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历史到这里又翻了个身。陈明抑制不住心中的欣喜，赋诗一首赠丁玲：满头白发似少年，
药不离口心里甜。
泰山压顶步履健，
向阳葵花色泽鲜。
太行山麓湘楠木，
笑迎春色满人间。
数不尽的风浪险，
一部春秋乐晚年。消失了二十二年的丁玲，当她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首都各界人民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当《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她的照片，当新华社第一次报道她的消息时，人们惊喜地奔走相告：丁玲还活着！
是的，她还活着！她要“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这是1979年5月叶圣陶赠给丁玲《六幺令》中的一句，写得贴切极了。“盛年不重来，一夕难再晨。”年届七十六岁高龄的丁玲深感时间的紧迫，二十二年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作为一个作家，失去最可贵的是时间、文稿和笔记。她多么希望减去十岁，只有六十五岁啊！二十二年来，丁玲以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去领悟人生，这些以巨额代价换来的精神财富，她要献给人类。
可是她的右关节不能让她奋笔疾书，她的腰椎不准她安然端坐，这怎么写呢？丁玲好着急，求救的双眼望着陈明。知丁玲者莫过于陈明也！他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知道，惟有让妻子写作，才能医治她那身上和心上的伤痛。谁都说陈明聪明，可不，他从丁玲在“文革”时被批斗，脖子上挂黑牌游街中得到启示，找来一块三夹板，系上两根宽带子，套在丁玲的脖子上，又把笔和纸放在“写字台”上。丁玲握笔模拟了一下，哈，成功了！陈明用手指点点她，“你啊，你算和牌子有缘了。”“不是和它，是和你有缘！”丁玲笑了，陈明笑了，笑声中带有酸味，带有苦涩，没想到，二十二年后，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时，竟是这等模样！
丁玲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以惊人的速度写作，仅1979年一年，就写了近十二万字的作品，平均每月要写一万字。这个数字对一个身强力壮的作家来说，并不算多，但对于一位老人，一位带着伤残疾病的老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可贵和使人敬佩啊！在七年中，她出版了八本书，有：《到前线去》(小说、散文、特写集)、《丁玲近作》(散文、论文、特写集)、《丁玲散文集》、《杜晚香》、《魍魉世界》、《风雪人间》、《访美散记》等，共九十万字的新作。
丁玲复出后，可忙了，会见中外朋友，去北大荒看父老乡亲，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文代会，创办刊物，演讲……1981年9月至12月，丁玲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邀请，赴美国访问，又应加拿大政府文化理事会的邀请，访问加拿大。回来以后，她献给读者一本《访美散记》，由二十多篇散文组成。
一位很有成就的老作家，在晚年要超越自己过去的作品，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丁玲做到了。《访美散记》是其中的一本。
丁玲的散文有直抒胸臆，情真意切的特点。如《曼哈顿街头夜景》，文章一开始，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水晶宫般耸立的高楼大厦，鲜红的玛瑙，青翠的碧玉，耀眼的钻石，华贵的古玩，如凤如龙般飞驰的汽车，巍峨的宫殿，繁星似的满街灯火，那走动着的穿红着绿、巧装打扮的人群……面对如此瑰丽浓艳的景象，作者却说：“但我却看不出它的美丽”，“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我走在这里，却与这里远离”，“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匆忙的过客”。是啊，她的根在中国，目前祖国虽然没有这儿繁华，但它会强壮起来的。再往下读，你会发现作者描绘“繁华”，只是虚晃一枪，她想写的主体是一个坐在街角上的老人，他“半闭着眼睛，伛偻着腰，一副木木然的样子”。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十几个字已经足够了。
老人默默地坐着，没有人看他一眼，他也不看任何人一眼。他比不上一盏街灯，比不上一幅乱涂的油画，更比不上牵在女人手中的小狗。作者用亮和暗的色彩对比，将笔触伸到了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去。
丁玲的散文，善于以粗线条勾勒人物的精神面貌，不是浓墨重彩，而是写意传神。如《会见尼姆·威尔士》。
在美国，丁玲专程访问了尼姆·威尔士。威尔士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她原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曾经协助斯诺做过不少工作，如斯诺所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就附录了尼姆撰写的介绍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长文。她1937年不避艰险，越过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访问延安，写成《续西行漫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1949年10月以后，她曾两次应邀来华访问。丁玲当年在延安见到她时，她还是一个身材窈窕，穿灰军装，系红皮带的年轻记者。丁玲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有点龙钟的老太太了。岁月沧桑，在这里丁玲只用寥寥数笔，就把经历四十年的跨度，一个女人在两种世态下的面目勾画出来。
