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20 年的改革和快速发展之后，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正面临新的挑战。最近一段时间，在改革和快速发展中曾经被掩盖或者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另有一些未曾有过或不太突出的问题也出现了，并且日益突出出来了。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出现问题、不断克服问题中发展的，而在发展中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克服。在世纪之交，冷静地观察中国的现状，似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遇到了一道“坎”，必须跨越过去，而只有在跨越过去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能否顺利跨越这道“坎”，这是中国面临的很实际的挑战。这道“坎”不是由一方面的问题所构成，而是众多方面的问题所构成。下面拟就几个问题简单地谈一谈。
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自1993 年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正在加快，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由中央计划部门管理的指令性计划产品已由1980 年的120 种减少到不久前的12 种，仅占工业总产值的4.1%，由市场确定价格的商品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已占92.5%，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中已占81.1%，在农产品收购总额中已占79%，在外贸方面已经取消了进出口总额的指令性计划。也就是说，在21 世纪的前十年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但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尚待探讨何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与其他一些国家实行的市场体制有何异同。从目前的文献看，似乎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它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有人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从经济体制本身（而不是从政权的性质）来做出回答：（1）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具有社会的属性？如果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属性是什么？（2）如果有社会属性的区别，那么市场经济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社会属性对它的运行、对它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具体方式有什么影响？不同社会属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些方面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对这些问题尚未见到回答，更谈不上令人信服的回答。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或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想从所有制的结构上来描述其主要特征，并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或者说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区别。这里也有四个问题要回答：（1）何谓以公有制为主体？如果主体不是指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那又是指什么？（2）为什么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如果认为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以公有制为主体或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呢？难道它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以公有制为主体或者在公有制基础上能否建立市场经济体制？（4）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行中各自起什么作用？
按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也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或者说，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使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上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的理解是恰当的，那么我们在世纪之交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需做出巨大的努力。这种经济体制首先要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有较高的效率，同时又能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要做到这种结合，必须在经济体制上做出设计，并与其他有关的社会体制（如教育、各种社会保障体制等）相配合。从目前情况看，不说其他，仅仅把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纳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得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绝非到2010 年能够成功，即使暂时不纳入城乡统一的体系，在各个农村分别推行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易在2010 年实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究竟置于什么地位，起怎样的作用，是对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一种选择。我国似乎是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促进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来看，政府的作用也应比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更强些。但在亚洲金融风暴和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中，暴露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当干预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由于我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几乎干预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转向市场经济中，政府很容易把计划经济中的一套干预经济的做法搬用到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扭曲市场经济的运行，束缚市场功能的发挥，导致社会资源的损失。各地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屡禁不止、地区封锁、地方政府干预银行的事务等等都表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的关键之一，同时要求对我们将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怎样的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仍需做深入研究，这是确定政府职能怎样转变和政府机构怎样改革的前提。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自然是有意义的，但应该如何改革还缺少这种研究所提供的依据。
