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这个组织的原因有如下几个：1，产业工会联合会(TheCongressforIndustrialOrganizations)的官员和由美国共产党控制的南部政治犯全国辩护委员会(NationalCommitteefortheDefenseofPoliticalPrisonersintheSouth)希望召开一次会议，集中讨论反工会暴力和劳工组织者的宪法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并得到罗斯福夫人的支持；2，罗斯福总统本人在1938年时热衷于取消人头税的斗争，希望以此来增加南部的选民，巩固民主党的地位，打败国会中的民主党保守派，使他的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而当时一些内部组织的活动正好利用；3，罗斯福总统和南部的地区主义者出于各自的考虑，都想使南部的经济问题公开化：罗斯福总统希望此举能使支持新政的自由派候选人当选，而南部地区主义者则希望以此来引起公众对内部问题的注意，主张通过全国各个地区的合作与发展，来建设一个新兴的南部；4，一些与联邦政府关系密切的南部自由派人士渴望在南部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以替代相对软弱无力的种族关系协调委员会。他们认为种族主义是南部政治、经济重建的障碍。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以种族合作为前提的、平民主义的组织，以此作为自由派-劳工-黑人联盟的基础。他们的活动得到曾积极参与种族关系协调委员会的活动，但对其谨小慎微的作法日益不满的南部黑人的支持。
这个组织的首次大会汇集了上述各界的代表，盛况空前。弗兰克·格雷厄姆、阿瑟·雷珀、查尔斯·S.约翰逊和哈沃德·比尔等杰出的教育家，弗吉尼厄斯·达布尼、马克·埃思里奇和乔治·F.米尔顿等几乎所有的进步主义派的记者的精锐全部到场。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铁路兄弟会和全国农民联盟(theNationalFarmer’sUnion)以及美国共产党、社会党等组织都派代表参加大会。国会参议员佩珀、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李斯特·希尔、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布鲁克斯·海斯、圣安东尼奥市市长莫里·马弗里克等人则是新南部政治上的代言人。罗斯福夫人和玛丽·M.贝休恩、福尔曼等人则代表新政的利益。罗斯福总统还给会议发来贺电。黑人占大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让南部保守派难以接受的是，该组织的最初两次会议召开时没有采用种族隔离制。当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伯明翰市的警察局长尤金·“公牛”·康纳命令大会遵守当地的种族歧视法规时，该组织投票通过决议，谴责该市官员推行种族歧视的法律，并决定将来只在没有类似现象的城市举行会议。罗斯福夫人为表示对康纳的命令的抗议，故意坐在黑人之间。这获得黑人新闻界的一致赞扬。
1939年，南部人类福利大会成立了一个由莫里·马弗里克领导的民权委员会，以取消人头税作为其斗争的重点。到1939年时在南部还有八个州保留着人头税的规定。在威廉·C.惠特尼基金会的赞助下，民权委员会对南部的选举权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散发大量的宣传品，并起草了法案，由参议员佩珀和众议员盖耶提交美国国会讨论。
它还同美国劳工组织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全国农民联盟、全国社会工作大会(theNationalConferenceonSocialWork)和教会产业民主联盟(theChurchLeagueforIndustrialDemocracy)，以及所有主要的黑人和民权组织一起加入了于1940年由国会众议员盖耶组织的全国取消人头税委员会(theNationalCommitteetoAbolishthePollTax)。这是主张取消人头税的第二个主要的自由派的组织。为同一目标而斗争的第三个自由派组织是南部选举改革联盟(theSouthernElectoralReformLeague)。它得到了克拉克·福尔曼和弗兰克·格雷厄姆的积极支持。约翰·杜威、A.菲利普·伦道夫、诺曼·托马斯和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和第一夫人等人都曾积极参加它的活动。《新共和国》和《国家》及劳工和宗教组织的机关刊物等有巨大影响的杂志对这三个组织的言论和活动进行了大量报道，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30年代末期发表的许多文章、著作和社论都认为人头税是经济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侍女。
人头税问题使民主党内部南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分歧和斗争白热化。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加深了。这种分裂也结束了民主党内北部州的激进派和南部民主党自由派在民权问题上对南部保守派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从属和依附地位。194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反人头税法案的投票情况鲜明地展示了这一变化。在这些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国会众议员盖耶提出的取消人头税的法案在众议院司法与法规委员会沉睡了近四年的时间后，终于以254票对84票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
人头税的取消使黑人获得选举权的道路变得更为平坦些。但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党内部保守派同自由派的斗争过程中，一直顽固坚持和维护南部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制以及白人种族至上体制和观念的南部保守派的力量大大削弱了；而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而同保守派斗争的自由派所极力倡导的反对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反对人头税和私刑的主张和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对于黑人民权和所处社会状况的改善都是有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历史上于30年代后期出现的自由主义派别同黑人民权运动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它也是新政与民权运动的主要联结点之一。
二、左派对黑人种族正义事业的关注
