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名重耳，前636年至前628年为晋国国君，当时晋国地盘约在今山西西南部。重耳的父亲晋献公执政时，惑于新立的夫人骊姬之言，迫害和驱逐群公子，重国，有几十名贤臣相随。十二年后，新君晋惠公又派人谋杀他，他与随臣经卫国逃亡齐国，齐桓公热情地接待了他。居齐七年后，因齐国政局的大动荡，他又在随臣的主谋下，经曹、宋、郑至楚国，被楚成王待上宾。数月后，秦国因不满东邻晋国的执政，派人从楚国接回重耳，以武力扶植他回国为君。晋文公上台后，整顿内政，扩充军队，积极从事政治军事活动。勤王室，破曹、卫，尤其是城濮之战挫败楚军，制止了楚国北进的锋芒，使他一跃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晋文公以六十岁的高龄上台执政，在位八年。在执政期间，他频繁地活动于政治舞台上，凭借丰富的阅历经验和深远的韬略治国治军，在短时间内迅速缔造了一个强大的霸国，从而显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才能。
快意恩仇的军事胜利
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受到过一些国家的热情款待，更遭到过另一些国家的冷落和侮辱，备尝了流亡途中的辛酸。偌大的年纪，他当时承受了这些痛苦，但对这些痛苦的强压抑使他在心理上留下了深重的痕迹。上台后，他执秉了一个大国的政权，逞志报怨的念头时时导引他对军国大计的制定和实施。
当年从翟国仓皇逃齐时路经卫国，卫文公闭门不纳，他们一群人绕道经过卫地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北），饥饿难忍，向耕田的农夫乞食，农夫送土块相侮，重耳饿困难行，随臣介子推自割股肉以供食。后来，晋文公借故伐卫，绕道至于五鹿，感叹地对部下说：“此介子推割股处也。”不觉凄然泪下。当年的随行大臣魏率大军一举攻破五鹿。嗣父执政的卫成公急忙派人前来谢罪请和，晋文公严辞拒绝，并表示：“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楚丘是齐桓公当年为卫国新建的国都，晋文公的态度表现了他必欲灭卫而后罢休的决心。卫成公无奈，避居于襄牛，使弟弟叔武暂摄国事，才一时免于国亡之难。
重耳当年离齐去宋时途经曹国，曹共公本不愿接纳，但当听说重耳具有骈胁体形，即肋骨连成一片，于是将其引入城中安排洗澡，而曹共公和他的侍臣们拥入浴室，观看嬉笑。晋文公这次伐卫之后立刻移兵攻曹，最终攻破曹国，活捉并拘禁了曹共公。
文公还取来曹国仕籍，将朝官三百人全部按籍捉拿，尽行诛戮，抄没其家，一时破灭了曹国。
晋文公伐卫破曹后，积极地准备战楚救宋。楚在泓水之战中打败宋襄公后，向北扩张的野心更大。楚成王统兵拜将，纠合四路诸侯攻齐围宋，后来把用兵的重点放在宋国，宋国先君宋襄公当年对流亡中的晋文公恩礼交加，曾使流亡君臣异常感动，这次晋国不愿坐视不救，而且，晋国在战略上不能允许楚国兵锋北犯，于是，在进行了积极的外交准备和周密的军事布置后，晋国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迅速打败了楚军。当年重耳离宋去楚时路经郑国，郑文公亦闭门不纳，这时郑君派人前来谢罪，晋文公发怒道：郑闻楚败而惧，非出本心，寡人当亲率师徒，至于城战撤兵。
晋国在短时间内的巨大军事胜利震动了列国，一向追随楚国的郑、许及众多的中间力量陆续投靠晋国。晋文公在列国的政治舞台上逞武扬威，迅速为自己锻造了坚固的称霸基础。