能否在世纪之交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到2010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另一个关键，这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能取得怎样的进展。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全面建立并难以正常运行的。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等改革步履维艰就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已经出台的各种改革国有企业的办法似乎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需要重新检讨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首先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怎样的不可替代或难以替代的功能，它们应该和能够发挥怎样的不可替代或难以替代的功能。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才有了方向和依据。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世纪之交国有企业的改革才会有眉目，从而才会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二、人口和就业
人口和就业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不受到巨大的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和制约。
应该说我国控制人口是成功的。在20 世纪末有可能把人口总数控制在13 亿人以内。但人口的总量太大（特别是与土地等资源相比），控制人口的工作稍有放松，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稍有上升，20 世纪末控制在13 亿人以内和2010 年控制在14 亿人以内的目标就会突破，每年净增长人口将超过1600 万人。人口的过快增长将使到20 世纪末基本消除贫困现象和到2010 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的目标难以实现。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正快速向我们走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7 年我国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4%，总数为8085 万人，到2000 年老龄人口比重将上升到7%以上，总数将达到9000 万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老龄人口占7%，即为“老年型”国家，也就是说，到本世纪末我国就步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而到2010 年这一比重还将提高到10%。人口的老龄化将使被赡养的人口增加，造成社会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沉重的负担，同时也会降低社会的创造力。
就业问题已经日渐突出。在经济体制迅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原来城市和农村中存在的大量的隐性失业转为公开的失业。在城市，国有企业在竞争中遇到了巨大困难，有些企业破产或停产转产，或被收购兼并，一批职工成为失业者，有些企业亏损严重或者为了增强竞争不得不让多余的职工下岗。1997 年国有企业分流和下岗职工人数达1274 万人，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7%，年末未能分流的下岗职工为634 万人，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8.9%。另外，1997 年全国集体企业下岗职工还有364 万人，两项合计，全国下岗职工已达998 万人。预计到2000 年，每年还将增加下岗职工300 万～400 万人。
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更是我国造成就业巨大压力的主要原因。在转入市场经济中，他们将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到20 世纪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达2 亿人左右。改革以来，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向农村非农产业，1979～1988 年期间平均每年转移540 多万人，1989～1991年每年平均转移100 万人，1992～1995 年每年平均约转移824 万人。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农村非农产业无疑是使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放慢，原来每年平均增长50%以上，近来降到20%～30%，甚至20%以下，这就使得从农业中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剩余劳动力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下降。1991～1995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比重分别为3.0%、3.1%、6.9%、5.5%和5.4%，1996年降到3.8%。从今后的情况看，农村非农产业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每年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因此农村非农产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会下降。此外，城乡收入差距再度扩大，1978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为1∶2.365，1984 年曾缩小到1∶1.710，1995～1997 年又扩大到1∶2.467、1∶2.5123 和1∶2.4688.这样，势必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流入到城市找工作。1979～1995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中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共计2329 万人，年均增加137 万人，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总数（1.5 亿人）的15.5%。如今和往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城市中失业人数增加，就业岗位有限，城市中能够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将是有限的。
就业问题还需考虑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据预测，到2000年，每年平均要增加880 万人；从2000～2010 年，每年平均要增加760 万人。原有的城乡中的剩余劳动力要就业，每年又有众多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要就业，这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将形成多么巨大的压力！
解决就业问题之路无非是两条：节流与开源。所谓节流，从根本上说还是控制人口的增长。在这方面，既有可喜的一面，又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可喜的一面是，在城市，由于生活水准的提高和观念的变化，晚婚、少生已经渐成风尚。近几年，上海的人口已出现负增长。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社会的更加开放以及人口的流动，原有控制人口的办法（如户籍管理，粮食供应、子女上学、罚款等）已经失效或效果甚微，必须探索更为有效的办法。所谓开源，是指开辟和增加就业的机会，根本的办法是使经济的增长保持较高的速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能不顾我国的国情而过分强调集约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粗放的增长途径仍是重要的。在我国，由粗放的增长为主向集约的增长为主将经历比其他国家更为漫长的过程。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与公有制经济的平等的发展机会，废弃各种歧视政策，将为增加就业开辟更为广阔的渠道。我们在温州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中看到，那里就业的机会多，就业问题并不是令政府和社会担心的问题。
三、农业和农村经济
