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中国大诗人郭沫若先生在其着名诗篇《凤凰涅盘》中歌吟道：
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尽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
昕潮涨了，
昕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凤凰涅盘，民族复兴，现代化的实现，正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追求与燃烧的激情理想。这一理想与追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更加宏大的舞台上波澜壮阔地展现着。
而作为以“对他们宇宙的本质和控制他们社会的法则进行不同寻常的深思”为职业的学者来说，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科学回答如下几个基本的和实质性的问题：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现代化发展的内生逻辑是什么？二是现代化的中国经验是什么，这种经验能否形成现代化的一种知识？三是究竟什么样的因素充当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谁是引领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力量？
假如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还不能科学全面地回答这三个问题，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可能仍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完整的和科学的理论，就不足以实现百年来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奋斗、公平、正义，也需要包括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思想创造。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从时序和内容上看，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而它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社会学古典学派思想家的诸多理论，譬如，马克思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化大生产理论，迪尔凯姆（Emile Durkeim）的社会分工与社会整合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主义精神等。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其强调社会结构要素的相互依附性，强调社会文化特征的可度量性和社会内在的自动平衡体系的重要性。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the world system theory）先后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强调社会分化与整合，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变迁过程，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俗化、集中化、理性化等。依附理论主要用“中心”和“边陲”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来解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为什么不发达的原因，即一种外因论。世界体系理论则一方面继承了依附理论从世界体系的整体动态角度来分析社会发展的优势；另一方面在“中心-边陲”的结构中增加了“半边陲”，避免依附论二分法的简单化。虽然现代化理论在后两个阶段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抬头，重新获得日益增强的社会影响。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如何处理“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等构成了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投入现代化的研究中去。其中，罗荣渠、钱乘旦、厉以宁、陆学艺、郑杭生、李培林、童星、谢立中、吴忠民等学者的研究引人注目。从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经验材料中，学者们对现代化理论作了精辟概括，如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厉以宁的“转型发展理论”和陆学艺、郑杭生、李培林等的“社会转型理论”等。
在中国区域发展模式研究中，学界主要归纳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等。关于现代化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现代化理论的讨论更多的是从纯理论的范畴进行，而相关的实证研究有待丰富；二是现代化理论的三阶段发展，其立论的基点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大多已有研究成果也没能突破理论的“隐含前提”。然而，事实上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探讨区域现代化（亦即“地方性”现代化）日显重要。三是在理论准备、研究方法上尚需加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准备，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但是现有研究大多是单学科或单向度的推进，缺乏学科的整合。
经过短短的30年，仅占全国1.06%国土面积、占全国3.57%人口数量的浙江省却创造了占全国6.6%的国民财富，一跃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并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一直居于全国前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居于全国前列；赢得了三项“桂冠”——“经济大省”、“市场大省”
和“个私经济大省”。就整体而言，浙江已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化，从全面实现小康向更加宽裕的小康转化。以国际上通用的英格尔斯（Alex Inkeies）现代化指标体系来衡量浙江实现现代化的程度，浙江省到2007年底止，除了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低于标准值，其他指标皆达到标准值水平。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浙江的现代化进行一番深入的思考，对浙江的现代化发展进行学理上的研究，以验证和丰富现代化的理论与知识，使其成为当今社会人们能共享的一种知识。
浙江30年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向我们提出了哪些有意义与价值的知识性、学理性的问题呢？我们以为，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浙江30年发展的实践是否形成了我国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
第二，这些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是否具有某些共性和普适性意义？
第三，它对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与模式提出了哪些挑战？具有什么样的创新价值？