晋文公在执政之始曾碰到一次偶然事变。当时周襄王被弟弟叔段勾结翟兵驱赶到了郑国的汜地，周王主要向秦、晋通告了情况，请求救援，晋国君臣商议说：“昔齐桓之能合诸侯，惟尊王也。”他们决定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公开亮出“尊王”的旗帜以开始创霸，认为“继文侯辅周之勋，光武公启晋之烈，皆在于此”（第三十八回）。为了一揽勤王之功，霸业独占，晋文公派人客气地辞绝了秦穆公欲派的军队。晋国以大军平定了周室叛乱，迎回了周襄王，周王异常感激，将周室四邑温（今河南温县西）、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阳樊（今河南济源西南），攒茅（今河南获嘉西北）全部赏赐与晋。及城濮胜楚后，周王因其大功，遂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亲自犒劳晋文公，一并会盟众诸侯，周王册命晋文公为盟主，晋文公遂成了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诸侯领袖。
晋文公是春秋时代真正接替齐桓公成为霸主的人物，但晋文公的创霸与齐桓公有所不同：第一，齐桓公的创霸有较早的思想准备和较长的时间准备，他提出“尊王攘夷”的战略方针，以此作为创霸的起点。晋文公长期流亡，在位时间又短，创霸前没有设定出较系统的战略策略思想，挟怨报恨事实上成了他创霸的起点。第二，齐桓公的军事目标主要在于外夷，他在中原诸国厚往薄来，实施立德的原则。晋文公的军事目标主要在于仇怨国，他在中原诸国中用兵逞武，基本上以立威为主。第三，在和周王的关系上，齐桓公显得更为主动和殷勤，而晋文公则表现得更实际。
在抑制楚国的战争中，齐国当时只要求取得象征性的胜利，晋国尽管晋文公对于创霸没有较多地准备，但他毕竟创建了一个更为扎实和更为稳固的霸业。晋文公个性品格上所具有的深远韬略和智谋补偿了创霸中战略准备的不足，使他的创霸表现出了特有的个性。
老于算计，滴水不漏
晋国自晋献公执政的后期始，连续经历了几次动荡和内乱，政局极不稳定，晋文公继位后，连续实施了几项策略，才基本上扭转了这一局势。第一次，鉴于晋国几年来朝政多变，大臣间的关系复杂难测，文公在上台后的几天内既不加封一有功之人，也不加戮一有罪之人，他外示安逸，举动不测，静观朝中动静。果然，几天前迫于形势而投降的政敌吕省、郤芮之流按捺不住，他们摸不清文公究竟要出什么招数，因而暗中集结势力，谋图政变。晋文公采用高深莫测的手段，既诱使政敌提前暴露，免遗后祸，又看清了朝臣关系的大体脉络，为立位后的奖赏和日后施政用人搜集了较准确的参考依据。第二次，当他知道了吕、郤等人的具体密谋后，晚上如常就寝，五更时托言腹病如厕，秘密地带数人出后门离国。次日大臣们入朝，见文公的免朝牌，均知他患病卧床。吕、郤之党乘机作乱，他们放火焚宫，准备乘乱围宫杀掉文公，结果未寻见文公，又恐众大臣率兵围剿，事后急忙投奔秦国，不料却在秦穆公前见到了早先来到的晋文公，被文公斩杀。晋文公采取秘密出宫去秦的办法，既脱免于难，又以卧病在床的假象引诱政敌自我暴露，待其罪行昭彰而诛杀之。第三次，鉴于吕、郤之党甚众，文公为安定人心，回国后颁行大赦，但这些人虽见赦文，犹不自文公一行途中受困，乞食于五鹿。这次文公有意重用头须，吕、郤党属见之，私下议论说：“头须窃君之藏，今且仍旧录用，况他人乎？”（第三十七回）于是讹言渐息，政局逐步稳定。
还在重耳居翟时，国内大臣里克在晋献公身后连续杀掉两个幼君，与三十多朝臣联名具表，迎请重耳回国为君，重耳见表上没有最富威望的老臣狐突签名，心中疑惧，他对随居之臣讲：“二君新诛，其党未尽，入而求出，何可得也？”（第二十八回）考虑到这些因素，他决定暂不入国，再等待机会，于是他对前来迎接的使者说：“重耳得罪于父，逃死四方。生既不得展问安侍膳之诚，死又不得尽视衾哭位之礼，何敢乘乱而贪国，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违！”（第二十八回）其时，秦穆公也派人去见重耳，提出愿派军队护送他归国为君，重耳出见秦使说：“君惠吊亡臣重耳，辱以后命。亡人无宝，仁亲为宝，父死之谓何，而敢有他志？”说罢伏地大哭，稽首告谢而退。这里，重耳以仁义之名为托辞，将自己不立即回国的真实想法掩饰了起来。他预察到晋国政局将继续动荡的必然性，退而待机，又托以仁义之辞，显示了他政治谋略的高深。
