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2年起，我在桂林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只写成六章，后因日军侵桂辍笔），一面进行民盟组织的活动。这一年或稍后一些时候，在桂林的文化人如金仲华、胡仲持（胡愈之之弟）、欧阳予倩、狄超白、陈此生、张锡昌、徐寅生、周康仁等前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增强了盟的力量，推动了广西的抗日民主运动。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由我介绍加入民盟组织的，每人都填写入盟志愿书，签名盖章后交我，我看后又当场焚毁。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这个办法，既履行了正式入盟的手续，保持了参加政治组织的严肃性，又能保守秘密，不留痕迹。在桂林住了两年，日军侵犯，我和陈此生等由桂林退到贺县，在那里继续发展盟组织，联络地方民主人士开展抗日活动。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等到昭平活动，在交通十分不便的乡间城镇，办起了《广西日报》（昭平版），为宣传抗日爱国出力。昭平与贺县相邻，我们常有来往，何香凝、陈劭先等人也住在昭平。
问：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何以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答：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本是三党三派团体的联盟。这次会议取消“政团”二字，打破政团的限制，改变了政团联盟的性质，为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敞开了大门。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六个方面。这些条文是民主同盟所主张的中国民主制度的具体化。顾名思义，“民主同盟”的核心是“民主”。参加民盟的人，不论是团体或个人，为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实现民主化而努力，大目标是一致的。
这次会议还选举出张澜等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劢、张东荪、潘光旦等十三人为中央常务委员，由常委中推选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
这次会议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的确扩大了盟的社会基础，大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加入民盟，大幅度推动了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这次会议后，还有计划地在西南、西北、华北发展地方组织，建立了民盟总支部和支部，如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广东省支部、华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筹委会、东南总支部筹委会等。1945年春，民盟中央指示我筹建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以推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的民盟工作。不久即在广西贺县八步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推选我和陈此生、欧阳予倩、狄超白、千家驹、莫乃群等人为委员，由我负总责。由于当时交通阻塞，东南总支部的工作未能积极推进。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至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全国约有盟员三千人，其中无党派的盟员约占全体盟员的百分之七十。
问：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哪些？它在民盟历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答：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首的国共两党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时召开的。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全国民主同盟纲领》三个文件，明确主张“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其主权永远属人民全体”，“国家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并提出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地方自治等关于国家体制的纲领主张；会议还呼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一定要首先扫除民主的障碍”，亦即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彻底清除内战的危机以及党派团结、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等等。这次大会还总结盟的组织工作经验，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规定了盟的组织原则、中央和地方的组织机构、盟员入盟和退盟的具体办法等等。大会增选了史良等三十三名中央委员，连同原有的三十三名中央委员，共计中央委员六十六名；还增加了五名中央常务委员，共计十八名中央常务委员；仍推张澜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还有其他部门的负责人。我仍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大会还决定出版一种日报，以加强宣传盟的政治主张，推动全盟的工作。会议结束后经过积极的筹备，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于1946年2月在重庆正式出版。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政治组织趋向成熟。大会提出的今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的否定。会议宣布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反映了战后渴望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于巩固和发展盟的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这次大会仍推选左舜生为秘书长，那么梁先生是什么时候接任秘书长职务的呢？
答：那是在民盟“一大”之后，因为参加政协的代表问题，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之后，左舜生是青年党的头头之一，便也跟着离开民盟了。而我这时正从广西抵重庆，民盟中央诸同人推我接任，我曾再三推辞，但其时我正图为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出力，最后接受了，仍言明只干三个月。在这里，我就自己在抗战胜利之初的心境和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的内情略说几句。
1945年8月至11月，我仍留居广西贺县。国共两党和谈、签订“双十协定”以及民盟“一大”的召开，我都不在重庆。但书信来往密切，情况我都知道，很为当时国内出现的好形势所喜。两年后我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自述，可看出我当时的心境：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1945年8月），在广西贺县之八步，闻胜利之讯；又闻国共两党当局会于陪都。窃喜外患既除，内争可泯，凡八九年来矻矻以图救眼前者，至此可以休息；而建国大业开始，夙日文化研究之愿当偿。当时分函故旧，悉道此意。顾不料十一月抵渝，遂闻东北接收以遭遇障碍而有撤退之讯。国内之争国际之争相牵合，大惧中国将为西班牙之续，乃又不能不从国人之后，谋取和平，是有参加政治协商之事。
青年党从民盟分出去，即与商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名额问题相关联。1945年10月，由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确指出，为了迅速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并由国共双方商定出席单位和名额。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计36人。在分配民盟的9个名额时，青年党李璜、曾琦、左舜生他们提出，民盟9个名额中青年党一定要占5个名额，理由是青年党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以来的第一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支持青年党这么做的，想利用这件事分化瓦解民盟。青年党的这种无理要求，民盟内部的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概不同意，中共亦表示反对，相持不下。国共两党的代表再次商量，双方同意让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保留5个名额；民盟9个名额不变，由国民党让出1名，共产党让出2名，另外增额2名。这样出席政协的代表名额就变成：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共计38名。最终还是中共多让出名额帮助解决了这一难题。青年党从此便从民盟分了出去，左舜生自然就不能担任民盟的秘书长了。这一职务在空缺一段时间以后，便由我担任，一直到1946年底。
问：梁先生有没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您可否回忆一下当时印象较深的一些事情？
答：我是作为民盟的九名代表之一出席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出席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大多数已是中年以上的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代表已经作古。除我之外，民盟的其他8名代表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张申府等都已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故去。中共的8位代表，现在也只剩下邓颖超、陆定一两位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历时二十多天的政协会议，在各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很有成效的。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即：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的协议；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如果这些协议真的得到实施，中国的历史将要改写。但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政协的协议都成了一纸空文。
问：听说梁先生在政协会议闭幕不久，曾二赴延安会见毛泽东，请您谈谈这次会见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有哪些重要的交谈？
答：1946年春我二赴延安是因为当时自己有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设想而无把握的话，在重庆无法细说，出于上次与毛泽东长谈留下的好印象，很想去延安一吐为快。当时重庆、延安之间常有美国军用飞机来往，交通是方便的。我向周恩来提出要求一个人再去延安与中央领导人见见面，谈谈，看看。周立即同意我去。到延安谈些什么，我没有细说，周也没有追问。
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下了停战令，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否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统，否定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映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意愿。一时间，似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事项就在眼前；仿佛今后中国的前途即与欧美同一个路子，两大党一个上台，一个下野，轮流执政。民盟有些同人历来热衷于此，国共两方面亦都没有公开提出反对，双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至于美方代表马歇尔自不必说。而我个人对此却不以为然，而又无法反对，或者是提不出完整的主张加以反对。因为这，我决定去延安向中共的朋友们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不会有什么结果，也没有关系，就算是立此存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