近几年，粮食连年丰收，农业加快发展，199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0454 亿吨，比1991 年增长15.9%，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突破400 公斤，达419 公斤。1996 年农林牧渔总产量实际比1991 年增长51.1%，1997 年又比1996 年增长5.3%。许多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生猪、蛋、水果等都出现了销售困难。这使得人们对我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产生了乐观情绪。自然，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持悲观态度是不应该的，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农业以至农村经济，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是重要的一环，又是有严重制约的一环。近几年的粮食丰收、农业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消除我们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隐忧，隐忧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我国人口太多，增长又快，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也快，吃饱穿暖已属不易（还有5000 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吃好穿好对农产品还要提出更大的需求。“谁养活中国人？”当然主要要靠我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来养活自己。
第二，农业资源短缺而且大量流失。1991 年，我国的人均耕地只有1.2 亩，世界则为3.6 亩。有限的耕地资源还在迅速流失，每年流失的耕地达400～500 万亩，仅1992 年一年就有2%的耕地流失了。
第三，农产品的商品率低。以粮食来说，生产的粮食大约有2/3要用于农民自己的消费和农业的生产消费，能够向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部门提供的粮食仅及1/3.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1）农村人口多，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高（1996 年为70.6%）；（2）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1988 年我国每一农业劳动者仅生产1.1 吨粮食，而美国则生产82.6吨。
第四，如果没有科技方面的突破，农业增产的潜力是有限的，即使增加投入，也会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到一定限度，发生亏损，以致使增长停滞，而且农业面临自然风险，波动性大，一时的大丰收并不能表明可以长期地稳定增长。
第五，由于耕地少，农业人口多，以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困难，土地所有制和承包制的约束，我国的农业的规模经济难以达到。小规模的家庭农业限制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运用、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的提高，而这又是决定农民收入难以大量增加的根本原因。
第六，提高价格对增加农业生产曾起过巨大作用。1993 年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了13.4%，其中粮食价提高了16.6%，1994 年农产品收购价又提高了39.9%，其中粮食价提高了 46.6%，棉花价提高了60.4%，这对于近几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增长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把提高农产品价格作为刺激农业生产的手段，其运用空间是有限的：（1）农产品提价会引起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冲销或部分冲销农产品提价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2）在国内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国内农产品的提价要受到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限制。经最近几年我国农产品的连续提价，有些农产品（如棉花、小麦等）的国内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这种情况会导致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从而一方面使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另一方面造成国内生产的农产品的销售困难。近两年棉花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一方面按高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另一方面又按低的价格销售农产品，农产品流通的经营企业就会亏损，除非财政补贴，否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而巨额的财政补贴又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第七，农业发展中的上述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我们看到，尽管近几年农业生产有较快增长，但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却反而放慢了。而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放慢又会阻碍农民的投资，从而阻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阻碍城市工业的增长。
在世纪之交，展望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要使农业能基本上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使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除政府在投资、银行在贷款等方面给农业和农村以支持以外，农业本身还需做多种努力。这里指出几点：
第一，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每个农业劳动者每年生产的粮食只有1 吨左右（1997 年乡村全部就业人员——包括非农业的就业人员在内——近5 亿人，粮食产量4.94 亿吨），农业能够向城市提供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就是很有限的，即使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入也是很低的，而这不仅会约束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样会约束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主要途径应是：（1）在农业科技上有新的突破，并将其成果广泛推广运用；（2）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3）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和实现规模经济。
第二，要做到上述各点，需要在农业的体制上做出重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阻碍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经营，因为土地难以逐渐集中。进一步说，这是现行的土地制度造成的，如果允许农民在土地承包期内对土地的使用权实行有偿的转让或者用土地做有偿投资，那些愿意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农民将获得一笔资本金从事非农产业，或者在从事非农产业的同时可从土地用做投资中获得补充的收入，与此同时，土地将可以更加集中于一些农业的专业户或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从而提高农业的专业化程度和规模经济。这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在世纪之交能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上迈出步子，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将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家庭农业仍将是农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组织农民自愿参加自己管理的类似日本的“农协”那样的组织，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不仅有助于农民进入市场，减少其市场风险和增加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而且有助于促进农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在世纪之交，应该在农村中广泛推广这种农民自愿的合作组织。
四、消费和市场