十九年后，他感到回国的时机成熟，遂在秦国的支持下迅速回国，并连续采取几项策略，彻底消除了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晋文公在处理和楚成王的关系上很富有策略。他逃亡时在郑国受到冷遇后，南行见到楚成王，成王待以国君之礼，非常亲厚。有一次楚王问他说：“公子若返晋国，何以报寡人？”他回答说：“子女玉帛，君所余也，羽毛齿革，则楚地之所产，何以报君王？”看来他想回避这个问题，但楚王开玩笑地一再追问说：“虽然，必有所报，寡人愿闻之。”重耳考虑了一下，回答说：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的这句话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着极深的用意。当时楚国极力想朝北发展，但苦于北方没有接应的国家。晋公子重耳的到来，使他们产生了新的希望，因为晋国当时还远未达到足以和楚抗衡争霸的程度，楚成王厚待重耳，在私人利益上丝毫无求于他，完全是想在中原培植亲楚力量，以配合楚国的北进战略。然而，楚王这种设想的成功还决定于另一个方面，即重耳在六十岁的年龄上是否还有返国执政的自信心，楚王希望重耳能不减其志，充满信心。但他需要对重耳进行考察了解。他向重耳提出“公子若返晋国，何以报寡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重耳的巧妙考察，他想由此了解重耳究竟把自己设定在国家的什么位置上，他平常到底在什么位置上思考问题，从而决定对重耳的态度。重耳看来是完全看透了楚王的心思，他在回答中有意显示了自己对回国后执秉朝政的自信，又不失一个老年人应有的自尊。他把自己放置在晋国国君的位置上答其所问，又以诚挚姿态显示胆略气魄，正好投合了楚王的心意，充分赢得了楚王的尊重，虽然会惹怒一些没有战略眼光的楚臣，但无碍于事。相反，如果他这时在回答中卑言自谦，必然会失去楚王的尊敬和器重，甚至会受到冷落。看来，重耳答语中的内涵是极为高深的。后来，秦穆公准备兵送重耳回国，派人去楚国迎请他，重耳本来同意，但不知道楚王是否乐意看到他亲近于秦，于是假意对楚王说：“亡人委命于君王，不愿入秦。”（第三十五回）重耳的表面之词，表现出他更亲近于楚国，防止了楚对他更亲近于秦的忌恨，目的是为避免楚王对他去秦的阻挡或扣留。
晋文公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上很有算计。有一次，他相约与秦国一同伐郑，晋国元帅先轸提醒说：“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晋文公解释说：“郑邻晋而远于秦，秦何利焉？”
事，他就坚决而巧妙地拒绝秦国参与。晋兴兵伐郑，郑国在旦暮不保的情况下派使求降，晋文公向郑国提出了接受投降的两个条件，一个是要郑文公交出身边的重要谋臣叔詹，一个是要郑文公立公子兰为世子。叔詹是郑国的几世老臣，为郑君出谋划策，是郑文公的得力助手，让郑国交出叔詹，等于抽掉了郑国的顶梁之柱，使其失去了叛离晋国的有力助手。公子兰是早年自郑投奔晋国、一直受晋文公宠幸的人物，立公子兰为世子，实际上是在郑国扶植起了亲晋势力，且保证了郑对于晋的长久依附。不久，郑文公死，公子兰继位为君，晋文公对于郑国的政策即告成功。
晋文公挟恨攻灭曹国，逐走卫君，由于当时伐楚的策略需要，他答应为之复国，但将曹共公拘禁于五鹿，迟迟不予赦放。卫成公虽勉强自复其国，但在后来的一次会盟上，晋文公借故将他拘禁，欲交付周王诛杀，因周王未同意，晋文公即派大臣先蔑将卫成公押送京城洛阳监禁，又以给卫君医病为名让医衍随行，要医衍用毒药鸩杀卫成公，临行前告诉医衍：“若不用心，必死无赦。”之后又吩咐先蔑：“作急在意，了事之日，一同医衍回话。”（第四十三回）晋文公既想杀掉卫成公，以泄往日之愤，又不想落下诛杀诸侯的恶名，可谓用心良苦。
