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非超群绝伦，而震古烁今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人不可无希望，然希望常与失望相倚。至于失望，而心盖死矣。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为足恃。……且勿征诸远，即最近数十年来，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时之困心衡虑，宁复可思议？饷需则罗掘不足，兵勇则调和两难，将稗则驾驭匪易。衡州水师，经营积年，甫出即败于靖港，愤欲自沉，复思乃止。
直至咸丰十年，任江督，驻祁门，而苏常新陷，徽州继之，圜左右八百里皆贼地。或劝移营江西，以保饷源；或劝迁麾江干，以通粮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无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自芜湖，下迄上海，无营不病。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后自言此数月中心胆俱碎。观其与邵位西书云：“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与刘霞仙书云：“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原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又复郭筠仙书云：“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盖当时所处之困难，如此其甚也。
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贮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泰西人不必论，古人不必论，请言最近者。
曾文正自其少年，有吸烟及晏起之病，后发心戒之。初常倔强，不能自克；而文正视之如大敌。必拔其根株而后已焉。彼其后此能歼十余年盘踞金陵之巨憝，正其能歼十数年盘踞血气之积习同一精神也。胡文忠在军，每日必读通鉴十页。
曾文正在军，每日必填日记数条，读书数页，围棋一局，李文忠在军，每日晨起，必临兰亭百字，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以区区小节，无关大礼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观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蒋介石：推崇备至，自达达人
曾国藩以儒学治军制胜，成为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蒋介石敬服曾国藩的人格精神，他每以曾、左、胡为榜样，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既能成就事业，又能讲求、验证性理之学。
蒋介石要他的子弟僚属多读曾氏等人的著作：“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至于近来我们学校所规定的考试参考书，有曾国藩家书及书札，有胡林翼的读史兵略，又有《资治通鉴》等等，这些书都是很重要的，为任何政治所必读的。”
蒋介石审订增补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大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给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交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蒋介石赞赏曾国藩等人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取得事业的成功。蒋介石钦羡曾国藩的修齐治平学问，说：“我认为曾、左等人能打败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亦就是他们的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我以为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胜败，都是取决于将帅的精神与道德学问。”其青年时期“所学的曾国藩的精神，其幼年母亲王采玉的教导和在此学到的王阳明的精神，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食粮”（《蒋总统秘录》）。
蒋介石特别重视用传统经典教育后代。蒋介石对儿孙辈的教育要求极严。他给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的信中，从衣食住行、作文写字，到阅读功课，均有详细严格的要求。
蒋经国曾说到过蒋介石以《曾氏家训》对他的训导：我回国以后，父亲又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我没有好好的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又告诉我研读易经和明儒学案的道理；并鼓励我先看曾文正公和胡林翼的书牍。来信说：“余近来，每日仍拨冗读易经与看明儒学案，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不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有益耳，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我所受的庭训》）。
蒋介石经常向其部属和学生灌输曾国藩的思想，在给黄埔军校学生开列的必读书目中，曾国藩等人的书籍赫然在目。曾国藩拘拘谨谨，惟勤惟忠的效劳精神，被竭力加以强调利用。在主持黄埔军校期间，曾就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之上，又编辑《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增补于各章之后。他在此书序言中说：“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以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其后。”又说：曾国藩等人的治军方略，“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要求黄埔军校学员人各手持一篇，为将来治军、治国之蓝本。他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训练军事和党政骨干时，处处提倡阅读曾国藩的著作，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声称“要救国要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在具演讲、报告和书信中几乎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蒋介石赞许和效法曾国藩治军方略的中心思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忠诚。蒋介石认为曾国藩及其所率领的湘军，是以“忠诚朴拙”的精神，历尽艰辛，“用九牛功夫”，“才戡定大乱”，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他要求国民党全体官兵，谨守曾氏这种“忠诚朴拙”的精神，绝对听从他的指挥，绝对忠于他的反共事业。