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令人费解的现象：国内市场出现了饱和状态。据内贸部统计，1997 年市场有93.8%的商品总量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其中工业品为99.8%。有些人曾把这种需求不足的现象的“买方市场”作为巨大成就来歌颂，殊不知问题出来了，生产厂家和商店的商品销售不畅，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库存增多，企业的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接下来就是人民的收入增长减缓，下岗和失业人数增多。消费和市场疲软对生产的控制作用显现出来了。
为什么说这是令人费解的现象呢？因为，最近，按世界银行的计算，我国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仅840 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达40 多倍，如果按人均个人收入来计算，差距还要大。1997 年农村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090.1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3 元，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2936 元。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为什么几乎所有消费品都好像饱和了呢？如果真是这样，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我国的产品只有靠增加出口才能增长了。这当然只是一时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表面现象。
有人用产业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适应来解释。这方面的问题是存在的，例如纺织业和一些家电业的产品的生产能力确实过剩了（至少在短期内是过剩的），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没有消费的热点，许许多多商品都滞销。
依我看，有短期的原因，也有较长期的原因，短期原因是长时间的紧缩政策，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造成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出现通货紧缩，由此引起人们收入的增长减缓，就业增加放慢，人们的收入预期发生变化，消费支出更为谨慎。这方面的原因通过调整宏观政策，适当放松财政和货币以刺激需求，市场疲软的现象就可逐渐缓解。
较长期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加快，人们的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从前，在计划经济中，人们的收入虽低，增长也慢，但基本需求有政府和单位保证，人们少有后顾之忧，人们间的收入差距小，大家都是低消费水平，没有更高的消费需求，也无力追求更高的消费需求，消费行为也较为一致。向市场经济转变给人们的需求和消费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收入差距拉大了，消费的档次拉大了；其次，商品供给多了，没有了短缺，没有了定量供应，人们对商品的选择余地大为扩大，人们可以随时购买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再次，市场经济也增加了人们的风险，要为养老、医疗、失业支付保险金；最后，人们为获得更多收入，还要把一部分收入用做投资，从而使某些消费推后。当然与此同时，如果发展消费信用，人们的某些消费也可提前，但在我国消费信用仅仅是开始，尚未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目前的市场情况即使说是饱和也仅仅是当前低收入、低消费水平上出现的饱和，是低收入限制了消费。这种饱和在农村看得更明显。农民有了钱，先要盖房（目前的低水平的住房），盖了房已无力用于其他消费，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农民的新房子中空荡荡的。人们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类：生理的需要、精神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有时又分为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享乐的需要。无论怎样划分，随着收入的增加，它们成为不同层次并依次上升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在依次上升中低层次的需要不是被取代而是相应提高，从而成为不同层次的消费。当然，这些层次的划分并不那样严格，往往交叉。
由于上述较长期因素的作用，要使市场重新旺销，还需要经历一段人民收入较大幅度增长的过程。因为，对农村居民来说，要大量购买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增加精神需要方面的需求；对城市居民来说，要购买住房以及随后的小轿车，满足国内外旅游等需求，提高整体生活质量，都需要在收入上有相当大的增加，要增加更多的积蓄。城市居民有了更宽敞的住房，其他消费会随之增加。
城市中住宅需求不旺，说到底还是收入不高决定的。我在几年前的一次讨论房地产市场问题的研讨会上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兴旺要等到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我国目前的状况是真正的属于高收入层的人为数不多，他们在消费上已不必顾虑自己的支付能力，最大量的低收入者实际上还处于不足以温饱或仅够温饱的水平。处于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还不能称为中产阶级。他们大多属工薪收入者和小本经营者，虽然温饱有余，但收入仍不足以购买住房、小轿车等消费品。只有当真正的中产阶级形成了，而且在人口中占多数，形成纺锤形的分布时，我国的消费和市场才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1997 年7 月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出口遇到了困难，出口的增长大幅下降。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国目前的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20%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8.9%，我国的出口依存度比美国和日本都高，1996 年美国为8.24%，日本约为8.9%。这表明我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后我国的出口贸易还会有较大发展，但出口的增长受国际市场的约束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会增加。要使我国的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除努力增加出口外，扩大国内市场，增加内需，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为此，必须在扩大国内市场上下功夫。这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必须考虑的问题。
要扩大国内市场，增加内需，并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必须使企业生产适应国内不同收入层次需求的商品，特别是注重适应农民的需要，开辟农村市场，还要研究需求，创造需求。同时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更快增加人民的收入，减少人民的负担，鼓励消费，发展消费信用。
五、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能否逐步减轻，生态系统能否逐步改善，是处在世纪之交的我国面临的又一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它关系到下个世纪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能否持续发展。
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到了我们自身不能承受的程度，而且也受到国际的关注。虽然政府和一些企业做了巨大的努力，环境和生态在局部有所好转，但总体上仍在恶化。城市中的环境污染还在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环境污染正在快速蔓延，生态的破坏更趋严重，我们正在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仅“八五”期间每年由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损失就达1350 亿元，仅水、大气、固体废物和家药等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5%，比美国、日本等的3%～5%要高出许多。1998 年发生的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特大洪灾，则是大自然对我们破坏生态环境的一种惩罚。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一种“债”，瑞典人称为“环境债”，很有道理。这种债的一个特点是，它是由上代人或者上若干代人欠下的，要由下代人或下若干代人来还，如果不及时还清，将一代人一代人继续偿还下去。黄河流域曾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古代，那里的经济和文化何等发达，但过度开发和不当开发使生态严重破坏，水土严重流失造成水旱灾害频仍，土壤荒漠化越来越严重，黄河流域的人民世世代代在还这个债。现在轮到长江流域的人民来还上代人和上若干代人破坏生态的债了。谁知道这笔债哪一代人才能还清。