晋文公在勤王之后，周王赏给他四邑之地，但在收纳这些地方时，在两个地方遇到了阻力。阳樊守将不愿归晋，以兵相抗，晋文公闻之，写信给对方说：“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表明了坚决收地的决心，另外又表示，如果守将不愿归晋，可以率众回周。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用和平方式解决了阳樊的问题。周王所赐的原邑，乃是周卿士原伯贯的封地，原伯贯在战翟时兵败被擒，正逃归居原，晋文公恐其不服，遂亲往收原。晋文公在收原时采取了一种极有策略的攻心手段。他下令门献城，晋文公告诉他：“寡人原约攻城以三日为期，三日不下，解围去之。今满三日矣，寡人明早退师。尔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第三十八回）黎明，他真的着手撤兵。原城的人看到晋文公宁失城而不失信，认为他是一个宽仁有道之君，纷纷出城降晋，原伯贯知民心已变难禁，只得投降。两城之收纳，显示了晋文公手段的高明。
在军事争斗的战场，晋文公总是小心谨慎，深谋远虑，每求必胜。晋在攻灭曹国前，曹大夫于朗向晋军密写降书，约定黄昏献门，让晋文公率兵进城，擒拿曹君。晋文公与元帅先轸商量后，在军中选择了一名长须伟貌、相似自己的人，经过一番打扮，让他坐君车随军入城，这名假文公领军刚至城下，就被曹军乱箭射死，原来于朗乃是假降。晋文公谨慎小心，使自己免于死难。城濮之战前，晋文公更是反复权衡、再三考虑，尽管他的大臣们已为这次战役布置了周密的计划，但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是否打和怎样打的问题上揣摸不定。临战的前一天，他向大臣明告了自己的持疑之念，狐偃分析说：“战而胜，可以伯诸侯；即使不胜，我国外河内山，足以自固，楚其奈我何？”（第四十回）这已经从最坏处作了考虑，文公意犹不定。晚上，他寝不安席，作了一场噩梦。楚将黎明来下战书，当时已势在必战，他让统军元帅再行阅检兵车。共七百乘，精兵五万余人。他又登台察视军容，见其少长有序，进退有节，方才表示：“以此应敌可矣。”战役胜利后，楚将子玉率败兵逃归，晋国众将前来向晋文公称贺，文公谢而不受，面有忧色。众将问他为何胜了敌人反倒忧愁，文公回答说：“子玉非甘出人下者，胜不可恃，能勿惧乎？”（第四十一回）晋文公在战前的谨慎和战后的忧虑，表现了他作为晋国最高领导人的远见。
总之，在内政、外交及军事诸方面，晋文公都显示了他的韬高超的奖罚旨在教育部下晋文公几次用奖赏的形式激励部下，他的奖赏有其独特的高超之处。在平定了吕省、郤芮的政变阴谋并稳定了国内政局后，晋文公施行了复国大赏，他将群臣分为三等，以随从流亡的为第一等，以通送情报的为第二等，以后来迎降的为第三等。三等之中，又按其功劳之轻重分有不同的级别。当年流亡的人中，有一名叫壶叔的小臣，他十九年中一直为文公侍服寝食车马，辛苦不少，因三赏未及于他，便前去询问。文公把他叫到跟前来告诉说：“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义，使我不辱诸侯者，此受次赏；冒矢石，犯锋镝，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及汝矣。”（第三十七回）壶叔愧服而退。城濮之战中，晋文公接受了狐偃的建议，开战前履行了当年对楚王所说的“倘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的诺言，战役中谋筹布阵的是元帅先轸。战后行赏时，晋文公以狐偃为首功，以先轸为次。众将询问文公说；“城濮之役，设奇破楚，皆先轸之功，今反以狐偃为首，何也？”文公回答说：“城濮之役，轸曰：‘必战楚，毋失敌。’偃曰：‘必避楚，毋失信。’夫胜敌者，一时之功也；全信者，万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时之功，而加万世之利乎？是以先之。”（第四十二回）众将无不悦服。