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很少有写上个人的名字的，更没有写上接班人名字的。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人没有，我们也可以有。
“第二点，我看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偏偏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一席话，震惊四座。短时间的沉默后，便有人提出，在小组学习中出现这种“恶毒攻击”的言论，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批判！也有人说，这种反动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
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但这次小组会政协军代表不在场。主持小组会的召集人之一于树德立刻宣布：一、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二、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责任自负。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的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则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个别人因为思想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就这样，梁漱溟这次逃脱了批判。那么这个发“指示”的上级又是谁呢？当时谁也不能深问。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才知道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发来的电话指示。
次年九月，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宪草”自然也流产了。直至1975年初，才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这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了。
八、冯友兰与梁漱溟
冯友兰先生比梁漱溟先生小两岁，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他是梁漱溟的学生，因而早年有师生之谊。多年来，他们之间一直有交往。新中国成立后同在北京，直至“文革”中的1972年，梁漱溟还去北大冯友兰家中畅快聚谈。众所周知，自1973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之后，冯友兰署名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批孔”文章，影响很大。梁漱溟对此十分不满，从此中断同冯友兰的联系，并在日记和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指责此事。直至1986年6月间，梁漱溟先生还在致河北保定友人袁鸿寿先生的信中责叱冯友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为。信的全文如下：
虹叟（即袁鸿寿）足下：
来函附件并收到。冯芝生（即冯友兰）原为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学生，年纪与我相若。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他后由其幼女扶持来见我解释之。至于许宝骙（生前任民革《团结报》社社长）常就我访问清末民初政局，被录音后又写成文章，以备择要刊出。
似闻台端有出京远游闽粤之意，幸所行前过我一谈。专布敬叩台安！
漱溟再拜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三日
在此之前的1985年12月初，冯友兰为其九十寿辰致信邀梁漱溟赴宴，梁拒绝，并在复信中首次直接表示了对他十余年前在“批林批孔”中的行为之不满。在冯友兰生日过后的1985年底，冯由其幼女陪同到梁家中拜访，当面叙谈并解释“批孔”之事。其间，冯又赠其新作《三松堂自序》，梁看到冯在自述中对“批孔”之事有“哗众取宠”等自省之词。由此，梁漱溟在晚年的最后岁月（梁于1988年病逝），对冯在“文革”中的“批孔”之错，心气才逐渐平和了一些。
回顾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于1974年进行“批林批孔又批梁”运动的一年时间内，特别在运动开始之初，有不少人在批判发言中举出冯友兰先生公开写文章“批孔”的行动为例，或对比，或责问，何以梁漱溟不向冯友兰学习？何以不及冯友兰，不能痛下决心“立新功”？梁漱溟对此在会上不作公开答复，通常情况下是摇摇头，甚至一笑置之。实在追得太紧，他也是一两句话顾此而言他，从不作正面回答。人各有志，或各有所难，或各有所图，律己可以严而又严，要求别人则不可强求。梁漱溟先生不在批判会直接谈冯友兰的是非，这正是梁历来做人准则的一种表现。可以苛求自己，却不能苛求别人。在笔者与梁漱溟先生的长时期接触和交往中，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许多。
还应该补充的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从1973年底开始，除了在会上传达中央文件、首长讲话，还宣读过许多“两报一刊”的关于“批林批孔”的大文章，其中还特别宣读了冯友兰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孔”文章，甚至还直接参加过若干多方联合组织的报告会、座谈会，听一些“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讲话、发言。对此，梁漱溟先生在会上一言不发，有些追问他也不作答复。但他在日记里，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不光是如前所述，至1986年6月（即梁漱溟先生病逝前两年）还如是说，而且在当时就有许多文字记载可查。政协学习会宣读冯友兰的文章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宣读冯芝生（即冯友兰——引者按）论文两篇，可叹！”被指令（名为邀请）参加了座谈会，他更是不说话，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冯友兰、×××及一北大女生发言，一塌糊涂！”1974年初，上海友人田君来信问：“芝老（即冯友兰）有批孔文章……可曾寓目？”梁回信答复说：“他的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一看！”梁漱溟先生的态度是何等严峻，但在公开场合，却始终给冯友兰先生留足了“面子”。
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在提供我参看的材料中还讲到过更生动的例子。1917年12月，梁漱溟先生首次在北京大学登台讲授《印度哲学》，才24岁。其时，听课的学生中有许多人与梁年岁相若如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等人，冯友兰（芝生）也是其中之一。1919年底，冯友兰赴美游学。1922年梁漱溟先生轰动学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1922年冯读完梁的这本著作后，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给梁，等于是一篇书评。梁漱溟将此信保存了六十余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结束约两年之后，梁漱溟先生翻阅旧札，又检出冯友兰先生这封长信重读了一遍，看后不胜感慨，在信末空白处，写下这样一段话：“此芝生往昔从美国寄我的一信。芝生年岁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1973年春（系1972年之误，其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久，梁、冯二老兴奋相聚畅谈，1972年1月9日梁的日记中有记载——引者按），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梁记忆有误，应为隔年秋后——引者按）他竟以批孔鸣于时。1976年9月9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