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美国学者唐纳德·纽克特莱因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利益的重要理论——“利益强度”学说，其意即指某种利益对美国的重要程度。在唐纳德·纽克特莱因的“利益强度”学说中，处于第一强度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生存利益”，这是国家的最根本利益，他认为对美国来讲，生存利益要求免遭苏联的毁灭性核打击，因为在现实世界上这种打击是对美国生存的唯一直接威胁。处于第二强度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重大利益”，这类利益必须要求国家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强硬措施来加以保护，例如苏联对美国在北约和东亚最亲密的盟友进行威胁，就是对美国重大利益的损害。处于第三强度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主要利益”，这类利益关系到消除对国家政治、经济或社会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各种威胁，而消除这些威胁，无须使用武力。处于第四强度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一些“次要利益”，威胁次要利益的情况是，涉及某种国家利益，但其产生的任何后果都不会对国家造成全局性的不利影响。
唐纳德·纽克特莱因的“利益强度”构想主要是给了一个以是否使用武力为界限的区分标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应首先确定哪些是重大利益或主要利益，尔后再确定维护利益的手段，即是否使用武力，并不是先定下是否使用武力，再去说明哪些是重大利益，哪些是主要利益。因此，唐纳德·纽克特莱因的“利益强度”说有本末倒置的缺陷。但是，它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问题影响很大，因为，“利益强度”理论与美国的战略联系在一起，与美国是否会选择战争手段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美国的战略就是随着其利益强度的变化而变化。美国是否会选择战争手段，这完全取决于决策者对利益强度的认识。他们认为，当威胁到美国较高层次的利益时，也就是威胁到“生存利益”和“重大利益”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按照美国战略领域比较普遍的说法，美国国家利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生存、保卫领土完整、保持和提高美国的生活水平及世界秩序。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美国国家利益做了如下概括：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生存下去，确保它的基本价值不受损害，它的制度和人民安全；使美国经济健康与不断增长以确保个人致富的机会和国家在国内外努力有一个财力基础；一个稳定而安全的世界，扶持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同盟国和友邻保持健康、合作和富有政治活力的关系。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提出了“一个目标、三个支柱”的美国对外战略总方针。“一个目标”是指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三个支柱”是指军事实力、经济安全和促进民主。克林顿的这“一个目标、三个支柱”综合反映了美国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以及维护自身价值观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在新时期对美国国家利益做出的新归纳和新概括。
从上可见，美国认定的国家利益基本内容与唐纳德·纽克特莱因的“利益强度”说基本一致，并且在排列的顺序上也基本相符。有一份关于“美国国家战略概论”的资料说：“美国当局认为，不仅需要一般地确定国家的基本利益，而且要把握情况，估计各项国家利益面临的危险程度。只有将国家利益与外来威胁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分清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美国在不同时期的战略着眼点都是由它各个时期具体的现实利益决定的。
与国家利益相关的美国各种理论还有很多，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强调了美国利益的不同内容，形成了这些理论之间的激烈争论，并且左右着美国的战略决策。
这些理论除了前面已述的“现实主义”理论之外，主要还有以下理论：
●********理论。这种理论目的在于揭示“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强调地理环境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美国利益中“生存空间”和“战略空间”的内容。在这一派学者看来，环境不仅限制人的行动，而且也提供人以机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气候和地理因素。资源分布不平衡和地理、气候条件的差别，影响国家的潜力；国家大小影响本国的自然资源总量。这些要素若发生变化，能严重影响政治制度的结构，甚至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能力。
●国际系统理论。这一理论将自然科学领域提出的系统论比较成功地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这是国际关系研究者们的一大贡献。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寻求和运用简单因果关系解释世界冲突和做法，倡导人们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从这些因素形成的结构对诸因素的反作用中，充分认识国际关系领域的现象。持这一理论的学者，注意到了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如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等论述“相互依存”问题时说：相互依存包含着“各种利益的关系，其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情况发生变化，它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
●冲突理论。这是研究包括战争在内的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性质、过程、控制等问题的一种理论。战争是人类社会冲突的一种最为典型和强度最高的形式。
詹姆斯·多尔蒂等比较详尽地概括了“宏观冲突理论”所列举的战争公元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从民族和国家对安全、经济、权力、军事等方面的需求上寻找战争的根源；另一类是从国家社会控制结构的特点中寻找战争的根源。就第一类而言，所有因素都可包括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中，也即这些因素无非是“国家利益”所反映的国家不同需求的各个部分，即生存利益、经济发展利益、军事利益以及文化、权力方面的利益等等。而第二类只是分析了战争之所以产生的外部条件，只谈到了战争发生的外因，但是，外因是由内因决定的，战争的内因取决于战争双方民族、国家内在的需求，表现为某种利益驱动。
●威慑理论。威慑理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威慑作用是否产生，是建立在利益得失确定性判断的基础上。威慑真正被人们重视并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来研究，则形成于核武器出现之后。核武器的杀伤力具有前所未有的威慑作用，而现代信息技术和国家交往方式的改进，又可将这种作用迅速、准确传输到对方意念之中，这就使人们在饱受核武器威慑之苦的同时，又感到这是一种兵不血刃、切实可行的达成战略目的的方式。于是，威慑受到许多国家战略决策者的青睐。可以说，威慑与反威慑，是一种心理上、决心上的较量，最根本的是一种利益权衡上的较量。威慑理论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理论。