晋文公是把奖赏作为对部下进行人格引导的手段，因此，他不仅实施奖赏，而且向部下明确告诉自己的奖赏原则；他不仅制定奖赏原则，而且注意把仁、德放在重奖的位置上。他的奖赏原则体现了他对部下所要求的轻重点，通过明确的奖赏，他将这些要求公开地显示晋国包围郑国时，曾向郑提出了撤兵的条件，其中一个是要交出郑大夫叔詹，叔詹坚决地说服了郑文公，主动去晋军见晋文公，晋文公见之大声斥责说：“汝执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遂命速取鼎镬，要将其烹之。叔詹从容镇定地对文公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你们君臣当年路过郑国，我告诉郑君，你们都是人才，回国后必定大有所为，劝他迎接，但天降郑祸，我的话未被采纳。今天你们以兵伐郑，又是我说服郑君，主动出城以救一城之难。叔詹最后厉声而言：“夫料事能中，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固宜烹矣！”于是按住鼎耳大呼道：“自今已往，事君者以詹为戒！”（第四十四回）文公被其言语所动，命将叔詹赦而勿杀，并对叔詹改口说道：“寡人聊以试子，子真烈士也！”加礼厚待之。晋文公把罚罪不仅看作一种惩罚手段，而且要作为对部下的教育手段，他本是要挟恨惩罚叔詹，但叔詹说明了他是本国仁智忠勇之臣，因而文公就无法对他下手，因为杀掉仁智忠勇之臣，是与文公对部下惯常的教育原则相抵触的，他赦免了叔詹，实际上是向部下表示：忠君无罪。他最后甚而厚待叔詹，更是向部下表示：救国有功。
晋军在攻灭曹国时，大将魏、颠颉严重违犯军令，文公闻之，当即欲将二人正罪诛杀，赵衰建议说：“此二人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近又立有大功，可以赦之！”文公发怒道：“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众，若皆可犯令擅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第三十九回）他把守令罚罪提到维系君臣关系、得以立国的高度来看待，坚持要杀掉两人。赵衰又建议说：主公之言甚当。
然魏材勇，诸将莫及，杀之诚为可惜！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臣请以君命问之，如其必死，诚如君言。倘或可驱驰，愿留此虎将，以备缓急。”经文公同意，赵衰去看望了魏，事后向文公汇报了魏体格健壮的情况，坚持将其赦免，文公表示说：“苟足以申法而警众，寡人亦何乐乎多杀。”（第四十回）遂免其死罪，将其革职。这次处罚，在军队中震动很大，将士们都私下议论说：“颠魏二将有十九年从亡大功，一违君命，或诛或革，况他人乎？国法无私，各宜谨慎！”于是三军肃然守令。晋文公在处罚问题上严守军法，不徇旧情。但相比之下，他对处罚持有更慎重的态度，达到申法警众的效果即可。因为他不把处罚单纯看成是对违法者实行的惩罚，而是看成对所有部下进行教育的手段。
奖赏和惩罚的形式不同，实施的对象也不同，但晋文公把二者都看成是对部下的教育手段，通过奖惩，他要告诉部下应该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这是他实施高超的奖惩方式所把握的主旨。
赢得人心的领袖魅力