同3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其他机构和组织相比，美国左派在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中表现得格外抢眼。它最成功地暴露了种族主义的罪恶，唤起了美国人的良知，教育了左派组织的成员。它为了使无辜的黑人青年和安吉洛·赫恩登得到公正的对待，重新获得人身自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这鼓舞了黑人的士气，并使黑人在政治上受到教育和锻炼。它对一些新的民权组织进行扶持和资助，使这些新兴组织所倡导的激进主义思想和主张有机会对旧有的组织产生影响，使它们的斗争策略变得更富有战斗性，并更加易于为美国的主流文化所接纳。左派的众多杂志对种族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削弱了白种人优越论的基础，并促使一些重要的黑人作家放弃了黑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这些基本上已经不合历史潮流的主张，支持种族融合。它还鼓励左翼劳工组织接纳黑人，动员白人工人反对种族歧视，并运用其经济和政治力量争取有助于黑人的法案的通过。
在1931年之前，美国共产党在黑人中的影响非常有限。它曾先后组织了美国黑人劳工大会(TheAmericanNegroLaborCongress)和黑人权利斗争联盟(TheLeagueofStruggleforNegroRights)等组织，但普通黑人和黑人报纸都未对它们多加注意。在30年代初，美国共产党的成员总数为7,500人，其中黑人党员约为150-200人。黑人中仅有为数很少的人关心社会主义。但1931年3月之后，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1年3月25日，一列火车载着一群白人和黑人失业青年向南行进。途中，黑人青年与几个白人发生冲突，并将他们驱逐下车。愤怒的白人报告了前方的警察局。在亚拉巴马州陪恩特-洛克附近，这列火车停了下来。当地警察将九名黑人青年和两名白人妇女带到警察局询问。这两名白人妇女无端地指控这九名黑人青年对他们施暴，并用尖刀逼迫他们就范。这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大批白人集聚在陪恩特-洛克法院门前，要求对这九名无辜黑人处以私刑。后这些黑人青年被转移到斯科特兹波罗监狱。亚拉巴马州州长派遣25名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队员来维持秩序。在随后的两周时间里，伴着大批白人的种族主义叫嚣，斯科特兹波罗法院由100名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和由6名白人律师组成的辩护委员会置两名白人妇女的证词矛盾百出和九名黑人青年正义申诉于不顾，仓促而草率地裁定九名被控黑人的暴力强奸罪成立，除一名年龄最小的黑人外，其他人全部处以电刑。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兹波罗案。<4>
法院的判决结果公布的当天，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发表了一份很长的宣言，严厉谴责该法院的裁决。黑人权利斗争联盟、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TheYoungCommunistLeague)和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theAnti-ImperialistLeagueoftheUnitedStates)等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组织都加入到使“斯科特兹波罗孩子”重获自由的斗争行列之中来。在1931年夏天，美国共产党在美国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为黑人青年伸张正义。美国共产党的国际劳工辩护委员会肩负起了为黑人青年进行辩护的所有工作。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美国共产党在芝加哥市组织了14次群众抗议集会。成千上万的哈莱姆居民加入美国共产党的游行队伍，抗议美国法院的罪行。美国共产党组织的“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使四千人聚集在白宫前，以示抗议。在亚特兰大和伯明翰市，美国共产党甚至还发动了黑人和白人共同参加的示威活动。美国共产党在拉丁美洲和欧洲还组织了一系列激进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求“黑人和年轻白人无产阶级兄弟”团结起来，为“结束对我们黑人工友的血腥私刑”而共同斗争。1931年和1932年，在欧洲新闻界，关于斯科特兹波罗案件的报道是有关美国的最热门的新闻话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等人都撰文谴责美国的白人至上制的反动性。
数以百计的世界著名专家、劳工领袖、政治家和科学家会同美国共产党要求还这些黑人青年以自由。与此同时，美国共产党成员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九名黑人青年的论文、著作、散文和诗歌，扩大其声势和影响。《工人日报》、《黑人工人报》、《哈莱姆解放者报》和《南部工人报》以及《国家》、《新共和国》和《基督世纪》等自由主义派别的报纸、杂志在30年代上半期对斯科特兹波罗案件给予了格外的关注。美国共产党阵营中的众多著名作家，如舍伍德·安德森、林肯·斯蒂芬斯和兰斯顿·胡格斯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者演说，揭露这一案件所体现的种族压迫的罪行。不计其数的、经常带有美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批录的信件雪片般飞向美国白宫、联邦最高法院和亚拉巴马州州长办公室，要求释放这九名无辜的黑人青年。
在此期间，美国共产党的国际劳工辩护委员会一直谋求推翻斯科特兹波罗的判决。1932年3月，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宣布维持地方法院的判决。国际劳工辩护委员会遂将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在罗斯福当选总统一周后，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因未能真正为这些黑人青年提供充足的辩护，从而使他们的享有适当的法律程序保护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2票裁定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违宪。结果，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将此案交由州法院处理。由于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不服此裁决，在美国共产党国际劳工辩护委员会等组织的积极努力下，联邦最高法院于1935年对此案再次作出裁决，推翻了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判决。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胡格斯代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亚拉巴马州陪审团完全剥夺了黑人的代表资格，明显违背了黑人的适当的法律程序权，因此，其判决是违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