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是小说中经常为作家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它旨在通过小说文本外在形式或内容的冲突，彰显社会、历史、人生的荒谬与矛盾。而当代小说最典型的一种叙述反讽方式就是戏谑反讽。戏谑反讽，即戏拟或滑稽模仿，通过戏拟文本与母本间表层语码的相似及深层语码的忤逆制造反讽意义。作家通过戏谑反讽的手法，对传统叙述模式进行颠覆和消解，形成文体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对峙与错位，使小说文本呈现出一种含蓄的张力，极大丰富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使作品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莫言小说以其在语言表达、情节安排、形象塑造、情感态度等方面展现出的悖论与矛盾而具有反讽戏谑效果，从而解构了沉重的现实。
言语反讽即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刻意无视既定语法规范或有意扭曲语体、语义、情感色彩等方面的通用规则，以期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在反讽式语言中，赞美背后隐藏了讥讽，颂扬应当解读为挖苦，佩服或者恭维的言辞表示了莫大的轻蔑”。莫言小说中的语言反讽主要表现为文本的现实语言和作者真实意图不一致甚至背离，作家通过这种悖论或矛盾造成语言的陌生化，从而召唤读者体悟作品的内涵。
作家常把一些真假美丑崇高庸俗的事物并置，从而达到反讽效果。莫言在《红高粱》中是这样描述他的高密东北乡的：
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在此作家颠覆了传统的语法规则和审美原则，将自身对故乡悲喜爱憎的复杂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同样在《红蝗》的结尾写到女戏剧家的誓词：
在奔跑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头发乌黑的女戏剧家的庄严誓词：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莫言将这些不同语体色彩的词语强硬地组合在一起，冲破了传统规范，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就会领悟到另一种审美价值。再如文中大段对屎的描述：
五十年前，高密东北乡人的食物比现在更加粗糙，大便成形，网络丰富，恰如成熟丝瓜的内瓤。那毕竟是一个令人向往和留恋的时代，麦垄间随时可见的大便如同一串串贴着商标的香蕉。
大便在作家的笔下犹如香蕉一样甜美。同样如四老爷拉屎的描写：
四老爷蹲在春天的麦田里拉屎仅仅好像是拉屎，其实并不是拉屎了，他拉出的是一些高尚的思想。混元真气在四老爷体内循环贯通，四老爷双目迷茫，见物而不见物，他抛弃了一切物的形体，看到一种淤泥般的、暗红色的精神在天地间融会贯通着。
在这里，作家将最低俗的“屎”和最高端的“精神”类比，使精神成了“暗红色”的、充斥于天地间的物质，从而形成了对传统审美的颠覆。
此外作家常常以一本正经的叙事态度讲述荒唐的故事，或以调侃和故作轻松的口吻讲述感伤或沉痛的故事，来批判现实，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酒国》中李一斗是这样夸大尿的作用：
童子尿是地球上最神圣最神秘的液体，里边含着多少宝贝元素鬼都搞不清楚。日本国许多政要名流为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每天早晨都要喝一杯尿。我们酒国市委蒋书记用童子便熬莲子粥吃，治愈了多年的失眠症。尿神着哩，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液体，更是最深奥的哲学。老师，我们不去理睬那些糊涂虫，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理睬他们！”他们只配灌马尿。
在此，作家在文本中所呈现的合理性事物在生活的逻辑面前呈现出了一种非正常状态，讽刺了当代人变态的食欲。
再如《丰乳肥臀》中，上官家族人面对日本即将侵略的事实的描述：
“跑，跑到哪里去？！”上官吕氏不满地说，“福生堂家当然要跑，我们跑什么？上官家打铁种地为生，一不欠皇粮，二不欠国税，谁当官，咱都为民。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东北乡，还不是要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他爹，你是一家之主，我说得对不对？”
