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野畴和李子洲等人都是陕西省早期共产党员。魏野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是学校从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过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当时，他就是受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的派遣，到陕北的榆林中学指导学生运动的。到榆林中学后，刘志丹经常和魏野畴他们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一边聆听这些老师的教诲，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当时，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常常让年轻的刘志丹激动得彻夜难眠，让他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燃烧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刘志丹就是在榆林中学，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列宁的名字，知道了苏联十月革命，也知道了“布尔什维克”。他不由得兴奋地对他的好朋友王子宜等人说：“这里真好！若不是来了榆林，我哪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主义’见面？！”
不久，榆林中学的学生在魏野畴的帮助下，组织了学生自治会。不久，刘志丹就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他在那些进步老师的指导下，把学生会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学生会积极推销革命书刊，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创办了剧社、画社等团体，举办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进行斗争。后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发展到榆林，刘志丹随即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并以学生会名义，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行，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得十分活跃。
1924年秋，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魏野畴去了西安，又让李子洲来到榆林中学工作。李子洲和王懋廷等人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刘志丹等人成为榆林中学的第一批青年团员。
1925年3月，共产主义青年团榆林支部建立。不久，刘志丹就接替了张肇勤，担任青年团榆林支部书记。就是在这一年，刘志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得力。当年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刘志丹立即组织榆林中学的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号召抵制日货，并进行街头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这在榆林城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
当年在领导学生运动期间，刘志丹做了一件轰动古城榆林的事情。
当时榆林中学有一个叫井文龙的学生，就是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儿子。井岳秀是个武举人出身，从1916年开始担任陕北镇守使，利用手中的军队，成为榆林的实际掌控者，也是当时陕北的“土皇帝”，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井岳秀是一个反动军阀，他的儿子井文龙就是榆林中学的一恶少，依仗老子的权势，在学校里吃喝嫖赌抽大烟，反正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更可恶的是，他身边经常跟着一帮小混混，在学校里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不是欺侮男同学，就是调戏女同学，把陕北这座神圣的最高学府闹得乌烟瘴气。跟在他后边的那一帮人当中，有的是榆林中学的学生，有的是他老子井岳秀的勤务兵和跟班，穿着高高的马靴，挎着盒子炮，手中提着马鞭，趾高气扬，见谁不顺眼，就是一马鞭。
井文龙的种种行径，早就在学生当中引起了公愤，无奈慑于他老子的淫威而没有人对他下手。这时，榆林中学有一个叫高岗的学生，对井文龙这个人的劣迹特别愤慨，于是就找到学生会主席刘志丹，要求严惩此人。
高岗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也是搞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生性爱打抱不平。以前在老家横山读书时，就因为搞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了。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见他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就收留了他，让他在榆林中学继续读书。有一天，高岗对刘志丹说，对于井文龙这样的害群之马，应该找个机会，好好地教训他一顿，最好是让学校把他开除出去。
刘志丹说：“对于这种人，肯定是要惩罚的，但我们一定要讲究策略，找到一个教训他的理由，这才叫师出有名。即使他父亲追究起来，学校也好交代，杜校长也好为我们开脱。老弟你就耐心等等吧，机会总是有的。”
果然不出刘志丹所料，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刘志丹和同学们正在学校礼堂看戏。井文龙那天不知又在哪里喝得醉醺醺的，带着那一帮人挤了过来。在学校里看戏的时候都是排队入场，先来的就应该排在前头，井文龙倒好，他根本就不排队，一到礼堂门口就带着那帮人往里闯，到了礼堂里面，也不按规定坐好，而是目中无人地一直往前闯往前挤，看见谁挡道就打谁，硬是要挤到最前面去。