这种债像经济上欠债那样，如不及时还清，“利滚利”，欠债会越来越沉重。经济上的欠债如不能偿还，最终导致债务人破产；环境和生态欠债日积月累最终则会使经济和社会无法持续发展，甚至使人类无法生存和延续。
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正在一步一步地威胁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局部地区正在威胁人们能否生存和生命能否延续。仅就水来说，人的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水，而我国却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不当已造成一些地方湖泊干涸，河流断流，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地面下沉，仅仅因为缺水就使工业产值每年损失200 亿元人民币。有108 个城市严重缺水，在农村有800 万人常年饮水困难，3200 万头牲畜饮水缺乏，灌溉用水更不敷用。在水资源如此短缺的情况下，水污染更给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在全国1200 条河流中已有850 多条受到污染，全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污染严重，淮河水的有些地段已达到不能饮用的程度。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但是，要控制、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逐步使环境和生态有所改善，并不是简单的事，它们本身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在下个世纪不是减轻而可能是加重。
第一是来自人口增长和就业的制约。在我国，环境和生态受到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越来越沉重。洞庭湖本来具有调节长江水量的重要功能，但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和政策上的失误，围湖造田使得洞庭湖的水面大量减少，原来的湖区住进了大量的居民，洞庭湖的调节长江水量的功能已经非常有限。长江上游大量砍伐森林，毁林造田，固然有错误政策的原因，但人口增长的压力不可轻视。三峡工程的兴建，107 万居民要迁移，其中绝大部分人将就地向更高的山坡迁移，开垦土地，由此将会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令人担忧。但是这些人不就地迁移，又迁往何处？在世纪之交和21 世纪，如何处理人口增长和就业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第二是来自发展经济的制约。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生态保护，从理论上说是应该而且可以妥善结合从而达到相互促进的，但在依然贫穷落后的我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不易处理得好的，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因为，治理、保护环境和生态，都要付出巨额的费用，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得不减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投入，放慢经济的增长，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将上升。正因为这样，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走上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斜路，甚至只发展经济不治理环境的死路。即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和生态的意义，在要求加快经济发展，加快改善人民生活的压力面前，也不得不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至少会以强调经济的承受力为理由而要求降低保护环境和生态的标准。
第三是来自资源的制约。资源的短缺常常给环境和生态形成巨大压力。耕地不够，迫使人们围湖造田，毁林造地，引起生态系统的破坏。石油资源不足，不得不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甚至连含硫成分高的贵州煤也不得不使用，由此加剧了大气的污染。水资源短缺，不得不加强地下水的开发，由此引起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地面下沉。木材资源不足，不得不加强对森林的砍伐，造成森林的破坏，而这又使木材资源更加不足。由此在资源短缺与环境和生态破坏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是来自技术的制约。技术落后导致资源浪费、污染物大量排放。乡镇企业造成的污染大多与其技术落后有密切关系。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采用一些落后的技术，由此就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的破坏。
这些方面对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形成的制约是不可忽视的，在世纪之交和下个世纪的相当长时间内很难根本解决。但指出这些制约并不等于说在这些方面的制约下，我国的环境和生态只能继续恶化下去，相反，指出这些制约可使我们认真地研究如何尽量减轻它们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的不利影响，处理好它们与环境和生态之间的关系。这里仍有许多事情可做。
在人口和就业方面，应该努力控制人口的增长。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必须注意对环境和生态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例如，围湖造田，毁林造地，以解决人们的就业和生活决不是正确的途径，应该另辟途径，例如用退田还林和造林来解决一些人的生活，政府只需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如以工代赈，贴息贷款等）。
在经济发展方面注意使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的保护妥善结合，这里必须有长远的眼光，“先发展后治理”，不仅要欠下更多的环境债而且最终会障碍经济的发展。
在资源方面必须在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上下功夫。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德国慕尼黑市原来有一座焚烧垃圾发热发电的工厂，把垃圾中的资源分类回收使用后，竟然由于可用于燃烧的垃圾不够而停工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方面的潜力有多大。为了减少污染，应该在资源的替代方面努力，例如用发展水能和核能来代替一部分煤炭特别是含硫量高的煤炭，这样可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减轻对大气的污染。
在技术方面，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能完全排除落后的技术，但应该淘汰那些造成严重污染的技术（如落后的造纸技术），乡镇企业应进行技术更新，应使其向小城镇集中，以便集中兴建治理污染的设施。
为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发展，不让后代承担由我们欠下的环境债，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生态，在世纪之交特别要研究和解决我们面临的严峻的环境和生态的形势。
上面就五个方面谈了世纪之交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面临的问题远不止这五个，还有解决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缩小地区差别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等，这里不能一一去谈。如果在世纪之交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在21 世纪，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将会有更好的发展，并将根本告别贫穷和落后。
1998 年9 月30 日于日本京都
本文为董辅、厉以宁主编的《中国经济跨世纪的主题和难题》中的一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