作者通过上官吕氏貌似严谨轻松的口吻表达了国民面对外族入侵时的心理，讽刺了国民性的愚昧与麻木。
《红蝗》中那对生蹼的青年男女的近亲通奸，被家族活活烧死的情景在莫言的笔下也是那样的唯美：
当时年仅八岁的四老爷清楚地看到赤身裸体的A和B在月光下火光上颤抖。他们是从火把点燃祭坛的那个瞬间开始颤抖的，月光和火光把他们的身体辉映成不同的颜色，那涂满身体的暗红色的牛油在月光下发着银色的冰冷的光泽，在火光上跳动着金色的灼热的光泽。
他们修长美丽的肉体金光闪闪，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在短暂的一瞬间，这对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四臂交叉，猛然扑到一起。在熊熊的火光中，他们翻滚着，扭动着，带蹼的手脚你抚摸我，我抚摸你，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他们在咬与吻的间隙里，嘴里发出青蛙求偶的欢叫声……
A和B消失在那一堆暗红色的灰烬里。秋风掠过，那灰烬就稍微地鲜红一下，扑鼻的香气团团簇簇地耸立在深秋寂寥空旷的田野上。
在这段描写中，看不出作家对自己的祖先带着崇拜还是亵渎的态度。莫言以冷静的笔调表达了现实生活的残酷。
《复仇记》中的孪生兄弟大毛和二毛，他们的仇人老阮残害了自己的父母。他们是最有资格充当审判者的。他们在为父母报仇的时候，仇人老阮的表现令人惊讶。
“别愣着啦，谁先砍？”老阮催促着。
兄弟俩你催我，我催你，都不愿动手。
“笨蛋！老子下得虎狼种，做出了两块窝囊肺！”老阮骂着孪生兄弟，探身抄过斧子，把裤子挽到大腿根，正要自己动手，忽然又说：“你们到阳台上去拿过笔和尺子来。”
孪生兄弟乖乖听令。
（老阮于是用尺量好了尺寸，把自己的腿整齐的砍下）
“把你们要的腿拿走！”老阮叫。他们撒丫子跑了。
仇人老阮在作家的笔下，不仅是敌人，更有父亲的权威，形象异常的高大，气质豪爽，颠覆了传统价值观，具有反讽效果。
莫言小说中的言语反讽还表现在特定场合下某些语境的误置。在嬉笑玩闹的场合运用正式庄严的词语，尤其是故意将一些政治术语、伟人语录、“文革”语言等用在世俗的生活语境中，造成语言快感的同时，消解一切主流价值，颠覆传统观念。《酒国》中李一斗的来信将政治术语、领袖语录随意嫁接，连珠带炮般的反讽语言给读者带来了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
我立志要像当年的鲁迅一样弃医从文，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为了这崇高的目标，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从今后，老师您大胆向前走，酒瓶不离口，钢笔不离手，写出的文章九千九百九十九！让那群蠢东西们向隅而泣去吧，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
我搞的是绝对的高尔基和鲁迅式的严肃文学，严格恪守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不二法门，从不敢越雷池半步，为了取悦读者而牺牲原则的事咱宁死不干。
作者借李一斗对文学，酒的诸多亵渎式的语言，以近乎狂欢的语调冲击美丑善恶。
《透明的红萝卜》中刘副主任的那段训话：
为了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字宪法水是一法，没有水的农业就像没有娘的孩子，有了娘，这个娘也没有奶子，有了奶子，这个奶子也是个瞎奶子，没有奶水，孩子活不了，活了也像那个瘦猴。
这种粗鄙化的语言使庄严肃穆的政治顷刻瓦解。
再如《生死疲劳》第十七章蓝解放向大头儿描述集市上陈县长遭批斗的场景：
（红卫兵们）都是一只手把着车厢的边缘，一只手攥着《毛主席语录》。他们的脸通红，也许是冻的，也许是被革命的激情所燃烧。……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还使许多狗狂吠不止，累哑了喉咙。先是放《东方红》，然后停止。
“文革”中严肃的批斗会在作家笔下成了混乱的展览场，与历史的宏大叙事形成鲜明对比，红色革命被莫言用夸张的调侃笔调书写，形成戏谑反讽效果。
《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更是将严肃的政治权利话语戏谑成一场闹剧。“与那些省里来的右派相比，朱总人老师可以算是土生土长的右派了。当时学校要找一个右派，怎么也找不到，上级派来一个反右大王，让大伙儿齐步走，先出右脚的就是右派，朱总人先出了右脚，就这么成了右派了。”文中对“右派”的划分和政治话语中的“右派”概念显然不同。在莫言的笔下“牛不吃草可以找右派；鸡不下蛋可以找右派；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找右派”。这就讽刺性地解构了政治话语下的“右派”。
