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章士钊老先生五月底从北京专机飞来香港的时候，我刚好不在这里，回来之后，听说他健康不好，也就不便打扰，一心以为来日方长，慢慢总有机会见面。前两回他来，一住就是一两年的。没想到这回才不过三十多天，就病发不起。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听说他忽动归兴，很想北京，却不料已经来不及作万里长空的飞行了。
前年初冬在北京曾去访问他，那时《柳文指要》刚出版不久，他亲笔签名送了一部，又托我以“重任”——替他带二十多部回来送与这里的亲人和友人，一部《指要》，已经够重，二十多部，当然是“重任”了。
在《指要》的《总序》中，他就有这么一段话：“昔朱竹坨辑明诗综，去取不当，采证寡识，何义门讥其谬妄处，几于笑破人口，吾治柳文，功力宜不优于竹坨之综明诗，当世硕学，如认为有笑破口而竹坨我，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夫学问者，不足之渊泉也，每当得以新解，不足之念，即习习然而至，数年之假，得以读易补过，企望之情，倍百恒品。”他又在《跋》中说：“本编分上下二部，上部缮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其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讥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砭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但因一时没有恰当的字句，后来又觉得“安能保其必无”谬误，“几经反省，因而终于原封未动”。
当时有幸看过一部分原稿，也看到了《跋》中所说的“一二友人”所提的意见，有些是注在原稿旁边的，有些是另纸写的。他们都是工作十分繁重，每天都有许多天下大事要考虑的人，能抽出这么多时间看完这一部百多万字的书，而且认真提出意见，真不是简单的事！其中一位写的还是工笔细楷呢。
他一生做学问，精力所寄，就在柳文，《柳文指要》能在他去世前一年多出书，大方精美，尽管来不及补正再版，也已经很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了吧。
一般人只知道《柳文指要》是他生平力作，是他最后的大著作，却不知道他还有另一部《指要》，已经写成，还未出版。这是《论衡指要》，是研究王充《论衡》的。初稿已经写成，正准备细心修改，却已经来不及了。据说在这部书中，他从古代谈到今天，许多地方赞叹了今天国家的成就伟大，“是划时代之大革命，一切弃旧图新”，新得好！
他这次来港，也还准备整理各方面对《柳文指要》的意见，修改补充自己这部著作。据说已经收到的意见有好几万字，可惜他也来不及整理吸收了。
这回“在港期间，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的实现，对在台湾的故旧甚表关切”。台湾统一于祖国大家庭虽仍有待，但却是一个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发展。老人有诗：“留得余年见太平，放翁虚卜我真情。”他早已认为自己比“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放翁有幸得多了。
注：所谓“一二友人”是指毛泽东和康生。工笔细楷提意见的就是康。
二
章士钊老先生的逝世消息中，说他终年九十二岁，但他今年生日的自寿诗中，却有“难得余年九十三”的句子。他是一八八一年诞生的，实足年龄是九十二，如果照中国传统虚岁的算法，就要加一，而成为九十三。
五月初，曾写过《章士钊生日有新诗》的短文，后来有人写信相问，他的生日在哪一天。我当时实在答不出，这两天才知道，是农历二月二十一日。他过生日就是以这个农历的日子为根据的，因此每年不同，今年的生日是公历三月二十五日。
前年初冬在北京，他以书法一件相赠，边款题的已是“时年九十有二”，就以虚岁的算法来说，也只是九十一。这大约是老人一时的笔误。
《柳文指要》最后的《再跋》后面就写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时年九十有一”。
《再跋》之前的《跋》后面也写明“公历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时年八十有六”。
从这些“三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和今年生日在三月二十五日看来，他的每年生日的确实因年而异的，但大体总离不了三月这个范围。
他的九十一自寿诗有序：“放翁生年八十五，而游山诗自称：九十衰翁心尚孩，益知翻出翁至安国院访景滋和尚诗文云：九十一翁不识公。然吾阅剑南诗稿最后三卷，除前引游山诗外，仍有昔日登小台西望云：九十衰翁心尚健；齿发叹云：吾年垂九十，此事以晚矣；病起杂言云：我年九十理不长；题望海亭云：坐中有客垂九十；病后戏题云：行年九十未龙钟等句，层出不以，都是向前张眼、望而未见之假象，不意此老平生拘墟于人生命运乃尔。吾今年适九十一，坐对前贤耄荒遗墨，不禁三叹！”按照陆放翁八十五而称九十或九十一翁的说法，他今年也可以自称百龄了吧。
