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3月31日，火车把我送出上海，送到遥远的、对我来说一无所知的贵州山乡去插队落户。
1979年的10月31日，省里把我调到作协分会，我平生以来领上了第一份工资，二十八元整。那年，我三十岁了。
整整十年半的时间。是漫长的，漫长得令人难熬；是短暂的，短暂得仿佛一眨眼就过去了。
是啊，对历史的长河来说，十年半时间，算得了什么呢？可对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来说，已经逝去了的十多年时间，经历了多少起伏、跌宕和变迁啊！拿我来说，我的青春，我的思索和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在这段岁月里开始的。我的人生之路，就是在偏僻山乡的羊肠小道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对祖国农村这一片广袤大地的深切感受和理解，对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的感情，就是在这段岁月里形成的。
我们整整一代新中国诞生时期出生的青年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
关于这段岁月，1978年后复苏了的中国文学，用了大量的篇幅，千千万万的文字描绘了它。
我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也写下了三本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
记得1978的夏天，我在贵州猫跳河畔的一个深山沟里，写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时候，曾怀着一腔热情想过，我要把十年间的体验，写成一个四部曲。当《年轻人》完稿的时候，有人很诚恳地劝我：长篇小说读起来费劲儿，耗时间，三部曲、四曲部就更费劲儿，更耗时间了。不如把感受到的生活，分别写出来。这样于作者，更主动些；于读者，也更灵活些。
我觉得这是金口玉言，非常信服地接受了意见。
继《年轻人》之后，1979年，我又写下了《风凛冽》和《蹉跎岁月》。
在《蹉跎岁月》快写完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件事儿，有个上海女知青，长得端正俏丽，很动人，她当过知青代表，说过一些在当年听来是司空见惯的话：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啊，虚心接受再教育啊，改造世界观啊……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嫁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生下了两个孩子，过着贫寒的生活，而她嫁给老光棍的过程，听来几乎是荒谬的……
这个女知青的命运吸引着我，一边在听人讲，一边我已经决定，下一部长篇小说，我就来写“她”。
1980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这段时期的学习，中断了我的写作计划。但这个时期的学习，使得我能隔开一点距离，冷静地来认识已经想写的这个题材。显然，这对我是有益的。整整一年时间，只要稍有空暇，我就在思索这个题材，想着即将写的那些人和事，冲动时，我就在本子上写下一两页。
学习结束了，秋天，我回到猫跳河畔的深山沟里。幽静奇秀的自然环境，坡陡水险的河谷，悬崖上时而传来的猿啼。一切都是我熟悉而倍觉亲切的。我开始写作关于知识青年的第四部书，我想把自己的经历画一个句号，而后去开拓另外的领域。
事与愿违。我只写下了一部分草稿，大约十三万字，就把笔扔下了。不是写不下去，是周围山寨上变化了的生活像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去观察和感受。
1979年10月份，我离开山乡回上海改稿子时，在山乡的那条小小的赶场街上，苞谷卖三角钱一斤。这个价格，是我1969年来插队时就惊疑不解地听到过的。十年来，苞谷价始终在三角上下浮动，青黄不接的五黄六月，还会升到三角五，甚至于四角。
而1980的10月份，我离开一年后回到山乡，也在那条小小的赶场街上，苞谷只卖一角六七一斤了。十年来几乎不曾变动的苞谷价，是怎样陡然跌落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呢？生活逼着我去观察和思考，我惊讶地发现，赶场街上不但苞谷降了价，竟然还有农民拿肉出来卖，油、豆类、粮食，好些东西的价格也都降下来了。
不用费心去打听，我就明白了，在我熟悉了的山寨上，生活正在起着喜人的变化。我听到了多少久居乡间没听说过的新鲜事儿啊……
我决定搁下笔，耐心地看一看。当时我这么想，既然生活本身正在起变化，那么，我笔下的人物自然也该有所变化，“她”怎么变呢？我得泡在生活里，仔细看一看。
这一搁笔，足足搁了将近两年。两年来我看到联产连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怎样一步步完善起来，怎样改变了山寨上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年来，我根据对新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兴味浓郁地写了中篇小说《同样是收获季节》、长篇小说《墓石》。两年来，我又趁着改稿、探亲、开会的机会，走了北京、上海和内地几十个大、中、小城市，留心观察了那些回城市的同龄人的命运。
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新的角度来表现我想写的长篇小说。我不能像以往写的三部书那样来写，我得站在今天的认识上来。
1982年的夏天，新的创作冲动促使我翻出了两年前写的那些草稿，我完全可以把这十三万字推倒重来！于是，我跑到花溪，在巴金和萧珊当年结婚的那幢房子里，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
至于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表达了些什么，我不赘述了。只打算就这部书的写法，说几句自己的想法。这本书在《十月》长篇小说专刊发表以后，有读者来信提出，我的这本长篇，和其他长篇的写法不一样，回叙占了一本书的绝大部分。也有些同行对我说，这部书的结构，明显的是用一种新结构法写的，即反映现在的时间极短，从严欣踏进沙坪寨到他与郑璇一起到树林子里散步，前后一共六七天时间，一个星期。而回溯的时间却非常长，差不多写了插队落户的十年。如果算上严欣和郑璇童年、青少年生活的回忆，那就更长了。还有人指出，这种结构法，目前在国外是很流行的。感谢这些人给我说了不少好话。其实，之所以这样结构，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题材有过前面所说的一段再认识的过程。近几年来，承蒙读者的关心，我收到过一千几百封来信，热情的青年朋友们，以巨大的关心时时注视着我的插队落户的同龄人们，还有那些他们自称几乎从不读文学作品的老教授、老同志们，我对你们的来信是十分感激的，我对你们给予我的鼓励和鞭策是牢记在心的，我愿意把这本新作奉献给你们，我更愿意听到你们的宝贵意见和批评。
让文学和生活一同前进。
1983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之日，于北京
1984年3月14日于贵州黔灵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