晋文公君位的取得、事业的成功，乃至于他生命的延存都得益于一些偶然性，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他身边的贤臣和夫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狐突是晋献公执政时很有威望的朝臣，重耳居蒲时，狐突在朝听说晋献公要派人去捉拿重耳，急忙叫来儿子，让他立即往蒲，帮助重耳出奔，并要狐偃和他的兄弟狐毛对重耳“同心辅佐，以图后举”（第二十七回）。狐偃连夜奔蒲城通报情况，等晋献公派勃鞮来蒲时，又亏狐氏兄弟帮助重耳翻墙逃免，勃鞮砍掉了重耳的衣袂回朝复命。重耳奔翟后，晋献公又派勃鞮率兵前去捉拿，朝其劝解，即召还了勃鞮之师。十余年后，晋惠公上台，又派勃鞮去杀重耳，他让勃鞮以重金去秘密地购求刺客，并限其三天内起身行事。狐突听说勃鞮以重金购求勇力之士，心怀疑惑，经仔细打听，知道了晋惠公的密谋，即刻写密书一封，派人星夜往翟告知险情。不料勃鞮在受命后的第二天就动身了，狐突诚恐重耳行动稍迟，遂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至，二次催促重耳迅即逃避。多亏狐突报讯催促，重耳才得以提前逃身。晋惠公的儿子晋怀公上台后，下令要朝臣唤回跟随重耳流亡的亲友，但狐突拒绝召回自己的两个儿子，怀公对他威胁说：“二子若来，免汝一死！”取来笔简，强令狐突写信，狐突大书“子无二父，臣无二君”八字，舒颈受刑，他最终以自己的生命保障了重耳一伙流亡集团的巩固和延存。
重耳在齐七年，已另治家室，他非常溺爱齐姜，朝夕欢宴，不问外事，身边的从亡大臣想见他都很困难。这些大臣眼见得齐桓公之后，齐国不可复振，准备另去他国，别作良图，于是相聚在一片老桑林中，谋划了劫持重耳去投宋国的方案。不料他们的方案被十几个正在桑林为蚕采叶的齐姜的婢妾听去了，这些婢妾告诉了齐姜，齐姜为了保密，乃将采叶之人幽至一室，晚上全部杀之，以灭其口，又说服重耳起行，重耳其时迷恋齐姜，志气已堕，遂回答说：“人生安乐，人割房闱之爱，以成公子之名，贤德千古罕有。”（第三十四回）这天晚上，齐姜置酒宫中，对重耳说：“知公子有四方之志，特具一杯饯行耳。”重耳回答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苟可适志，何必他求？”
齐姜一再劝行，重耳勃然变色。齐姜带笑对他说：“行者，公子之志，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为饯公子，今且以留公子矣。愿与公子尽欢可乎？”重耳大喜痛饮，齐姜不断劝酒，直使重耳酩酊大醉，狐偃一伙即将重耳放于早已备好的车上，急忙出城上路。重耳酒醒知情后，大骂群臣，表示：“未得晋，先失齐，吾不愿行。”狐偃故意说：“齐侯知公子之逃，必发兵来追，不可复也。”逼迫重耳去宋。
因为有这一行，才有后来的奔楚去秦，才有后来的复国称霸。
晋文公和群臣的关系结交，应该说是比较深的。狐突以命相殉，介子推割股啖食，众大臣相从十九年而不散离，这些都是很少见到的。晋文公在和人的交往上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很注意塑造自我形象。他当年拒绝了晋国三十多位大臣迎他为君的请求，而托以仁义之辞，就博得了不少好名声。他饿困于卫国五鹿时，魏等人提议剽掠村落，聊以食饮，他坚决表示说：“剽掠者谓之盗。吾宁忍饿，岂可行盗贼之事乎？”（第三十一回）路过曹国时，曹大夫僖负羁背着曹共公，私下向重耳送了几盘食品，将白璧藏于盘中，重耳接受了食品，将白璧退还，再三不受，僖负羁回后感叹说：“晋公子穷困如此，而不贪吾璧，其志不可量也。”（第三十五回）晋文公有远大的追求，故能识透眼前利益的微小，而不被其牵动。
晋文公在与大臣们的交往中还常常抱以恭敬谦逊的态度，他十七岁时，就已父事狐偃，师事赵衰，长事狐射姑，凡朝野知名人士，尽力纳交，他尊重朝臣，故而团结了一大批人才。他自蒲出亡时，除二狐之外，又有赵衰、胥臣、魏、狐射姑、颠颉、介子推、先轸等一批知名人士专程前来追随，他当即对大家表示；“诸君子能晋文公在与夫人和大臣们的私下接触中有时谈笑自若，富有情趣。他居翟十二年，后来仓皇出逃前对夫人季隗说：子宜尽心抚育二子，待我二十五年不至，方可嫁他人。”（第三十一回）季隗回答说：“妾今二十五岁矣，再过二十五年，妾当老死，尚嫁人乎？”