●力量均衡理论。这一理论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指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力量抗衡时，为保护己方，削弱对方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和战略。力量均衡是建立在利害均衡基础上的，这种关系表明了力量均衡理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目前，力量均衡理论是西方国家推崇的一种理论，作为冷战后的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美国也非常热衷于这一理论。这些国家的目的当然不是将自己获得的优势力量“分而治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均衡，而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对自己有利的战略态势，保持住世界多个地区现有的力量均衡。
二、美国国家利益观中的一些美国特色
美国人在考虑国家利益问题时，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美国所特有的民族性格、思维特点、价值观以及哲学倾向，这些内容也可称为美国人的国家利益观。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曾在其专著《美国精神》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传统观念，或称美国的国家利益观，有过较深入系统的分析。我们在分析美国国家利益问题时，有必要对此予以关注。
根据康马杰的论述，美国国家利益观中的主要特色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属意未来康马杰说：“美国人总是属意于未来，不太关心今天会怎么样，而主要梦想明天会怎样，重在捞钱。他们野心勃勃，甚至最不着边际的计划他们也认为能够实现。他们终于得到这样一个信念：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而且除非得到彻底胜利否则决不罢休。他们很少有过去的意识，也不关心过去；他们没有历史观念，而且认为只有那些对未来不可能发生兴趣的老妪才对过去的家族感兴趣。”
美国人比较注意眼前和将来，较少回顾过去，或受“过去”的约束。因此，美国人的利益观念多为“前瞻性”的，他们会很快忘却过去的利益得失；某些带有维护传统性质的利益，在他们眼中显得并不很重要。美国人的设想，带有很多的浪漫、空想、难以实现甚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成分，包含有很高的期望值。美国的国家利益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恐怕与此有关。
（2）实用主义
在美国人的国家利益观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康马杰就强调说：“实用主义这些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实用主义的特点是切实可行、民主作风、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天然形成而不露人工痕迹、对未来抱乐观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
美国人的实用主义态度反映在对待其国家利益问题上的主要体现：一是在确定利益或实现利益时，有着一种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急功近利的倾向。美国人在越南战争所蒙受的耻辱，可以说是实用主义政策的结果。二是最为关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利益。正如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曾说过的：“美国的事务就是商务”。美国后来的总统罗斯福在一次讲话中也谈到：人们在遇到面包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宁愿选取面包。三是在确定国家利益目标和选择维护国家利益手段时特别强调实力。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只有实力才是最有效、最有用的东西。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实力政策，“确信历史的规律就是力量集中的规律”，关心的是他们国家“能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个规律，从而在世界上取得霸主地位。”四是希望用一种最简单明确并且直观形象的方式解释他们的利益，注重“量化”和实实在在的“数字”。
（3）优越感
康马杰说：“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优越，也就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这种自命的优越感随之产生天然的使命感”。他们坚信他们已将上帝争取过来，并以救世主的姿态自居，“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这种优越感和天然的使命感使得他们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军事家们从原有的“大陆主义”、“孤立主义”的信念中解脱了出来，从更大的范围甚至整个世界领域重新看待自己的利益“疆界”，似乎整个地球都与美国的利益有关，这也为美国称霸世界进行道德辩护找到了“正当理由”。
美国人的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的国家利益具有一种“天经地义”的“全球性”。
他们把拯救世界的所谓道义视为一种利益，把维护自己至高无上“领导者”的尊严和优越感视为一种利益，甚至把全球本不属于自己的那些东西也“顺理成章”地视为自己的利益。
（4）急躁和冲动
许多美国理论家都提到美国人的性格急躁，缺乏长久的耐性，容易冲动，不喜欢采用似乎适合于能克制感情的东方人使用的持久战略。1898年美国同西班牙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直接起因于美国“缅因号”军舰爆炸沉没，就这么一件事就“在公众中产生了‘一股好战的狂热’，人们要求进行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珍珠港事件”，使带有普遍性的美国民众的情绪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由避战转向参战。等等。美国人的这种急躁、冲动和狂热的性格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出他们在长远、完整、连续性的利益认识和利益追求上，极易受偶然因素干扰；在确定利益目标和选择维护利益的手段等战略思考中，往往急于求成。
（5）重视个人利益
美国传统观念中有着极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在界定国家利益的思维方法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有所不同。他们是从维护个人利益出发去界定国家利益的，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不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是一种后者绝对服务于前者的关系。这导致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上的复杂化和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利益解释上的多样化，以致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有更多的折中、平衡的色彩，给人一种不伦不类、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因此，我们在分析美国的国家利益问题时，可以不必要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国家”层次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只要在总体上把握美国民众在其个人利益上表现出来的情绪以及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变化和利益格局，往往能够准确无误地判定出美国某一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的官方说法。因为，美国人维护个人利益的观念和在承受个人利益损失的限度上，都不允许美国官方表明的国家利益与人民个人利益相距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