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简述——父亲梁巨川殉清自杀——中西小学堂——八国联军进北京记忆点滴——启蒙学堂与《启蒙画报》——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中华报》——考进顺天中学堂
问：听说梁先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抱定以身殉清的宗旨，自杀而死，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您能不能谈谈这件事的始末？
答：我父亲名济，字巨川，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始在清王朝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侍读。这里我想先扼要讲一讲我的家世，然后说说我父亲的为人和家教，最后再谈他殉清自杀的始末。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末代皇帝顺帝偕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没有走，留在河南汝阳，地属大梁（开封），故改汉姓梁。至第十九代梁由河南迁广西桂林居住。梁的儿子即我的曾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便在北京住下，没有再回桂林。我的祖父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我父亲走的也是这条路，只不过没有做地方官吏，而在内阁任职，官衔从七品做到四品，并不是什么大官。我的外祖父也是进士出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能诗文。所以说我出身仕宦之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是不错的。我父亲的自杀，是离不开我家几代在清王朝做官这个背景的。
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但几百年来与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性的气质的。再说我家由中国北方而南方，又由南方而北方，我祖母、母亲系统亦如此，其后代亦难免兼有南北方人的两种素质和禀赋，亦赋有一种中间性的。我所分析的这种中间性，至少与父亲和我这两代人的气质、秉性是相关的。我父亲的自杀与这种秉性的形成也是有关的。
我父亲天资不高，但秉性笃实。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为别人最不可及之处，是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因其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其具有豪情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重视学问，古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最大者，就在这里。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兄妹共四人，我排行第二。父亲对我们是宽大和慈祥的，尤其对我。儿时记忆，大哥挨父亲的打，仅有几次，被厉声训斥的事很少；而我则一次挨打的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小时候既呆笨，又执拗，应属“该打”之列，但父亲却对我绝少正言厉色的教训。父亲对我的教育，与其说是教训，毋宁说是提醒和暗示。我儿时完全没有感觉到来自严父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威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待儿童或少年。
有这么一件印象极深的小事。大约在我八九岁时，我自己积蓄得一小串钱（用麻线贯串之铜钱），常挂在身边玩。有一天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家人吵闹，终不可得。隔天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心知是我自己遗忘。他不斥责，亦不喊我来看，却铺纸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他有一小儿自己将钱挂在树上，却到处寻问，吵闹不休。如此糊涂，真不应该。写完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跑去一探即得，随后不禁自愧，追悔自己的举动。
这桩事很能说明父亲对我的管教方法。在我七八岁至十二三岁之间，我所受父亲的教诲，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听他讲戏。父亲平日喜欢看戏，常以戏中的故事、人物讲给儿女们听；孩子们也常随他去看戏，但大都似懂非懂。再是同他上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借此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是经常听他对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告诫。例如关于清洁卫生及如何照料身体，如何尊长爱幼等事，他都极为耐心而细致地嘱告我们。到我十四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诸行事。父亲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也只是让我知道他不同意而已，却从不加以干涉或制止。当我十七岁和十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而与他见解相左之事（如我加入京津同盟会，参加辛亥年革命党的活动），他仍不加干涉。就在父亲的这种不干涉之中，我自以为是，自以为非，逐渐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就了我一生的自学，自进，自强。
我出生于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其时，我父亲已经三十七岁。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震动了清王朝的若干有识之士，起而加紧进行维新变法。我父亲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他当时草拟的奏折，表明他主张维新，进行改良。不同于康、梁的，是他主张从教化百姓入手，由官到民，一步步进行。其大前提当然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他的这种维新改良的主张，反映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便是舍弃传统的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之类，而让我们去学ABCD，读一些传播近代新知识的书。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以致我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夕也放弃宪政主张，投身革命，加入了京津同盟会。
面对清王朝的覆灭，父亲是无可奈何的。他在家中曾规劝我不要参加那些激烈的革命行动，但仅仅是规劝，而并不禁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登台表演，北洋军阀的各类人物像走马灯似的，我父亲均不以为然。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复辟，我父亲曾不具名地给张勋写信，希望他成功后实行“虚君共和”的主张。张勋是打着“忠君”旗号的，当时北京城里清王朝的大小臣民一时都从失望中振作起来。我父亲原以为张勋敢这样做，是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没想到事败后张勋即惶惶然躲进荷兰使馆，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我父亲对这类举动历来深恶，自此，他常流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要以身殉道，感召后人的意向。家人只当牢骚话听听而已，谁也没有在意。
民国七年（1918年）旧历十月十日是我父亲六十寿辰，家人早半个多月就张罗着给他做寿。他在这期间，于9月21日悄悄写下《敬告世人书》，而后又写下遗书多封，家人均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居崇文门外花市，父亲为写这些遗文，避免家人觉察，住到儿女亲家彭翼仲先生家中。彭是我父亲的挚友，其时在北京主办《京话日报》，家住北京西城积水潭畔。我父亲在六十寿辰前三天的凌晨，一人出门，在积水潭投水而死。
问：当时社会上有何反响？
答：第二天《京话日报》首先刊登我父亲自杀的消息，并全文发表《敬告世人书》等遗文，随后各报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对我父亲之死，大致有两类意见：一是赞扬，当时有副对联，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就代表了这种看法；一是批判，认为既是殉清，当然是逆潮流而动，很不足道。《新青年》杂志曾专门就我父亲之死展开讨论，陈独秀、陶孟和、李大钊、胡适等都写过文章，均持批判的态度。但亦间杂有一种看法，认为殉清不足取，但以身殉道的精神，不应全盘否定，意即“道”可以不同，献身都是共同的。
问：您自己持何种看法？
答：我也曾写了文章。我当时的想法和看法是复杂的。作为父子，他突然以这种方式死去，我首先是痛苦不已。对清王朝的灭亡和革命党的胜利，我同父亲的态度并不一致，但彼此一直相安无事。再说，我父亲主张维新，对新学持开明的态度，且为人忠厚笃实，包括他以身殉道的意念和决心，我心里也是敬佩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赞同父亲所坚信不移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个“道”。
问：梁先生，您小时候除了家教之外，都进过一些什么学校？
答：我六岁在家开蒙读书，请了一位姓孟的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入手。还未念到四书五经，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都是父亲极力赞成的。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早在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我父亲就在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中写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的名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根据父亲的一贯主张，又宣告废止了科举八股，便让我读完《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课本之后，不再读四书五经了，其时又没有学校可上，便找到一本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的《地球韵言》的书。记不清是哪里出版的了，总之是什么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全书押韵，小学生念起来铿锵有声，便于记忆，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本世界政治兼地理的儿童教科书了。父亲的这一做法，是当时北京同类家庭中所做不到的。
次年，我七岁。北京有了第一个“洋学堂”，即新派人物福建人陈创办的“中西小学堂”。父亲便立即把我送了进去。陈把自己住宅的前院辟为教室，收了二三十名学生，地点在宣武门棉花胡同。所谓“中西小学堂”，“中”是指读中文，“西”是指读英文ABCD。这在当时，读的人觉得新鲜，连左右邻舍的平民百姓也对这些小学生另眼相看，十分稀奇。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多，很有味道，可惜闹义和团，八国联军进了城，学校被迫关门，我也因此休学。
问：八国联军进北京，距今已有八十六年了，能亲自耳闻目睹这一历史事件者如今已为数极少。梁先生对这一重大事件尚能记忆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