文公回国为君后，翟君送回了季隗，文公问她相别年数，季隗答：“别来八载，今三十有二矣。”文公笑着说：“犹幸不及二十五年矣。”（第三十七回）城濮之战后，楚军败逃，文公让晋军移驻楚军大寨，就食楚军所遗的大量粮草，他在军中开玩笑说：“此楚人馆谷我也。”从城濮回师时，郑文公前来订盟请好，谈话间说到楚将子玉在退军中已经自杀，郑君离去后，晋文公私下对诸臣讲：“吾今日不喜得郑，喜楚之失子玉也。子玉死，余人不足虑，诸卿可高枕而卧矣！”（第四十一回）晋文公的情趣和幽默使他得以更好地融洽人际关系。
晋献公在世时，他的几位夫人相互争宠和陷害，导致家庭内部的复杂矛盾，引发了晋国一次次的内乱。也许是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晋文公一上台就极妥善地处理了家庭关系。他返晋前夕与秦穆公的女儿怀嬴结婚，回国后立为夫人。齐姜和季隗先后返晋后，文公将她们俩人昔日的作为和贤德私述于怀嬴，怀嬴非常称赞，坚持要把夫人正位让给她们，文公遂重新排定了宫中序位，三人都很欢喜。晋文公在接班后事的安排上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早先确定了儿子的世子地位，使拜怀嬴为继母，以保证日后秦国对的支持；二是将其他儿子打发到别的国家，以避免儿子间的权位之争；三是临死前召来赵衰、先轸等多位在世大臣入受顾命，防止大臣们各树一党的现象，并保证他们之间的互相监督。
事实上，这些措施较稳妥地保障了晋襄公的地位。晋文公执政只有八年，但晋国的霸业在文公身后尚延续了几代，不像齐国的迷信鬼神的必然：政治观念剑走偏锋。
重耳早年过的是贵公子的生活，后来长期流亡，寄人篱下，穷困交迫，历尽辛酸，他备尝了人间生活的苦难和世情的冷漠。生活的反差震撼了他的心灵；影响了他对人生的态度。他对自己所曾受到的冷遇和侮辱，总是铭心刻骨，寻机报复；而对别人施予的温暖和关怀，也总是终生不忘，永志图报。
晋文公在军事上伐卫、破曹、攻郑，明显地渗透着报复心理，他后来答应为曹、卫复国，但迟迟不赦其君，又欲借医病而鸩杀卫君。他一上台，就谋刺了逃奔至高梁（今山西临汾东北）的晋怀公子圉。当年受晋献公和晋惠公指使，去蒲、翟二次捉拿文公的勃鞮求见，文公让近侍传话给他说：“汝斩寡人之袂，此衣犹在，寡人每一见之寒心。汝又至翟行刺寡人，惠公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即行，幸我天命见右，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国，汝有何面目来见？”
（第三十六回）有一天，在翟国窃走金帛的藏吏头须求见，文公发怒道：“此人窃吾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乞食曹卫，今日尚何见为？”（第三十七回）有人向他推荐郤芮的儿子郤缺之才，他一开始表示：“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第四十四回）。他对往日的怨恨记得很深，似乎不曾须臾去怀。
狐毛狐偃二人与重耳有亲戚关系，二人在早年逃蒲前就跟随重耳。重耳从秦国渡河返国时，狐偃请求辞别，重耳坚决拒绝，并含泪对河发誓：“孤返国，若忘了舅氏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昌！”（第三十六回）又取白璧投于河中道：“河伯为盟证也！”二狐死时，文公已近七十岁的高龄，他哭之大恸，对人说：寡人得脱了原城，晋文公遂封赵衰为原大夫，他对大臣们说：“昔赵衰以壶飧从寡人于卫，忍饥不食，此信士也。寡人以信得原，还以信守之。”（第三十八回）曹国大夫僖负羁当年曾给文公一行馈赠食品，后被曹君罢职回家。晋国攻破曹国后，文公急忙打听僖负羁，知他家住北门，于是传令：“不许惊动，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斩首！”（第三十九回）晋将魏、颠颉二人不服，放火烧了僖家，致僖负羁死亡，文公见到负羁的妻子和五岁的儿子，流着泪对其妻说道：“贤嫂不必愁烦，寡人为汝育之。”（第三十九回）即在怀中拜其子为大夫，厚葬负羁，携其妻子归晋。事后文公又将肇事者颠颉斩首，将魏革职，略表了他对僖负羁的愧意。
