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失陷后，1942年5月25日，蒋介石向美国警告说，除非中国亲眼看见了盟国援助，否则“他对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抗战会彻底崩溃”。事先，在23日，宋美龄已经写信给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克林·柯里，说中国的士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过”，还说蒋介石也是“第一次"感到悲观。于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就要史迪威去争取美援。蒋介石认为：史迪威作为他的参谋长，其职责就是为他搞到他所需要的物资。具体要求是：提供一支有500架战斗机的空军部队和通过驼峰航线保证这支部队得到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和装备。
当美国认为无法兑现时，蒋介石十分恼火地认为：“身为参谋长的史迪威这样做简直是玩忽职守”，“一个外国人不能从自己的国家获得所需的物资，显然是没有向国内施加影响的结果”。对此，宋美龄也曾怒不可遏地说：“每次英国人吃败仗，都把中国人的装备拿去抵挡，如果总是这样，中国没必要再打下去了！”最后，她以一种最后通牒的口吻说：“委员长要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明确回答。”过了三天，宋美龄又同蒋介石正式提出带有截止期限的“三项要求”：“一、美国于八、九月间调陆军三师到印度，重新打通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二、自八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作战的飞机要达五百架，而且以后需要一直保持在这个数目上；三、自八月起，空运队每月保持五千吨之运输量。”蒋介石与宋美龄又说，如果这几项“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只好“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另作安排”。史迪威表示“非常愿意”将这些意见向美国政府报告，但宋美龄还要史迪威在这些意见上“附上他赞同的意见”。这时，史迪威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支持一个向他本国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
宋美龄十分恼火，指责史迪威，还把秘书叫来，要记下史迪威的每一句话。史迪威当然不吃这一套，他向宋美龄解释了当时运输条件的不具备，她才明白了一点儿。后来，罗斯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答应在不远的将来给予解决，美国陆军部在史迪威的强烈要求下，赞成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提出交换条件。罗斯福不喜欢这样讨价还价，认为向一被围困的盟国提出条件是不慷慨、不大方的举动。陆军部向总统建议在翌年发动缅甸战役和按照史迪威的提议，以中国参战和整编军队为条件，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不管怎么样，美国还是答应了蒋介石与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只是未同意美国派部队参战的内容。罗斯福于10月通知蒋介石，自1943年起，将派出100架运输机，每月经驼峰航线空运5000吨物资，另外还将向中国战区调拨265架作战飞机。罗斯福没有提出什么“交换条件”，只是强调说要“改组军队”。同时，罗斯福认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建议马歇尔把史迪威撤换，“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参谋总长马歇尔不同意罗斯福的意见，认为：“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
第三，要史迪威指挥夺回缅甸的战役。
在缅甸失败的时候，史迪威已经在制订收复缅甸的战役计划了，因为他认为“缅甸仍然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要走廊”。他深信“中国必将成为对日作战的最后战场”。这一计划的要点是：“把中国部队运往印度，由美国训练和配备武器，使之成为收复缅甸的特遣部队。”“主力部队从印度发动进攻，其他中国部队从云南采取辅助行动。”中间经过几多周折，1943年12月20日，史迪威前往缅甸前线，他看到“只有他亲自出马，中国人才会发起进攻，这次战役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这次，史迪威这位年逾60岁的老将在缅甸前线待了七个月，中间只到新德里和重庆作过一两天短暂旅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场夺回缅甸的战役。由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代号为“首都”的作战计划规定：丫军越过萨尔温江，在东面与敌人作战；英国第四军前进至钦敦江，在西南与日本人交战。这样就可以控制住缅甸北部，防止日本人干扰史迪威部队的行动。与此同时，史迪威部像一把尖刀直插缅北地区，作为开辟中印公路的先头部队。史迪威又克服了种种困难、阻挠与周折(例如缅甸战役正激烈进行的时候，丫军却按兵不动，连罗斯福都敦促蒋介石立即行动)。1944年5月17日，盟军部队夺取密支那机场，这是日本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正如有的书上评述：“这一仗是史迪威两年来屡遭挫折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对于他焦虑不安的心灵犹如甘露。”蒋介石受到密支那之役的鼓舞，也加强了在缅甸的行动，6月16日攻下加迈。10天后，史迪威的部队和第七十七钦迪突击旅同时从南面发起进攻，攻占了孟拱。除了孟拱和密支那之间一小块地区外，一直到伊洛瓦底江的整个北缅都处于盟军控制下。8月3日，经过75天的围攻，盟军终于攻克了密支那。史迪威感叹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无忧无虑了，终于能享受几分钟的平静。”
这样一位出色的忠于中国抗战事业的将领，最后蒋介石为什么要逼走他呢？