上述三大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有涉及。回顾这些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对于浙江30年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缺少系统性和多学科视角的全面性。特别是用现代化理论解读浙江经验时，共识性理论阐述多，个性化的理论创新不足。本项研究基于浙江现代化30年实践，反思现代化理论，从以下三个理论维度上提出问题，即：
第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
第二，社会重组与社会结构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下而上的道路？现代社会生产组织是否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分离？
第三，传统的元素是否只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化的过程是否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确立的过程？
站在21世纪的今天，对浙江现代化30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浙江走的是一条较典型的以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浙江是一个不具备高速增长条件的省份，国际经验所验证的和经济发展理论所证明的高速增长的条件是：后发国家和地区超常规的高速增长，都需要有政府投资或外商投资的强力推动。然而从工业发展角度看，浙江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份，“低、小、散”是浙江整个经济结构的典型描述。
浙江省的经济现实，一是国家在浙江的投资严重不足，二是无外商大规模的投资推动，三是在经济结构上缺少成为国计民生支柱或龙头产业的特大企业。1953-1978年，浙江省人均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仅为411元，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最后一位。1953-1978年的25年间，国家对浙江的投资也只占全国的1.5%，不及全国30个省区水平的一半。即使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浙江投资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也没有改观。1982-1989年，浙江的国有投资占全国总额的2.5%。
这种状况导致了浙江“没有要素价格低廉优势，没有销售市场就近优势，没有原材料就近优势，没有企业规模优势，没有设备技术优势”，总之是没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省份。而且与内陆地区相比，劳动力、土地价格偏高，大量依靠民间信贷渠道得到的资金利率很高。
然而，工业基础的先天不足，恰恰逼得浙江人自立自强，走改革创新之路。找不到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办乡镇或个私企业自己造一个“泥饭碗”；拿不到国家计划的“金项目”，就到市场里寻找能产品适销的“铜项目”；享受不到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就自己办市场解决。从个体到家庭、从家庭到企业、从企业到市场、从市场到政府，形成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链，生长出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产业、小经营大流通、小规模大分工、小生产大社会的独特现代化内生发展路子。
这种内生性体现在对人民意愿和创造的尊重，体现在草根阶层是发展的主体，体现在充分利用发掘本土的资源，体现在对传统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在利用本土文化经验对外来的经验文化模式加以吸纳和重构。那么，这种内生性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是怎样形成的？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它对已有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哪些挑战与创新？
第二，社会发展，已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常用的基本概念。社会发展何以可能？这是千百年来人们苦苦思考、探索的一个经典性理论和实践问题。改革开放30年以来，浙江社会发展从缓慢型向快速增长型转型，社会结构从农业型向工业型与服务型转型，社会生活从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型，社会事业从政府包办向政府、社会、市场合办转型，社会管理从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型。那这种转型是如何实现的？转型的路径是什么？以后将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
第三，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发展问题。那浙江现代化实践形式能否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可供探索、选择、启示的路径？浙江现代化实践的地方性知识又能否为当今现代化知识体系增添浙江或中国的元素？
本项研究正是力图回答这些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力图寻找、发现30年来浙江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事实”，并努力给予理论上的解读。
二、研究的困难
由于我们的研究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是另辟蹊径，从“社会事实”
入手，因此，这项研究就将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崇拜，而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没有认真对待过西方本身的乡土工业现象，也很少将之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来考虑，而是想当然地认定：乡土工业只能是落后的、必然被淘汰的现象，不可能发展成现代工业。他们大多都相信现代工业乃是高度机器化大生产，破旧不堪的传统小工业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西方这种主流现代化理论大都是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两分和对立为他们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如滕尼斯的“社区vs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纽带vs有机纽带”，韦伯的“传统治理vs官僚治理”，等等。因此，中国社会学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提出的乡土工业发展问题难以为崇拜西方理论的人所相信。但宏伟壮观的西方经典社会理论因为其过分追求普遍性，总显得有些削足适履，以偏概全。因为即使在西方，真实世界的社会历史生活也无法完全被硬塞入西方大师的抽象逻辑图式之中，如韦伯所说那种没有家庭和家族关系的削弱就不会有产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断语。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一旦转化成一种被普遍宣传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则不但“社会事实”会被曲解，而且理论的想象力和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也就常常被无情地扼杀。
第二个困难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学术界在对待大生产与小生产问题上，几乎是众口一词，执着于对大生产的无限崇敬，而对小生产则作了坚决而无情的批判。因此，像这样一项自辟蹊径的研究，正如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论，已经深入到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