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美国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们对种族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日益关注黑人的贫困、新政复兴计划和劳工运动中的种族歧视问题与美国白人自由派为黑人争取民权和政治权而进行的斗争。政治学家强调种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蔓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并开始谴责联邦政府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他们发表的一系列著作成为人们反对人头税、白人的初选制、劳役偿债制、警察的暴力和私刑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其他学者则将目标集中在非裔美国人在教育和住房方面受到的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他们对于南部的许多问题格外注意，认为由于南部长期推行以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为核心的吉姆-克罗制，严重阻碍了南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历史学家在其关于非洲、奴隶贸易、重建和平民主义运动的研究中开始深入探讨白人至上制同阶级剥削之间的关系。一种全新的、积极向上的黑人形象正在取代旧有的、愚昧无知的传统黑人形象。他们认为美国黑人在建设和捍卫美国的文明方面曾经起到并正在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社会科学家不但对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口诛笔伐，而且还积极投身于广大黑人群众争取民权的斗争当中。博厄斯和他的大批追随者热烈声讨白人种族至上的种种形式。与南部人类福利大会有联系的专家学者们，以及对黑人的民权斗争表示同情的各界人士在反对私刑和人头税的斗争中同民权斗争的领袖们密切合作。一些当时还年轻的历史学家，如C.范·伍德沃德和哈沃德·K.比尔等人同历史学界的保守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为营救安吉洛·赫恩登而四处奔走。他们还对南部教育领域中普遍盛行的种族隔离制予以坚决抨击。1934年，美国教育局发起召开了全国黑人教育基本问题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首次正式谴责学校中存在的种族隔离制，认为它对黑人学生的上进心、自豪感和自尊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极端有害的。比尔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分离的学校使黑人受到侮辱，使他们的孩子有一种低贱感，而白人的孩子则形成了一种优越感，这些感受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使永远抹不掉的。”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二十年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使用与之非常相似的语言，宣布在公共教育领域中实行种族隔离制是违宪的。此次会议上，与会的代表们正式通过决议，指出“在教育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行种族隔离制，不论它是合法的，抑或是迫于地方的压力而为之，都是反民主的”。
美国学术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对种族主义一致挞伐的局面，是和联邦政府与众多慈善机构的支持分不开的。美国教育局对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工作进行经济资助。工程振兴局对参与《下南部》项目研究的艾利森·戴维斯和加德纳夫妇给予了有力支持和帮助。罗森沃德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耶鲁人类关系研究所等机构资助了一大批关于种族关系的研究项目。1937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和美国青年大会联合就“少数种族群体的成员身份对黑人青年人格发展的影响”问题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美国住宅管理局的威尔·亚历山大、罗伯特·韦弗和霍默·雷尼在组织此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它成功地将多拉德、戴维斯、弗雷则、查尔斯·约翰逊和其他一大批黑人和白人社会学家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详细探讨了种族主义的社会环境对于黑人青年成长所造成的极为严重和无可补救的消极影响。1937年，卡耐基公司邀请瑞典社会学家冈纳尔·米尔多来美国负责“黑人的综合研究”项目。米尔多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七十多位美国学者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城市联盟、种族关系协调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全国教育委员会和美国联邦政府众多部门的支持和配合。1944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一部反映3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种族平等主义观念的经典性著作《美国的困境》终于问世。它至今依然是研究美国黑人问题的经典著作之一。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一直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断求证的课题。
在这个过程中，黑人学者积极参与了卡耐基公司和美国教育委员会的研究项目，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黑人社会学家脱颖而出。艾利森·戴维斯、查尔斯·约翰逊、E.富兰克林·弗雷则、圣·可莱尔·德雷克和霍勒斯·凯顿等人在社会学界；拉尔夫·本奇在政治学界；艾布拉姆·哈里斯和罗伯 特·韦弗在经济学界；雷福德·洛根、卡特·伍德森和本杰明·夸尔斯在历史学界都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并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黑人在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形象也大为改观。
第四，在30年代，美国黑人在音乐和艺术领域也开始占有了一席之地。美国的传播媒体、电影界和影剧院对黑人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黑人雕塑家理查德·巴特和艺术家艾伦·道格拉斯和黑尔·伍德拉夫等人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玛丽安·安德森、罗兰·海斯和保罗·罗宾逊等黑人歌唱家则频频出现在舞台和全国电台的节目中。黑人歌剧明星弗洛伦斯·科尔·塔尔伯特和莉莲·埃文提应罗斯福总统一家的邀请在美国的白宫放声歌唱更是当时美国媒体讨论的焦点话题。同期，美国电台广播网首次允许刘易斯·阿姆斯特朗和米尔斯兄弟演出自己的歌舞讽刺剧。在好莱坞，扮演配角的黑人演员的比例由20年代的80%以上降到30年代的不足40%。美国的剧院则上演了反映种族主义的非人道主义特征和黑人的斗争精神的曲目。北部城市的许多小剧院更是推出了一系列反映黑人遭受种族压迫的剧作。它们主张黑人和白人种族的阶级合作，并宣扬工会的作用。实际上，在30年代，几乎所有的美国文化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谴责种族主义的运动中。
美国科学界和思想界在这个时期对种族主义所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和深刻反思，是美国学术界对20年代所谓科学的种族主义思潮的一种反动。这个时期，美国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取得的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剥去了种族主义的科学伪装，摧毁了种族主义存在的理论基础，极大地教育了美国普通民众，并使美国种族主义在科学界和思想界的宣传处于守势。而美国文化界和文艺界人士在各自领域内对批判种族主义所作的大胆努力和尝试，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一种焕然一新的黑人公众形象，并唤起黑人的自信心、自尊心与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的勇气。
美国自由派、左派和劳工组织在为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中所进行的举措与美国学术界、思想界和艺术界所取得的进步和进行的思考交相辉映，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共同为当时的美国黑人争取民权和政治权的斗争，以及后来发动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大环境。失去这种有利的社会变 革氛围的支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生和许多开创性成果的取得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黑人大批赴海外参战成为一剂能量巨大的助推剂，大大地加快了黑人政治觉醒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