这是一首七言长句：“人生修短本难必，伊谁八五谁九一？两人相遇应同坐，少长僧儒堪指摘。九十一翁不识公，语胡自至吾岂怿？幅巾随处一悠哉，声闻自迩宁不忆？古寺荼毗一个僧，孤忠血化千年碧，忽然讲经忽坐化，存原可取去勿惜。诗虽不如寿过之，人意胜天齐损益，胜负也于马力见，辕下一鸣人已识。吁嗟乎！长途焉用咫尺为？久暂昨今持一息，二十年间试回想，新生万木森森立，老夫虱此事何事？徒抱雄心沸衷臆，诗成笑比坠驴人，遮莫夔龙纷满壁。”
九十高龄的人还“雄心沸衷臆”，有人说他真是“十分热中”，热中于争胜负，但我想，不少人恐怕要为老人这样的“壮心未已”的襟怀而赞叹。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柳文摘要》这样的大著就不会出来了。
同样的，他也不会在暮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辞劳苦”，“为谋求祖国的统一不惮辛劳”吧。要说热中，这真是十分可敬的热中！
三
孙中山先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人有中山，地有中山。中国以往的习惯，对于有名气的人，欢喜用他的出生地来称呼他，如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就叫他袁项城。但孙中山却不是因中山而得名的，相反的，中山县原名香山，由于孙中山的缘故，后来才改名中山，这在广东人当然都知道，外省人就不一定清楚了。
孙中山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孙文，字逸仙，原来并没有中山之名。最近从一篇写章士钊的文章中，才明白是原来如此的。
一九〇三年前后，还是清朝光绪年代，章士钊到了上海，和邹容、章太炎（炳麟）、张继结拜为兄弟，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邹容撰‘革命军’，士钊为润饰其文字后并题书签，炳麟则为作序刊行，对于鼓励国人的革命思想发生很大作用……
“由于邹容、章炳麟、张继都有鼓吹革命的书籍，好胜心强的士钊不能独无。乃应用他于日本语文的能力，将宫崎寅藏撰‘三十三年之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一九〇三年九月用黄中黄笔名刊行。它的影响力亦不下于邹容的‘革命军’，因为在此之前，国人很少知有孙逸仙，即令知之，也认为他是‘叛国之徒’，如今章士钊在此书自序中再三强调‘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同时他又将孙在日本亡命偶署的别名中山与姓连属在一起成为孙中山。从此，青年学生尤其留日学生都认识孙先生。孙先生在留日学生心目中前后判若两人，尤其一九〇五年能迅速组成同盟会，章这册书的宣传之力是不可没的。”
这是台湾出版的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中的文字。原来孙中山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而且也是经过这一宣传才更为人所知的。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挽章联中，有“椽笔记兴中，迹演郑洪垂巨范”也是指这件事。说他撰“孙逸仙传”，记兴中会事，章太炎题了“迹掩郑洪”诸语，郑是郑成功，洪是洪秀全。
当时章士钊还有具体的革命活动。如“一九〇三年十月……曾潜回南京约集各校学生于北极阁，痛言革命之迫切，这是内地公开演说革命之蒿矢。声势殊盛……”后来南京要抓人，他又回上海，以爱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经常身先作则以伺杀清吏为目的……这是后来华兴会于与光复会联合在长江流域各地同时举义计划的先声”。但由于华兴会起义计划被破获，因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他和黄兴等人都被捕入狱，坐了四十天的牢。出狱后就到东京留学去了。
在东京他认识了吴弱男，后来结婚，两人又同到英国留学。吴弱男是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吴长庆是袁世凯的上司，是最初提拔袁世凯的人。但章士钊却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一九一四（民国三年）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据说就是“自学理上阐发讨袁破坏民国之大义”。
一九七三年七、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