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宗棠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与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办陕甘军务，以按察使刘典为帮办。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军近二万人，从6月中旬开始，分三路陆续入陕：左宗棠亲率一万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演关，以防西捻军东返河南；刘典率军三千余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进入蓝田，阻拦西捻军南下湖北；提督高连升率军四千由樊城溯汉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陆，防止西捻军由陕入川。早在入陕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从左宗棠的入陕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贫，粮饷运输补给困难，捻军、回军又缺乏紧密联系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战方略，是此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所部诸军也先后入陕，即以主要兵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民起义军。其具体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高连升所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为“剿捻之师”（高连升部为回民起义军所牵制），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左宗棠企图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将其歼灭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
（四）西捻军转移陕北
左宗棠率军入陕后，在陕清军兵力增至约四万人，装备有洋枪洋炮。西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除老弱妇孺外，能战之兵只有万余人，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居于劣势。当时，西捻军正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一带。这一地区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今泾河），东有洛水（今洛河）、黄河，出面则是山区，很不利于捻军骑兵的纵横驰骋。为了摆脱左宗棠所部各军的包围，西捻军决定向陕北转移。
10月上旬，左宗棠与刘典、刘松山、李祥和、郭宝昌、高连升等进一步“商议方略”，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泾水、洛水之间的具体部署。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一带北上白水，以马队猛攻渭北山区的清军，突破包围圈后，向中部（今黄陵）、洛川进军，进入陕北地区，使左宗棠的围歼计划顿成泡影。
陕北高原塬、梁、峁、沟、壑相间，人民生活十分贫闲。西捻军进入这一地区，作战和补给都遇到不少困难，但毕竟摆脱了敌人的围攻，加之当地清军力量此较薄弱，便于休整。其次，陕北是回汉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地区，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再次，即将进入初冬季节，黄河冰冻，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来，可以渡河入晋。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捻军北上陕北，对于保存自己和尔后的行动，还是比较有利的。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甘肃东部和南部的回民起义军仍积极向东发展，配合作战。10月底，西捻军一部进攻州（今富县）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进占安塞，主力活动于宜川、延长之间。刘松山，郭宝昌“亟思催队紧追”，便率部由中部东渡洛水，向宜川进发。11月14日，回民起义军在中部大贤村截击尚未渡洛的刘松山部后队，杀其部将李祥和。11月17日，西捻军北占延川，进向清涧，接着于22日配合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州（今绥德）。
西捻军在陕西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高涨。12月3日，左宗棠在奏折中惊恐地说：“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可是，就在这时，张宗禹收到了被困于山东的东捻军求援的急信。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张宗禹等决定立刻离开陕北，去援救自己的战友。
六、西捻军的覆没
（一）挺进直隶
张宗禹等原拟率军南出潼关，由河南转赴山东援救东捻军。后来又决定进军河北，威胁京畿，把清军吸引到自己周围，以达援救东捻军的目的。这个类似围魏救赵的计划，在当时来说，还是可取的。可惜东捻军很快失败了，结果西捻军非但未达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由绥德急速南下，于17日进到宜川境内的黄河西岸。当晚，张禹爵率五百人为先锋，张宗禹率大队随后，乘北风大作之际，在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乘胜占领了山西吉州（今吉县）、乡宁，接着南下河津，围攻稷山县城。
这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已渡河跟踪追击。为了迷惑和摆脱敌人，张宗禹等决定率捻军北上，佯作进攻太原之势，便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当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亦跟踪北上时，西捻军突然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于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城下。河南巡抚李鹤章急忙调兵驰援，并从山东迅速调回张曜、宋庆两部豫军。张宗禹立即率军经修武、新乡、汤阴、临漳，于1月27日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接着，经磁州（今磁县），鸡泽、隆平（今隆尧），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属的周家庄渡过滹沱河，复经定州（今定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突然出现在直隶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脚，连下谕旨，调兵遣将，防卫京师，于是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赶来。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进入直隶雄县一带，河南巡抚李鹤年率军抵磁州。已从陕西出潼关进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于2月15日抵达直隶获鹿，接着，扎大营于定州。清廷仍任命他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因未能总揽攻捻大权，心怀不满，借口休整，行动稍缓，经清廷严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传，周盛波、善庆、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进入直隶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军也进入直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布防天津；直隶总督官文中部率部往援保定；连警卫上圆明园的马队也调往涿州（今涿县）防剿。集结在直隶中部、南部的清军共约十余万人。为了弥合左宗棠与李鸿章间的矛盾，清廷于2月底命恭亲王奕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及督抚等均归恭亲王节制，以一事权。
