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世界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认同的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赋予某些国家的历史以普遍形式是无法被承认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每个国家都必须依此行事才能进入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绝不会像自然的演变那样精确，选择符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课题。
当然，我们在否弃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时，也要注意不能把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进而否认现代化中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坚持每一种文化各自的特异性，限制文化间的交流，最多只是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
因为，这只能导致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抗拒现代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既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更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如都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都是人的生存方式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
现代化在广义上是一种探索进程，现代化就是发展竞争制民主、市场经济和在社会上实现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这些基础体制的道路，同时是对这些基础体制的扩建和改建。现代化社会的优势，其进化的优越性，就是基于其学习和修正的能力。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个一致性原则，即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以及理性与感情的和谐统一。这里，西方模式和反西方模式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西方模式错在把自己与理性人认同，错在认为它自己的现代化纯粹出于内源；反西方的模式则错在认为只需有绝对权威、单凭意志和它自身的推动力、牺牲掉一代或几代人的利益便可以获得现代性。
2.后发型国家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方式
一般现代化理论认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型的现代化，必须强化国家权力，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利用计划与市场、税收与津贴等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并借以保持国家的核心和内聚力的存在。政府应积极有效地承担起发展的职责，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计划，确定发展目标和方向，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避免市场自发力量对经济资源的浪费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推动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认为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应承担的职责，会造成社会贫富两极无限分化，地区差距无限拉大，社会动荡。这一现代化方式也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现代化。但是，过分的权力集中，又使得社会结构缺少职能分化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职能部门的自组织能力太弱，不利于竞争和保持经济的活力。事实上，现代化的实现，既要求社会结构的有序整合，又必然会出现社会结构有相应合理的分化。
3.家庭与企业相分离的工业化、现代化路径
关于西方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路径，社会学家韦伯有过深入研究。
韦伯认为，新教中强调个体工作和关怀的所谓“圣职”，使得家庭和邻里关系个人化，从而造成情感上的隔膜，而个体与家庭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在韦伯看来，扩展家庭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把群体置于个人之上；裙带关系是罪恶的，因为它阻碍了精英统治的官僚制度的出现。
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
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详细考察了西方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之后，又进一步说道：“家和职业在地点上也分开了，家不再是共同生产的场所，而是共同消费的地方。”“持续演变为资本主义的获益成为一种分离出来的、在一个‘企业’内部从事的‘职业’，企业通过特殊的社会化，日益从家族共同体的行为中分离出来，使得原有的家庭、工厂和账房的三位一体瓦解了。资本主义的企业从家族共同体中脱颖而出，家族共同体又从资本主义企业退出。”没有家族和家庭关系的削弱就不会有产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
韦伯的根据主要是工业主义需要普遍化和专业化；需要家庭和企业的分离，工作场所和家庭住所的分离，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分离，经营权、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需要公民权、个人主义、自由、权利等概念以及个人财产所有制和契约精神。韦伯主张在工业和政府中采取经理制组织的基本结构和模式就是：工作部门都实行了科层化，组织功能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由职业角色完成；这些角色在结构上与在职者的家庭分离，并按照技术能力来安排行政权威的等级和功能，角色的选用是通过签约，通常要进行能力测验。
总之，在韦伯那里，工业化、产业化的本质是反家庭和家族化的。
韦伯的这些思想也是很多西方主流学者的共有看法。认为现代工业和传统家庭是相互抵触的，传统的中国家庭制度下孕育出的裙带关系对高效率的工业制度是一最大的障碍。人们认为，在西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主要以家庭和共同体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两大结果：其一，传统的扩展家庭被核心家庭所取代，前者看重亲属关系，而后者更注重夫妇关系、个人主义和家庭生活；其二，由于劳动分工、市场经济、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传统共同体（traditional community）遭到了破坏。人们也倾向于认为，近代早期西欧的亲属关系已变得冷漠松散，不再重要；更谈不上这种关系还有什么社会经济影响。因此，由于人们对亲属关系网（kinship network）的普遍忽视，长时期里很少见到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或研究专着出现。尽管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的亲属关系可能要强于普通的社会民众，但人们还是易于断定，在近代早期核心家庭处于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即便是商人具有的那种较强亲属关系，也不会产生多大的社会经济作用。
（三）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一点思考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化是一种运动，一个客观的过程，也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化”正在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造成深层的、广泛的影响。但是，全球化并不否弃本土化，相反，它却激发了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这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不仅仅是大规模体系的产生，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转变。我们日复一日的活动日益受到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事情的影响。相反，本土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裁量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