戏拟原是一种诗文体裁，它用戏谑的态度模仿严肃作品，通过变形或改变作品原有的意义，使之成为笑柄。戏拟旨在通过貌合神离颠覆、解构母本的模式与规范，进而消解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志。一般来说，戏拟主要表现在题材方面。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则是对革命时期英雄作品的戏谑。六十年代，文学作品所塑造的英雄形象都是为党和国家献身的高大全人民英雄形象。而莫言的《红高粱》则塑造了一个具有土匪和抗日英雄双重身份的余占熬形象。“我爷爷”余占鳌十六岁就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逃出来做了轿夫，之后又认识了“我奶奶”，杀死单家父子之后，“我爷爷”就和“我奶奶”一起生活在单家宅子里，并经营着他们的高粱生意。而当日本入侵时，“我爷爷”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杀人无数、夺人妻子的土匪头子，他组织乡亲们抗击日本人的侵略，并当上了司令，此时“我爷爷”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小说中余占鳌的双重身份看似矛盾却在“我爷爷”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就讽刺戏谑了传统小说中非好即坏的正反两面人物形象，消解了红色经典题材中的英雄形象。
莫言的另一部长篇巨著《丰乳肥臀》则是对史诗题材书写的戏拟。有学者认为《丰乳肥臀》是一部史诗。小说围绕两个家族五代数十口人的生活展现中国百年来所有重要历史阶段，如八国联军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文革”、改革开放等等。小说包揽的历史进程庞大完整，具备史诗规模。但只要细细阅读，就会发现《丰乳肥臀》与《创业史》、《白鹿原》、《红旗谱》等史诗类作品明显不同。传统史诗作品讲述的都是宏大叙事，所有的人物都以阶级归类，善恶分明，作品所崇扬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而《丰乳肥臀》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它都有强烈的颠覆史诗的味道。
首先就书名“丰乳肥臀”来说。许多所谓的正人君子一听到这个书名就联想到作者那充满兽性的欲望和低级的色情描写，满脑子都是一些低劣的思想。这种道德观念表现为对一切有关性的东西避而不谈，大加贬斥。而这种道德观念也一直占据着主流中心地位。莫言正是用“丰乳肥臀”这个书名向传统的道德观念发起挑战，对压迫性道德观提出质疑，从而戏谑了传统道德范式的虚伪。
其次是情节设置。《丰乳肥臀》中的历史都是一些零散状态的社会背景，历史真实被混淆一团，读者很难理清其中的逻辑。文中人物性格行为怪异荒诞不经。譬如上官吕氏本来是上官家权力的象征，却反在强力的作用下跌到连狗都不如的地位，最后惨死在当初被其统治过的上官鲁氏手上；日本鬼子进村本来是想杀人放火，却在进了上官家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了上官鲁氏；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是以一个抗日英雄出场的，却以一个日本走狗的汉奸形象下场，此外文中还有一些恋乳癖、性变态、批斗妓女、羊兔交配等情节的描述，这些和传统史诗中的情节安排迥然不同。小说中描述的历史也并非像我们教科书上学到的历史，按照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前进，而是一片混乱状态，因此笔者认为小说《丰乳肥臀》虽有史诗般的容量，却是对史诗的戏拟，戏拟的背后却是作家对一个世纪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遭受苦难的揭示和戏谑。
视点反讽即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进行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惯常视角形成鲜明对比，产生反讽意义。莫言的小说中常常采用儿童视角，或是一些即使生理成熟但智力仍停留在孩童时期的所谓弱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这群人的眼光是和常人不同的，他们不遵循既定法规，而是凭借自己的直觉、感觉和丰富的想象，洞悉生活的原生态，儿童感知的荒诞、有趣与现实的黑暗、虚伪形成反讽性关照。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话，他只是以他超常的感觉、心理和行动来表达对他所生活的世界、周围人群的看法。譬如文中黑孩面对刘副主任的训话：