西捻军的行动确实调动了清军，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难局面。2月5日，西捻军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东南走祁州（今安国）、饶阳。2月中下旬，西捻军在饶阳、献县一带活动时，即陷入了湘军刘松山、郭松林部，淮军杨鼎勋部，皖军郭宝昌，程文炳郎，豫军张矅、宋庆等部的包围之中。3月16日，捻军因连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结果在饶阳东北一带遭清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邱远才、张禹爵两员为敌人所害怕的战将同时牺牲，使士气大受影响。
（二）转战豫鲁
为了摆脱敌人重兵围困，张宗禹率军南走，于3月18日从晋州（今晋县）西南的桃园、相古村等处渡过滹沱河，后经宁晋、新河、巨鹿，于3月23日在成安渡过漳河，进入河南，然后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在这里，捻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使部队行动更加迅速，同时，伐竹为矛补充军械物资。
这时，淮军已赶到豫北，李鸿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实施其围困计划，幸好张宗禹等已经察觉到“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很快离开清化镇，东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直隶清丰，南乐之交进入山东莘县。活动于东昌府（治今聊城）一带的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起义军数千人，在其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了捻军，并充当向导，引导西捻军于4月17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过运河。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兵锋指向天津。
西捻军临近天津后，恭亲王奕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城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无耻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国，法国炮船协同防守天津。
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枪队密集炮火封锁，无法前进，遂于4月末南下山东就食。
（三）最后覆没
西捻军进入山东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地区后，虽然便于解决粮饷问题，但从地形上看，这一地区东濒大海，南有黄河，西有运河，易被敌人围困。当时张宗禹等早已得到东捻军失败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率部跳出清军重兵集结的直鲁边区，向敌人守备比较薄弱而又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转移。张宗禹等之所以虑不及此，除了急于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外，主要是轻敌思想作怪。他们认为清军虽“千里连营”，但指挥不统一，等到“秋高马健”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军的的河防。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早突围，脱离险境，结果造成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这时，清军务部十余万人，先后到达运河东部的直鲁地区。清廷命李鸿章为前线总指挥，调度各军。李鸿章按照其“设长围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计划，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沧州以南的捷地坝挖开，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兴筑长墙，由崇厚洋枪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捻军再次北上威胁津京，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清牢分段负责，附近州县的民团协防，又调总兵丁长春部水师炮船进驻德州，加强水而巡逻，严密防守；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吏带队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止西捻军渡海而走。同时，调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
5月中旬，张宗禹由于不知沧州捷地坝已被挖开，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图强渡捷地减河北上，结果受阻而返。下旬，张宗禹又率军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仍为驻防清军所败。为了摆脱追军和出敌不意，捻军东进海丰。5月29日，疾驰至直隶东光的下口镇再次抢渡运河，由于丁长春部水师及该处清军把守严密，仍然无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东。
西捻军被围困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均遭失败。虽然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达的一个月内消灭捻军的任务而被“交部议处”，但整个形势对西捻军愈来愈不利。由于连续下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使以骑兵见长的捻军行动更加困难，而清军的炮船却更便于行驶，配合步队围攻捻军。同时，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的方针，把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狭长地带，并进一步施展“招抚”伎俩，加上当地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捻军士气日益低落，以致接连发生投敌事件。
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今吴桥东）遭周盛波、周盛传部伏击，伤亡千余人。26日，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锁，被杀被俘三四千人，张宗禹也中弹受伤。31日，在济阳玉林镇、鸿福寺与豫军张曜、宋庆部和淮军潘鼎新部发生激战，因地处黄河弯曲部，骑兵行动不便，结果又遭惨败，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损失马匹上万，辎重丢弃殆尽，张宗禹率余部突围。威雳一时的西捻军，至此已成强驽之末。
8月4日，张宗禹率领余部在德州的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东昌的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被清军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张曜、宋庆等部遭遇。经过激战，张宗禹的爱子张葵儿、兄张宗道、弟张宗先等数千捻军将士全部英勇牺牲。太平天国灭亡后，领导捻军坚持抗清斗争达四年之久，被称为“沉静好谋”的新捻军重要首领张宗禹，率领十八骑突围而出，来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
西捻军在徒驻河边的覆没，标志着捻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