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漫天星辰，上海的空气明显比北方好了很多，至少，在没有路灯的街头，透过昏暗的天，能看到很多的星星。
路上接到了Linda的电话，她是最关心我的同事之一，通过她父亲的主治医生，帮我选择了两名医生，一个是上海肿瘤医院的刘晓健副主任，一个是上海东方医院的郭晔主任。我对这两名医生一无所知，我把两位医生的名字转发给妻子之后，在微医上只挂到了刘晓健主任的号，于是，明天我的行程除了去上肿浦东病区做核磁共振之外就是去见我生病后的第一个专家，刘晓健主任。
刘主任的门诊是在上肿一号楼的二楼，化疗科。和前两次一样，我和小浣熊早早的来到了诊室门口，Linda已经帮我拿到了排号，在焦急的等待着。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上海少了很多插队的人，即使我们是熟人介绍的。这和北方的城市有着明显的区别，大家都遵守着应该遵守的规则，甚至把这些规则已然演变成了必须。
我坐在候诊大厅的座位上，烧还没有退，虽然已经喝了大量的水，出了大量的汗，但是依旧不舒服，总感觉身上似乎背着千斤重担，疲惫不堪。我试图在人群中找寻着同类人，只是一种徒劳无功的选择，我并不能从外表上分辨哪一个人罹患淋巴瘤，更不用说是哪一种淋巴瘤。只是在这个楼层，我看到了更多的戴帽子的人，即使在那么热的天，也依旧戴着厚厚的帽子。
小浣熊叫我的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自从生病以后，我似乎更容易睡去，并不像一些病患那样长时间处于焦虑而导致的失眠。我不记得我是从哪里看到的这样的理论，睡眠是最好的治疗疾病的方式，因此，我尊崇着。
刘主任的诊室也是一样的简单，我坐在他的侧面，Linda和小浣熊坐在他的对面，我再次将所有的资料摆放在他的面前，重复着我近期可能会重复无数次的程序。刘主任和昨天的童医生有所不同的是，他仔细的把所有的资料看了一遍，然后静默了几秒钟，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
刘主任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有些让我诧异，他说，你是病人本人么。问完之后他却没有看我，将目光看向了Linda，眼光中有些许的迟疑。
Linda没有等到我回答，答非所问的和刘主任说，他都知道，从开始到现在，他都知道。
我紧张了起来，一般电视剧中这样的桥段都是不治之症，汗水从我的脸颊迅速的滴落下来，心跳加快，微微的侧着头，紧紧的盯着刘主任，没有说话，脸上却迅速的挂上了笑容，嘴角开始上扬。我都知道，有什么好紧张的。
刘主任看着我，忽然也笑了，你是我见过心态最好的病人，这样的心态一定要保持下去。这一次，他没有看向Linda，从目前的资料看来，情况有些严重，肿瘤发展的速度很快，淋巴瘤也没什么良性之说，你可以叫它淋巴瘤也可以叫它淋巴癌。从我的经验判断，你的分期应该很靠后，不过你不要担心，上肿的治疗方案是针对个体差异略作调整的标准方案，即使标准方案不适合你，还有实验组，还有实验药物，还有自体移植，还有新的疗法。
刘主任又喝了一口水，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常说某种癌症的死亡率很高，其实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自身的疾病迅速发展造成无药可医的只占百分之三十，还有三分之一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心态崩了，免疫系统崩了，是被吓的。
我在品着刘主任说的话，他是我求医以来见到的最客观的医生，我的病很重了，但是不是无药可救，即使现在常用的治疗方法无效，还有很多的其他新的方式可以尝试。
还有百分之三十是什么情况？小浣熊突然冒出来一句话。
刘医生沉默了一下，站起身给杯子里续上水，抬头看了看和他一样站起身来的Linda，缓缓的说，还有三分之一是没有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