刘副主任的话，黑孩一句也没听到。他的两根胳膊拐在石栏杆上，双手夹住羊角锤。他听到黄麻地里响着鸟叫般的音乐盒音乐般的秋虫鸣唱。逃逸的雾气碰撞着黄麻叶子和深红或是淡绿的茎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这些都是黑孩感觉中的世界，他对外在世界的淡漠使他独立于人群之外，而丰富的内在世界却让他能在人群之外探视人的内心。他所幻想的世界正如他幻想中的红萝卜一样，“金色的，透明”、“晶莹剔透”，是一个纯净、美好的梦幻世界，他讽刺了外部世界的肮脏、丑陋和残暴。
小说《野骡子》则以儿童罗小通为叙事视点。罗小通对这个促使“我”的父亲抛妻弃子的女人野骡子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反而对“野骡子大姑”很亲密。但这种亲密只是建立在一个孩子对肉的向往之上，因为“野骡子大姑”的锅里总是煮着肉，并且乐意给我吃。“我”对被抛弃的母亲却没有任何同情之心，并且对好强、勤俭持家、吝啬而使“我”常年没有肉吃的母亲十分厌恶。作家通过一个儿童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并无深刻认知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荒诞事情，构成了对现实社会的反讽。文中“我”母亲的生活观念和父亲洒脱不羁的人生观并没有对错之分，两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有合情合理之处，作家将两个生活观念截然不同的但却都没有对错之分的人结合，充分显示了生活本色的悖论。
同样，小说《飞鸟》以一个叫金豆子的儿童眼光叙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发生在“文革”时期，“文革”小将批斗地主婆的事件。在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里只有两种人，非敌即友，而对待革命敌人必须毫不留情地彻底斗倒斗死。由于“地主婆”是革命的对立阶级，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就要被毫不留情地批斗，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文中作者将这一残酷的事实用轻松诙谐的儿童口吻表达，使读者感到这场斗争的荒谬性，体现作家对社会历史的反讽戏谑。
除此以外，作家还将一些心智不成熟的成人或动物作为小说叙述视角。《檀香刑》中的赵小甲看到的人都是有动物本相的。
一条水桶那般粗细的白色大蛇，站在炕前，脑袋探过来，吐着紫色的信子，两片鲜红色嘴唇一开一合，竟然从那里发出了俺老婆的声音：“小甲，你想干什么？”
眼前的景象吓了俺一大跳。有一条瘦骨伶仃的黑豹子蹲在俺爹那把檀香木椅子上。豹子斜着眼睛看俺，那眼神是俺熟悉的。俺知道了黑豹子就是俺爹的本相。
俺看到，一只柳斗那样大的白色虎头从轿子里弹了出来。天哪，原来钱大爷是一只白虎精转世。
戏台上的袁世凯——抻着一根细长的鳖脖子，背上的鳖甲像一个大大的锅盖，把袍子撑得像一把油纸伞。
袁园鳖把鳖头歪到大灰狼克罗德嘴巴前，嘁嘁喳喳地说了一些什么鳖言狼语。
在小甲眼里，袁世凯就是个“高级鳖”，克罗德是一头“大灰狼”，赵甲则是一头“黑豹子”。赵小甲的感觉与这些人本来的面目十分契合。而前来观刑的“看客”们的形象也是扭曲的。“俺在跟着爹爹干大活前，抓紧了时间把眼光往四下里转悠了一圈，俺看到，校场的边上，站满了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还保持着本相，有的变化回了人形，有的正在变化之中，处在半人半兽的状态。”而正是由于小甲心智不健全，他的观察完全是在感觉层面，他虽然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但却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莫言正是借用这种弱智的视角对看客及刽子手们进行强有力的讽刺。同样《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六次轮回，次次都投胎成动物的地主视角，体现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达到反讽效果。
结构反讽就是作品在展开情节、组织材料、设定线索时设置对立或矛盾的模式，从而形成作品段落与段落之间、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反差，并借助这种反差揭示作品深层叙事结构的悖论。莫言作品中常见的结构反讽即为在同一文本中，将那些对立、矛盾的事物并列、对照从而形成鲜明的反差，体现了作家的反讽思想。
