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第一炉香》重重叠叠的藕断丝连，远超过了后者对前者粗糙肤浅的模仿：葛薇龙不惜牺牲自我来嫁人，像李瓶儿、潘金莲，而那心甘情愿从娼养夫的方式，又像王六儿等等。张爱玲想必深深同意了《金瓶梅》的人性看法，以及飞蛾投火情爱模式在实际人生发生的可能性，才在这种文化脉络的因袭与承接里，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地，写了《第一炉香》这么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谈女人》这段话似乎可以作为她对王六儿、葛薇龙所下的脚注：“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演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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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与《第一炉香》最大的差异在于因果报应观念之有无。前者强调因果报应、罪与罚、前世来生。故事人物的生活也多少受到那些观念的笼罩：捐钱修佛寺（西门庆）、印赠佛经（西门庆、李瓶儿）以赎罪孽，吴月娘明劝西门庆积德节欲等等。他们并不一定受惠于那些佛家教诲：潘金莲、庞春梅一味贪求、不畏天惩；西门庆自以为做了那些善事以后，再奸再坏都不会受到报应了。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作者对佛家训言的笃信：王姑子来西门庆家讲解禅宗五祖的故事，观众并不热衷地听，讲经的尼姑本身修行功夫也颇有可疑之处，然而作者坚持让那个故事说完。普静禅师最后度化吴月娘，神奇佛法之施展里也看不出作者的勉强、讥讽或怀疑。
相对地，《第一炉香》就不讲因果报应，因为罪的认定并非故事的主要目的。作者注重当事人对自我处境的自况能力，而且那些自我省视与前世或来生无关。葛薇龙“诧异她的心地这般的明晰，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清醒过。她现在试着分析她自己的心理，她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固执地爱着乔琪”。
张爱玲小说人物的自况，不一定在情爱模式里运作，有时是女人处世求生的一种本能。举两个例子，《金锁记》心理变态以后的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浮花浪蕊》洛贞对范妮和盘托出艾军滞留不来香港照顾妻小，次日清晨立即由范妮母女对话“知道一定是怪她老处女爱搬嘴，惹出是非来”。
这种自发性的处境评估能力出现之间距与长短都无可预测，并非有组织的、累积渐进的、理性的、有效的、提高妇权、改善婚姻的思维或行为。在极端的例子里，如《金锁记》七巧和《怨女》银娣，自觉能力和疯狂、愚昧的报复并驾齐驱，不曾与她们内在的非理性两相制衡。在温暖的例子里，如《留情》敦凤明明在婚姻里占了上风，却仍然耿耿于怀她不能彻底控驭丈夫米先生对发妻的牵挂。
葛薇龙的自觉能力值得特殊的分析与解释。她初到姑妈家就发现姑妈在外面“原不很干净”的名声“竟是真的”，想到自己“平白来搅在浑水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决定住进姑妈家时还自持“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等等；下嫁乔琪乔之前也曾企图离开香港回上海，可见她具有基本的是非善恶之心。然而她的去留终于决定于生活物质条件以及委身嫁人之强烈意愿。这种道德对错感知十分微弱，不足以匡正她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说她良知未泯，那良知与王阳明学说里的良知观念——“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相去甚远。这种弱势良知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人物那种旁观自身言行的醒觉的另一种表露，并非左右行为抉择的强烈的道德意识。
即使有这些限制，个人的心智能量在《金瓶梅》与《第一炉香》的两相对照里，基于两个理由，仍需视为重要的突破。第一个理由：这是《第一炉香》呈现自愿从娼心路历程的方法。
我们分三点来说明“自愿从娼心路历程”之意义。其一，“自愿”意指不受外力（卖身合同、家计、暴力等等）胁迫。比如说，《半生缘》曼璐、老舍《月牙儿》两代从娼的母女，以及沈从文《丈夫》老七，因为家计而从娼（包括曼璐的舞女生涯），就不能视同自愿。其二，这里关键词眼是“心路历程”。中国娼妓小说很多，除了少数的例子（如老舍《月牙儿》），多不交代从业者的心思转变。其三，自愿从娼的心路历程可以多姿多样，《第一炉香》所提供的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我们不必要求它在实际人生的代表性上全面通吃。
高度的自觉能力成为葛薇龙自愿从娼心路历程的明灯，因为它不是扭曲的、病态的，张爱玲有意让它直率、可靠、具有说服力。比如说，葛薇龙是否真正在为乔琪乔“弄钱”、为梁太太“弄人”的行为里出卖肉体，其实没有清楚的活动记录。梁太太的面首司徒协对葛薇龙垂涎已久，故事并不明说他是否真正得手。葛薇龙从娼，主要靠她自己的表白来点明。故事开始，她一出场就穿着“赛金花模样”的女学生制服。搬进梁太太家初夜，她曾偷偷试穿为她置备的各式衣服，低声自言自语：“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既然自己想到长三堂子（高级妓院），那赛金花（名妓）的指涉，就显然是精设的前奏曲了。故事结尾，也是她冲口说出自己与街边卖春的妓女有别：“她们是不得已的，我是自愿的！”这些自况之词所以可信，在于梁太太私下对乔琪乔说的那段话：