罗斯福曾对此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这完全是由于性格不合的缘故。
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有过一些争吵’——哦，已好久了——前几天，争吵终于结束了，这不涉及政治，甚至未涉及中国的政治。这与战略与政策、与租借物资，或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物资，与赫尔利、纳尔逊、与高斯的辞职，与所谓的共产党，都没有关系。这完全是‘个性问题’。”实际上，史迪威在中国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离华正是罗斯福说的“都没有关系”的问题所致。首先，史迪威的确看透了蒋介石，向他指出问题所在，催他采取行动并强迫他改革。史迪威说：“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我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弊病。我就军队的情况向他提出警告。我告诉过他，这一切应如何改正。这一切他都不予理睬，对他的军队的可悲状况视而不见。
这是对他本人、他的军政部和总参谋部的严肃的起诉。”史迪威认为：“不除掉蒋介石，美国在中国就什么事都办不成。”其次，史迪威的确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积极抗日的，应该支持他们，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的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史迪威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如果让蒋介石和共产党控制物资，谁会得到，你是很清楚的；谁得不到，你也是很清楚的。但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因为他们愿意抗日。”
当时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大量的被蒋介石藏起来准备将来反共之用。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在桂林以西200英里处的独山周围的山里，发现了一个隐藏武器的山洞，洞内有20多个仓库，每个仓库约有200英尺长，洞内贮存的武器弹药有5万吨，其中有50门崭新的野战炮和炮弹。最后，蒋介石在9月25日以备忘录一份送请赫尔利转电罗斯福：“今事实证明史迪威非但无意合作，且以为余反为伊所指挥，故此事(任史迪威为前敌总指挥事)因而停止。如果罗斯福总统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指接替史迪威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战。”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史迪威依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为之战斗过的中国。
1944年10月，史迪威离开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10月20日下午5时，史迪威由赫尔利(原美国陆军部长、时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代表来华协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陪同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对史迪威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二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长，继续为打倒共同之敌人而努力也。”史迪威回答很简练，他只请蒋介石记住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祝你们取得最后胜利”。事先，蒋介石派人见史迪威，提出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史迪威婉言谢绝了。21日，史迪威离华，赫尔利、宋子文和何应钦到机场送行。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史迪威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为本年来对外各种困难之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中国抗战亦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
皆得由此启其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各要务，乃可按计划实施矣！”
史迪威的被召回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盟邦之间最不愉快的一页。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曾写道：“我预见到会有很多的麻烦，史迪威取得的成就使他在美国人民中间很孚众望。”美国舆论界对此事件的报道，更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加深了华盛顿方面对蒋介石的负面印象。事实上，在撤换史迪威的过程中，宋美龄曾为调解、缓和蒋、史冲突，也为调和中美关系起了中介的作用。还在一年前的1943年9月，蒋介石就考虑要求美国将史迪威调离中国。宋美龄曾极力劝阻，并和大姐宋霭龄出面好言劝慰史迪威。史迪威在宋氏姐妹的安抚下，表示愿意继续合作。在随后的开罗会议上，史迪威曾代表中国向盟国提出许多要求，蒋、史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两人的冲突始终无法解决。终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史迪威被召回美国。伴随着召回史迪威而来的是罗斯福决定削减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承诺，他将远东战后的稳定放在了与苏联的合作上。显然，宋美龄虽然曾经尽力发挥柔软的协调作用，延后了两人的决裂，但夫人外交终究无力挽回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