二、关于“拙”与“和”。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认清历史，效法曾胡”。认为曾国藩等人的事业之所以成功，除了“忍耐”二字之外，“就是在‘拙’与‘和’二字”。蒋氏解释说，“和”字功夫就是彼此相顾、相救，平时虽有意见纷争，但战时都要彼此救援，“功不独居，罪不推诿”。认为只有坚持“和”字精神“才能协同，能持久，能愈战愈强，转败为胜。”“拙”的意思是曾国藩所说的“不取巧”，是“实而不虚，诚而不浮的意思”。因此要求军人全面遵循这种精神。蒋介石特别重视军纪。他认为，曾国藩“不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之说，是“至理名言”。当时国民党军队中不听指挥调遣的人到处都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要求军人以曾国藩的遗教为指导，首先“将从前种种腐败的习惯和轻视纲纪、不守纪律和奴隶心理涤除净尽”，“然后森严法纪，……使各个官兵不待长官监督，都能自动的严守纪律，拚死抗战，为国效命。”认为只要养成一支纪律森严的军队，“就无往而不利，就是牺牲到最后，剩下我一人，民族亦可以复兴起来”。
三、关于立志。蒋介石认为曾国藩所主张的士卒应在天下大乱之际立志捐躯，这种精神正符合每一个国民党人的需要。因此，他成立了“励志社”这一组织，要求军人以“剿匪”——即消灭中共“为终身职志”。对军人要求是如此，对各地方官也是这样，训导他们为“剿匪”事业的成功立定志向，振作精神，协同作战。达到“消灭奔匪”的目的，“至少要自己是曾国藩，是胡林翼，是左宗棠，是彭玉麟，要有和他们同等或者是超过于他们的精神和人格。”曾国藩等人当时只不过一介书生，却能“敦品厉行”，以“血性良心”来统率千军万马，“号召一班忠义之才”完成“消灭匪患”的大业，成为一代中兴名臣。蒋氏认为，从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可以看到“天下无论什么事情，没有不可以成功的”。“现在奔匪猖獗，地方零乱”，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其主要原因并不在共产党人有“如何了不得的能干”，而在于我们许多的军政官员“没有和曾胡诸人同等的精神，没有拿血性良心来负责任事”。因此，他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定要立定“剿匪”的志向，拿“血性良心”来治军从政。
为了全力对付共产党人，全力“剿匪”，蒋介石着意编辑了一本《曾国藩剿捻实录》的书，分发给广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级将领“格外的用心研究”，以之作为治军的“蓝本”，“采取其立法的精义”。蒋氏说这本书是从曾国藩的原书中摘抄而成的简本，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关于军队要如何训练和作战，地方长官应如何从政，士风如何端正和振作，以及各人立身处地从政带兵有什么法子等等内容，都有扼要的介绍，“的确是‘取精用宏’，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所必须细读精研”的。编辑此书的用意，蒋氏说得很明白：“现在我们剿匪总部或行营所颁的种种规条，其立法的旨趣，很多是和这本书中所载的相吻合。”因此，国民党的高级乃至一般官兵，在遇着什么要解决的问题，万一在颁行的规条中一下子找不到，则可以“先翻这本书，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方针，以后再去找现行的详细规条来看，便可得到具体的办法”。
蒋介石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种切实的地步，那么“自己的学问和事业必能格外有益处”。
当他发动对江西红军中央根据地的五次“围剿”屡遭挫败时，即“求治兵之本计，通令军将，通读公书”。
台湾学者王德亮指出，“总裁与曾氏，虽时代有先后，而其生平志业行谊，则颇相类似。总裁之黄埔建军，是犹曾氏之创立湘军也。而皆遭值世变，秉承中华固有之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之需要”，“以诚为一世倡”，并由此“可窥见本党与湘乡之渊源”。
毛泽东：文韬武略，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对于历史学有深厚素养，他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大有益于其斗争实践。毛泽东历史观之新异特色的表现之一，在于他的历史人物评价。对于殷纣王、秦始皇、王莽、曹操等历史人物，毛泽东都发表过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评价。他自己称之为“恢复名誉”。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就说道：“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对于被称作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毛泽东也曾有过与历史教科书中的正统论说有所不同的评论。分析相关资料，可以更加了解毛泽东历史思想的内质和毛泽东文化性格的特色。
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中继
青年毛泽东曾经受到王夫之思想的深刻影响。从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接受杨昌济传播的船山思想的情形。据他当时的友人回忆，毛泽东“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备课时，曾经再次研读过《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后来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设法从湖南补齐所缺各册。”（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通过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保存的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外出时指名要带走的书籍的书目，可以知道他在外出视察时，仍然时常要读“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