在英国的法律上，离婚是相当困难的，唯一合法的理由是犯奸。你要抓到对方犯奸的证据，那还不容易？
故事暗示说葛薇龙弄人弄钱的过程完全按照梁太太预设的方式进行，可见葛薇龙曾与不同的客人发生奸情，而沦落为娼，由于她那些自我评估是可靠的，我们才可以判定自觉能力就是作者呈现自愿从娼心路历程的方法。
现在我们谈个人心智能量是自《金瓶梅》至《第一炉香》重要突破的第二个理由。乐蘅军曾指出潘金莲“外在的热衷”与杨玉楼“内在的消极”，“两相抵消了任何自主的力量”见乐蘅军《从〈水浒〉潘金莲故事到〈金瓶梅〉的风格变易》，页一一九。。张爱玲小说里女人反观自照，感伤与悲痛自己的处境，就是对那自主性阙如的反动与抗议。进而言之，自觉能力不但是对自我的重视，它所引发的自我责备，其实说明了女子对飞蛾投火情爱模式之继续运作也要负起部分的责任来。我们在《〈怨女〉的艺术距离及其调适》曾指出，银娣做小脚鞋面时候，以及盛妆前往浴佛寺路上，两度想到人生如戏。当事者暗自比为演员，不论客观环境如何恶劣，其思维与行为的自主性，影响人生戏剧发展的必然性，以及无可脱卸的责任感，即令微弱，也势当存在。所以鞋面花样名称“错到底”的“错”字，明确地、低码地、悔恨地评估了自己的行为与抉择。
《半生缘》曼祯也经历了类同的自责。她下嫁祝鸿才以后，总忍着他的挑衅吵闹，已经“觉得她是整个一个人都躺在泥塘里了”。巧遇旧情人世钧，才发现这个婚姻“是她自己掘的活埋的坑。她倒在床上，只管一抽一提的哭着”。悔意是有的：“现在想起来，她真是恨自己做错了事情。从前的事，那是鸿才不对，后来她不该嫁他。……是她错了。”
《第一炉香》葛薇龙同声一哭。自承自愿从娼以后，“汽车驶入一带黑沉沉的街衢。乔琪没有朝她看，就看也看不见，可是他知道她一定是哭了”。
自觉能力在糊涂人生里所提供的清醒纵使短暂、微弱，但是忽现忽隐，驱之不散。这是张爱玲与《金瓶梅》作者对现世恶劣程度以及人类本能观照最大的不同。
本文第二节曾举例说明飞蛾投火过程在《第一炉香》里重现。那些叙事都不离张爱玲切切不忘的清醒。她在梁府火红外景的描述之后，立刻说梁府外面可以看见“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与野火般的春色形成“强烈对照”，“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陪葛薇龙搬进梁府的陈妈“身穿一件簇新蓝竹布罩褂”。真金不怕火烧的薇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原来自己家里做熟了的佣人是这样的上不得台盘！”当下把陈妈打发走了。蓝色真不讨“火”之喜欢。葛薇龙旗袍下摆的火被乔琪乔两三脚踏灭之后，作者立即说她当时穿的是件“品蓝小银寿字织锦缎的棉袍”。粗看之下，蓝色（以及白色、银色）之出现，在提供鲜明的颜色的视觉对比。可是蓝的平静紧跟着火的炽热不放，就像那清醒的心智能力不离情欲、物质的贪婪。
《第一炉香》在人生困顿里强调那些不够周全强韧，然而发诸本然的心智与醒觉。这种对个人、自我的关切取代了《金瓶梅》罪之认定、罚的恐惧。李瓶儿死前念念不忘与西门庆通奸而愧欠前夫花子虚。葛薇龙完全没有类似的负担。她在故事结尾感叹自甘堕落之愚蠢，并非对他人不起的歉疚。这种感叹本身并非——也不致引起——罪恶感。没有罪恶感，哪来受罚的忧虑呢？张爱玲不用道德意识来铺陈或规范这个投火的飞蛾，因为她深切同情类似葛薇龙这种谋生谋爱的女子。在无奈与悲忧的倾吐里，她表达了无条件的原谅。掌握到这点，我们才能了解为何那些自况里的感伤——虽然对厄运之改善徒劳无功——对感同身受的读者而言，或有化解、松弛、提升与补偿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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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阅读《金瓶梅》与《第一炉香》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其他张爱玲小说。《色，戒》王佳芝为救情人而遭情人处死，作者没有描述她枪决前的心理状态，这个留空白的策略颇值得注意。王佳芝可以像《金瓶梅》韩爱姐痴恋死去的陈敬济而出家为尼那样不悔不悟，也可以像葛薇龙或《半生缘》曼祯那样又悔又悟。作者在这两种情绪宣泄方式之外，选择了中立的立场，予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水晶《昔日戏言身后事》说：“《色，戒》中的王佳芝却是至死不悔亦不悟。”（页一四六）其实王佳芝临死之前的悔悟程度没有交代清楚，作者让我们在无字句处读书。。这个做法证明了作者不受限于《金瓶梅》或自己其他小说方法，另创新意。
就像《金瓶梅》的欲情苦海里出现了韩爱姐的激扬与看破，张爱玲不但在《第一炉香》飞蛾投火情爱模式的盲目里加入与因果报应无关的清醒，她在《第一炉香》之外也偶现不受那个情爱模式囿限的奋发与圆满：《心经》那位丈夫有外遇，但是勇于照料犯心病的女儿的许太太，《秧歌》那位饱受倾轧、纵火烧粮仓的月香，以及《倾城之恋》历经挫折，终得归宿的白流苏，都是作者在苦涩人生里看见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