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甫生性刚直，不拘小节，不畏权势，常因他人之事而累及己身，有古侠士风范。
这是范文甫的为人，也时常体现在行医上。
地方富豪、官僚虽不满他的言行，但因信慕他的医术，不仅没有进行干预、遏制，反而以座上宾之礼相待。据《范文虎先生传》载，人称“混世魔王”的“三不知”将军——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的山东督军张宗昌，曾慕名请范文甫出诊。
戒备森严的府第，内外岗哨林立；高贵奢华的卧室，众医肃然环立，唯范文甫不卑不亢，如面对普通病人那样望闻问切，循序渐进地诊视了一遍，然后挥毫处方，谈笑自如，泰然自若。
处方毕，张宗昌拿过来一看，嫌范文甫医案太简单、用药太少。范文甫竟当面嘲讽说：“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
闻者骇然变色，均以目视张，以为张宗昌一定要发作。谁知，张宗昌虽然恼怒，但碍于范文甫医名，且是自己邀请而来，也无可奈何。
1919年，创建于清宣统初年的宁波医学研究会因主持乏人、人员星散而名存实亡，范文甫“起而耆柱之”。以自己的门徒为基础，以邻近的镇海、象山、宁海、奉化和慈溪、余姚等地域的同仁为主，以“加强团结，反对当局非难，激励同仁，研究学术，求发展”为宗旨，重建宁波中医学研究会，自任会长。
1920年，会稽道（俗称宁绍台道，设鄞县城区）道尹黄庆澜公开倡言取缔中医，试图先以考试难倒中医医生，逐步达到取缔、消灭中医的目的。在黄庆澜主导下，宁波警察厅命令辖区内的中医医生集中考试，以考试成绩决定去留。甬地中医界反对声一片，然而无人敢于站出来抗争，范文甫拍案而起，带领医界同仁与警察厅进行辩斗，并针对考试官朱某的命题错误，撰文驳斥。朱某的命题是“《金匮》论痰饮有四，其主治何在？”其实，应该是“《金匮》论饮有四，其痰饮主治何在？”朱某自知理亏，无言对答，宁波警察厅的中医考试就这样不了了之，取缔、消灭中医之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范文甫疾恶如仇，而最看不起的是重财轻医之人。传说，那时候宁波南乡有个土财主李某，平素体健，很少得病。一次生了病，乡下医治无效。听人说，宁波城里有个名医叫范文甫，主诊内科，但疮疡、骨伤、妇儿等各科精通，用药针对性强，多的五六味，少的一二味，服他的一剂药，一般毛病都能痊愈，而且挂号金还比一般医生便宜……听了这一说，李某立马乘夜航船连夜上宁波。在新河头客栈住了一宿，清晨即去范文甫处就诊。
李某怎么也没有想到，找范文甫看病的人竟会有那么多，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就诊，可范文甫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一边与人说话，一边察舌、切脉，几句话问过，一张处方就开好了。李某心里很不踏实，既担心范文甫因病情没问清楚误诊，又恐怕范文甫心不在焉投药马虎药不对症，以致花了冤枉钱，但又听别人说范文甫脾气大……思虑再三，还是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范先生，我家住在乡下，来去不大方便，药头能否用得重一点……”
范文甫乜斜了李某一眼，随即挥毫另处一方：石狮子一对，破捣臼两只，石磨一具。然后将两张处方一并交给李某，并叮嘱：“去药店，先用药头重的那一方。”
李某接过处方连声说是，但又问了一句：“范先生，吃了这些药，我的病会好吗？”
范文甫的回答很干脆：“要死的，人迟早是要死的！”
在城里药店买药时，自然也闹出一场笑话。因为李某虽然识字但识不了几个，加上医生书写在处方上的字大有特色，就是满腹经纶之人，也一下子认不清多少，所以尊重范文甫的“医嘱”，先将“药头重”的那一方递交给药店倌……
药店倌不但熟知范文甫为人，还熟悉他的字，大笑一通之后，问清原委，让李某拿出另一张处方。药店倌一边抓药、称药，一边告诉李某：“你呀，既然去范先生处就诊了，你就应该相信他，尊重他。你可能不了解他吧，不过可以放心，这药不会错。”
果然，忐忑不安煎服一剂，病情大减，李某才知药店倌与村人所言均是大实话。
就是因为这一类事例的疯传，还有添油加醋的，久而久之就把这个艺高胆大、医德盖世、秉性耿直的范文甫传成是性情古怪、不通情理、装疯卖傻的“范大糊”。
但是，与上述行为相反，对贫贱之交、贩夫走卒，范文甫深为同情，常倾力相助。其友王崐玉家贫，嫁女无妆奁，范文甫以10天门诊所得予以资助。
一年除夕，风雪交加，范文甫雇了一辆黄包车去澡堂洗澡，因路滑难行，黄包车夫不慎跌了一跤，摔伤了自己的膝盖，也摔疼了范文甫的屁股。
恐怕拿不到车钱，还可能赔偿损失，又加上膝盖的疼痛，黄包车夫坐地仰天号啕大哭。范文甫虽也有伤痛，怀表也摔得破碎，但得悉黄包车车夫的家里尚有老小四口时，不但不责备，而且掏出了身上仅有的5元银元相赠。还免费为黄包车车夫敷药疗伤，直至痊愈。
范文甫为医，收费也不同，诸医要么分文不要，要么狮子大开口。在范文甫为医的年月，宁波中医号金普遍收6角，而范文甫只收4角零6个铜板。又加上，常对贫病者“慷慨解囊，一掷百金而不吝啬，致使家中常无余资……”因而范文甫自奉甚俭，不摆排场，不讲究衣着，终年一身对襟长衫，一顶卷边铜盆帽，一双草编织的芒鞋或鞋前缝起一条硬梁的布做僧鞋……
不过，范文甫的出诊费昂贵。据说，到慈城出诊一次收48元，去上海等地以天数计算，除了出诊费300元外，逗留1天加100元。问起个中原因，范文甫说：“门诊之人，贫病者为多，出诊则多殷实之家。倘非富有，断然不会有如此排场。”
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出诊就如此收费”。
据说，在20世纪20年代，宁波泥水匠、木匠的月收入有七八块银元；上海的技术工人月薪16～24块银元，体力劳动者8～12块银元，大米每担（100斤）3～4块银元，范文甫出诊费的昂贵程度可见一斑。
当然，对于去贫病家庭出诊、急病邀诊自当别论。如当时有一名如今称之为理发师的“剃头佬”，家徒四壁，因劳成疾，范氏获悉后，不但免其出诊金，还赠送人参给以滋补。
从医以来，面对贫病患者，范文甫不但不收医金，还常在处方上加盖自己的印章，嘱病家去特约的药店买药可以不付钱取药，所赊欠的药款由该药店在端午、中秋、岁末之时分三次向范文甫结算，届时往往罄其所有。一些贫且病重不能行动的患者，其家人常常在范文甫必经之路等候，向他诉说病（贫）情，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诊视。
对此，范文甫不厌其烦，不以为忤，总欣然前往。不但不收出诊费，免费给药，还屡屡回访，直至病愈。
一年除夕，有感而发，范文甫手书对联一副，挂于自家堂屋正中。联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