这位手头有三十二本未出版的手稿的老作家，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她住的是“老的、旧的、无人收拾的、有点败落、荒芜的小农舍”。每月才一百二十多元收入，光电费就要交付一百七十五元，暖气都舍不得烧，只能维持勉强糊口的日子。平日里陪伴她的是一只叫玛丽琳·梦露的小猫。丁玲通过对小农舍、小猫的描述，写出了威尔士的孤独和贫穷。笔者在电台里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篇散文的配乐朗诵，在朴素的白描中，渗透着作者深切的同情和一点淡淡的哀伤。每次听来都让人感动不已。
丁玲的散文，把抒情、叙事、议论，巧妙地融为一炉。如《安娜》。
作者是用善意友好的目光来审视安娜的。从她“可爱的引人思索的名字”，到她非常幽静的庄园都着力加以渲染。走进大木门，眼前是一间宽阔的金碧辉煌的客厅，那墙上，挂着各种古典油画，橱柜中有贵重的瓷器、陶器、铜器、银器……屋外有七八亩的草坪绿树……但在写尽那些豪华和富足以后，心里忽然发问：“她一个人要这么大园子干什么？一个人就长年关在那水晶宫里么？适才微笑着、和气的女主人忽然在我眼前闪出孤单寂寞的影子。”
六十多岁的安娜一个人住着，每天有佣人来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平日里需要什么，电话打到任何地方，任何东西都会送来；门窗上装有警铃，一旦响了，不需三分钟警车就会赶到。安娜就像住在世外桃源、神仙洞府。但安娜也会感到厌倦，“于是她从这个美好的笼子里飞出去一会，透透新鲜空气”，出国旅行。丁玲用亲切而微带揶揄的笔调，点出安娜满足中又难以掩饰的空虚。在这豪华的晚宴上，她思考着安娜，探索她的内心，她想些什么？她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就在这天夜里，客人散去后，安娜穿着长长的睡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去世了！这是另一种世态下一个女人的一生，丁玲和这样人物相距很远。当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驶的时候，丁玲的脑中回漾出无数思绪：“安娜的一生，昨天，昨天的旋风似的生活，都是一幅幅色彩缤纷的长的画卷。我该怎样去理解、观察和想象呢？现在除了一片怅惘，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丁玲的散文还有一个特点，是用诗的表达方式和诗的语言来写的。如《纽约的苏州亭园》中：转几个弯我走到一道粉墙边，进入一个紫檀色的大木门，陡然觉得一阵清风扑面，而且微微带一点芝兰香味。人好像忽地来到了另一个天地之中。转过屏风，苏州亭园就像一幅最完整，最淡雅，最恬适的中国画，呈在眼前。清秀的一丛湘妃竹子，翠绿的两棵芭蕉，半边亭子，回转的长廊，假山垒垒，柳丝飘飘。青石面铺地，旁植万年青。后面正中巍峨庄严坐着一栋朴素的大厅，檐下，悬一块黑色牌匾，上面两个闪闪发亮的金字：“明轩。”丁玲移步换景，随物赋形，以细腻优美的文字，极有层次地将大洋彼岸的一座苏州亭园写得古色古香，赏心悦目。
丁玲散文风格的形成，来自于她的性格和人格。作者是一位与祖国共生存，同呼吸的革命家，是一位有着高度观察力的作家。她经常思考着祖国的命运，一贯具有真实地写出所闻、所思、所感的勇气。也正因为如此，这本游记具有重要的价值。
历史加在丁玲身上的寒流不是一下子褪尽的，丁玲在复出文坛以来，她在文坛上的宿怨新敌并没有因为她二十二年的苦难而放过她，关于丁玲历史“没有疑点但有污点”的流言，还若隐若显地漂浮在一些阴暗的地方，而组织上对她有关的历史问题的最后结论直到1984年才迟迟作出，也就是说，从1976年走出“文革”阴影起，丁玲还有整整八年的时间是处于被“考验”、被“审查”之中，不过这种行径都被遮掩在表面的鲜花丛里。饱受苦难的强女人也会有“再也受不了”的痛苦，晚年的丁玲警惕着她的那些同样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宿怨们，她不断地写文章，表白自己对那个让她受尽磨难的时代的忠贞不渝，尤其是在她出国期间她非常谨慎地控制着自己的言行，始终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者保持一致的形象。这对受难者丁玲来说，是有苦衷可以让人同情、让人理解的。但在一个时代发生急剧变化，变得连她的宿怨们也开始放弃了与权力者风雨同舟的追求，趋向更开放的新的时代潮流的时候，丁玲反而被一些自以为代表了时代潮流的人看做是“站在了左的方面”而落伍了，直到她去世以后几年，还在被人挖苦和讨伐；她生前耗尽心血主编的杂志《中国》，曾经培养了一批中国新生代作家和诗人，可在她死后，也被迫停刊。
但丁玲毕竟是一个从“莎菲女士”走向延安的人，她为了不屈的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精神，为了《“三八节”有感》所呼吁的中国女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经沧海难为水，她不再会被一时的时尚所左右，也不会被嘁嘁喳喳的声音所迷惑，她依然我行我素地按着自己选择的路行走着。她开始对自己一生周旋于其间的男人世界做了一一的清算：对秋白、对雪峰、对沈从文，甚至对冯达，褒则褒，贬则贬，爱憎分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然而，她写了最后一本书《风雪人间》，把她与最亲爱的陈明相濡以沫的故事，用文学的笔调真实地保留给这个满是风雪的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