，香港在玩着滚雪球的把戏，一块小冰从山口滚下来，越滚越大，结果变成了今天的东方之珠。”（《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楔子）
高雄替电台写过广播剧，以《夜夜此时听》为名播出。他也写过《十八楼C座》的广播小说，通过大厦中的一个单元，反映香港社会的人生世相。在一九六七年香港陷入“反英抗暴”的纷乱中时，这一广播节目对左派天天作无情的攻击。
他和左派其实是有过良好关系的，整个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的前半期，他是几家左派报纸副刊的特约写稿人，一个时期一家报纸每天用他四五篇稿子的就是左派的晚报。他替别的报纸写的怪论，偶然有点讥刺左边的声音，并不经常，“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样的声音渐多渐厉，左派报纸就停用他的稿，于是决裂，“反英抗暴”一来，讥骂就更多了。
“文革”过去，他和左派朋友私人间虽然逐渐恢复了来往，但写稿的关系始终没有恢复。当他准备重新写稿时，还没有来得及替左报“车衣”，就离开了人世。他曾经表示，对正牌左报不“车衣”，是要写得用心一些的。
他曾经表示，写小说得力于三部书：《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
高雄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使人想起广东旧日颇有鬼才的文人何淡如，也使人想起他小说中的人物劳道化（谐音捞到化，意思是“捞世界”的手段已经进入化境）。
但说来说去，他总是几十年中在香港写作圈子里有过很大影响的人——名副其实的香港名作家。
一九八八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