《酒国》是莫言小说中较为典型的结构反讽作品，小说有三条线索，一条是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到某市去查案子的经历，最后跌进粪坑而死，第二条是作家“莫言”与酒博士、文学爱好者李一斗的通信，最终二人都未抵挡住金钱的诱惑，陷入体制化的藩篱。第三条线索是李一斗寄给“莫言”的九篇小说。这三条线索在文中交叉进行，但却又形成三个文本互相补充，互相拆解。
李一斗这位酒国博士他深谙酒国权贵食婴内幕，他的小说《肉孩》和《烹饪课》中详细记录了食婴过程，使读者坚信食婴现象确实存在；《驴街》将酒国人们陷入食色纵欲等丑恶现象描写得酣畅淋漓，这也为后文丁钩儿最后跌入粪坑而死的结局作铺垫。同时，作者仍然继续讲述侦查员丁钩儿深入调查，遗憾的是他不但没有解开案件的迷雾，反而调入酒色陷阱。而小说中那个叫莫言的作家在与酒博士李一斗的通信中对其小说的艺术性和真实性的评论极其隐晦地指出：“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那个鬼头鬼脑的高级侦查员处处跟我作对，我不知是让他开枪自杀好还是索性醉死好，在上一章里，我又让他喝醉了。”这种说法让读者怀疑“丁钩儿”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直到小说最后一章，“莫言”在小说中明确指出丁钩儿的酒国探案记的确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这是一个有一些侦探小说意境的小车站，我很喜欢……丁钩儿在酒国的经历必须与铁路隧道联系在一起，这儿应该是一个秘密的肉孩交易所，这里应该活动着一些醉鬼、妓女、叫花子，还有一些半疯的狗，他在这里获得了重要的线索……李一斗，这个稀奇古怪的人，究竟是什么模样？……我来到酒国，寻找灵感，为我的特级侦查员找一个比掉进厕所里淹死好一点的结局。
我们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酒国”与“李一斗”的真实存在。“李一斗”的纪实性小说从侧面证实了丁钩儿探案的可信度，然而文中的“莫言”又提出丁钩儿的酒国探案本为虚构的小说，去酒国就是为了给故事找个好一点的结局。这就让读者分不清真假，对“李一斗”的纪实小说和酒国是否真的存在产生怀疑。所以笔者认为这是文中几条线索互相拆解并建构的艺术世界。而作家莫言对于这种叙事结构给出了解释：“场景的独特性是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明的小说家总是让他的人物活动在不断变换的场景中。”作者将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景中互相穿插，制造了前后矛盾，消解了彼此的确定性和真实性，形成了反讽结构。
而《丰乳肥臀》是莫言的另一结构反讽之作。作品共有七个部分。前六卷基本都以时间和人物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时期，母亲上官鲁氏和她的九位子女的悲剧性命运。上官鲁氏是作品前六章重点塑造的对象之一。母亲自幼丧母，随姑父于大巴掌和姑姑长大，嫁给了铁匠儿子上官寿喜。在历史的大变革时期，上官鲁氏面对自身与亲人的悲惨命运，体现出非凡的品格。她含辛茹苦养育九个子女，战争时代带着子女逃离到后方，之后重建家园、“文革”时期对伤害自己的人以德报怨。尽管历尽艰辛，上官鲁氏却始终保存着人性的真善美。这些都是对母亲上官鲁氏的赞扬，但是到了第七章，作家却对母亲青年时代的经历及其九位子女的身世一一作了补充和介绍。原来母亲的儿女们全部都是野合的产物，而且他还失手杀死自己的婆婆。这一段叙述与前面六章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形成悖离。按照传统的小说情节展开方式，这种情节应放在卷首或在表现人物命运时展开。莫言却将其放在结尾，作家再次运用特殊的情节叙述方式形成小说的反讽结构。
纵观莫言的所有作品，可以看出作家强烈地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和艰辛，作为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他看清了社会的种种虚伪和丑恶，他也势必不能一味的表现人类的真善美。作家自己说道：“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剧命运……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而作家也正是通过言语反讽、戏谑反讽、戏拟和结构反讽等方式实践着他的创作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