这时戏台上已经开演了。台上在演出的正是由榆林中学学生剧社演出的一出现代剧《爱国赋》。这出剧是在魏野畴老师等人的指导下，由刘志丹组织学生会编写排练的一出爱国戏剧，准备先在学校内部试演几场，然后再到社会上去公演。结果让井文龙这帮人一闹，戏也演不下去了，整个礼堂乱哄哄一片混乱。当时，学生会的那些同学实在看不下去，就跟井文龙他们理论，于是就发生了口角。井文龙就指使手下的那帮人，把学生会的那几个同学打得头破血流。就在这片混乱之中，高岗看准机会，一下子揪住了井文龙，狠狠地给了他几拳，把他的嘴巴都打歪了。谁知井文龙父亲的一个跟班在这时竟然拔出手枪，又打伤了几个同学。
因为这次事件，高岗从此就离开了榆林中学，经陕西省委安排，进入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在后来也成了刘志丹的战友，成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井文龙这么一捣乱，这一次不但《爱国赋》没有演成，还让一些同学受了伤。刘志丹就组织同学进行罢课，要求学校开除井文龙，但学校迫于井岳秀的压力，不同意开除，刘志丹就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并且向市民散发传单，公布了井岳秀的“十大罪状”，整个榆林城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井岳秀得到消息后，马上派出两个连的军队，把榆林中学团团包围起来了，要学校立即交出领头的刘景桂和打伤他儿子的高岗。
当时，刘志丹并没有害怕，因为他事先就使出了一手“杀手锏”——让同学们都给家里写了信，揭发井文龙的恶行。因为当时能到榆林中学上学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都是一些非商即贵的人物，那些家长都是当地有头有脸有势力的人物，有许多学生的家长还是榆林周边各个县的县长县太爷。那些家长一听说自己子女的安全在学校里受到了威胁，就立即联合起来纷纷出面声援，有的还跑到省城西安去告状，不但要求井岳秀撤军，还要学校开除井文龙。于是，榆林中学的这次“学潮”立即在榆林、西安，甚至是北京引起了反响，得到了各方面的声援。
井岳秀一看这事情越闹越大了，感到很是被动。特别是看到榆林中学这些学生已经闹到社会上去了，得到市民的同情和声援，并且看到榆林城内已经有市民上街游行了，如果再不撤兵，那就真的不好收场了。最后，井岳秀在西安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下令撤兵，并且同意榆林中学“劝退”自己的儿子井文龙。
这次学潮，不但让刘志丹初露锋芒，展现了他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从此他在学生中的威信更加高了，而且让榆林中学的学生运动从此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为了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同学们的革命斗志，刘志丹当时还写下了一首激情澎湃的《爱国歌》：
黄河两岸，长城内外，
炎黄子孙再也不能等待，
挽弓持戈，驰骋疆场，
快，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救我中华万万年……
这首歌曲，一直在榆林中学传唱。
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思想迅速在陕北的青年们当中流传，后来由李子洲任校长的绥德第四示范学校和延安四中等学校很快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基地。一大批爱国青年如谢子长、王子宜、曹力如、王世泰、贾拓夫、马文瑞、高岗等先后都加入了党团组织，在各地开展学生运动。这些人在当时都和刘志丹一样，成为各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在后来，他们又是陕甘红军的骨干力量。
1925年，西安学联随着共产党的组织迁到了三原。为了进一步壮大斗争力量，学联准备召开全省第一次学联代表大会和陕西旅京学生进步社团——“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榆林中学学生会一致推举刘志丹作为代表，赴三原开会。
这对刘志丹来说，当然是一个好机会，但是，他当时却拿不出去三原的路费。同学们都积极支持刘志丹去三原，没有路费就大家凑，结果还是不够。这时，刘志丹灵机一动，把同学们给他凑的路费，再加上自己的一点点钱，买了一头毛驴，一路上给人家当“拉脚”的脚夫，帮两个去三原做生意的商人驮货。因为当时在榆林就有很多商人，经常是这样雇用别人的毛驴，帮自己驮货去外地。
这样，刘志丹不但有了一点收入，在路上有人给自己管饭管住，还有了一种作掩护的身份，让那两个商人把自己安全地带到三原。到了三原后，刘志丹就把那头跟随自己一路的毛驴卖了，换了一些钱。在回榆林的时候，他就用这些钱买了许多进步的杂志刊物给同学们带回去，放到榆林中学的图书馆去了。
刘志丹终于走出了榆林，第一次来到了西安，后来又顺利地来到了三原。当时由于一路上跟那两个商人走走停停，延误了一些日子，等他赶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经结束了，只赶上了“共进社”正在举行的会议。
让刘志丹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大会上，他又意外地见到了他的老师，也是他革命的引路人魏野畴。到会后，魏野畴和会议的组织者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次发言的机会，让刘志丹在这次大会上向全省代表介绍榆林中学学生与军阀井岳秀斗争的经验，因为在来三原之前，刘志丹的事迹已经引起了西安党组织和西安学联的关注。刘志丹的发言，博得了大家一致的赞扬。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刘志丹被“共进会”选为该会第一届审查委员会委员。
刘志丹在给“共进会”的题词中写道：
共进！共进！
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
不惜牺牲，杀开血路！
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
刘志丹的题词表现出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充满了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会议结束后，他的老师魏野畴还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陕西省委准备派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去黄埔军校学习。一听到这个消息，刘志丹高兴得跳了起来。刘志丹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生崭新的一页由此掀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