楚王当年也曾厚待过文公，由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晋楚争霸的战争当时在战略上实在避免不了，于是不得已打了城濮之战，先轸等大臣精心布置了城濮之战，把晋军置于势在必战的地步，但晋文公在战前一直狐疑不定，决战前的晚上，他梦见先年出亡之时，自己身在楚国，与楚王手搏为戏，气力不加，仰面倒地，楚王伏于身上，击破其脑，以口吸之。文公的梦，实际上是排泄了心中战楚之前的极大内疚心理，表达了他潜意识中的强度不安。他始终没有忘记楚王当年的恩惠，正是这一原因，他在楚军败退后急忙使先轸传令各军：“但逐楚兵出了宋卫之境足矣，不必多事擒杀，以伤两国之情，负了楚王施惠之意。”（第四十一回）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在城濮战后不久就和楚国通使和好。
早年外部环境的长期压抑，使晋文公养成了不多外露的性格，无法吐露的思想被埋藏心中，必然要在人的心绪中久久回绕、反复激荡，而心灵深处对问题的反复思索必然造成思想深沉、虑事精细的思维特点。因为思维精细，因而晋文公对往日的人情总是耿耿存怀、恩怨分明、从不含糊；也正因为他的思维过于细密，秦国发兵，这时他对天祷祝，著以布筮，算卦得爻，狐偃把所得的卦爻解释为上吉之兆，他才下决心向秦国请兵。国内政局刚稳定后，大臣们力劝他以勤王之举开始创霸之业，勤王出兵前，他先让太史郭偃占卜，得大吉之兆，他仍有狐疑，又让狐偃布筮，得大吉卦爻，这才下令出军。城濮交战前一晚，他梦见楚王伏于自己身上吸自己之脑，醒后大惧，即刻召狐偃告诉所梦，狐偃巧妙地解释说：“君仰面倒地，得天相照；楚王伏于身上，乃伏地而请罪也。脑所以柔物，君以脑予楚，柔服之矣，非胜而何？”（第四十回）文公这才消除了恐惧。狐偃的解释也许是有意要帮助晋文公下定行动的决心，有其主观任意性，但晋文公相信这些神秘的东西，将其视为做出最后决定的依据，这也是这类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
晋文公晚年对鬼神的迷信可能发展到极致，这一特点因而成了有些人得以改变他某些政治态度的利用条件。晋文公在率诸侯之兵攻许国（今河南许昌东）时，因积劳和染寒而生病，他梦见有一穿衣戴冠之鬼向自己求食，醒来后很是恐惧，病势加重。当时被文公拘禁于五鹿的曹共公正派小臣带来重赂为自己求赦。
晋文公卧床不起后，召太卜郭偃占问吉凶，曹国小臣遂将重赂献于郭偃，求他借鬼神之事为曹共公求赦，郭偃前去占卦后对文公说：“以卦合之于梦，必有失国之鬼神，求赦于君也。”（第四十三回）又说，这可能是因为未复曹国，曹国的开国先祖失去了国祀，前来相求，故有此梦此疾。晋文公听后心下豁然释疑，病势顿减，即日派人前去五鹿释放曹共公，并将先前所占之地归还。晋文公曾让周襄王将卫成公带至洛阳监禁，暗中吩咐医衍鸩杀卫君，并派晋臣先蔑前去监督执行，但卫臣宁俞通过“闹鬼计”欺骗了晋国君臣，解救了卫成公。后卫成公自谋复国，文公亦未干涉。晋文公复曹复卫的行为未必为错，他虑事精细的性格特点也未可指在包含着不少的教训。但这却非晋文公所能理解。
晋文公是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实践家，他在缺乏充足的战略思想准备时，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和长于算计的性格特征，团结臣下，立德立信，造成一个文武兼备、忠贞不贰的强大的领导集团，在列国的政治舞台上报怨扬武，纵横捭阖，短时间内创建了一个更具规模和更为辉煌的霸业。他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向社会布告了武力和谋略的意义及立威立信的重要，并以这种实践将列国争霸的局面推向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