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到达中国后,发现中国没有“报纸”。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它们自己的“邸报”,但邸报只刊登与它们自己相关的内容,包括官员往来、出行,逮捕、审判强盗等内容。编撰报纸的人甚至对许多事情不求真相。所以裨治文希望能在澳门或广州建立一个传道会印刷所。裨治文希望建立印刷所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把中国的文化告知西方人,以引起他们对其亿万民众精神和社会福利的兴趣并支持他们;二是希望把基督教基本教义广泛地传播到中国大地上。裨治文相信利用西方印刷技术有利于在中国传教。
第一节 《中国丛报》的创办
1830年5月,裨治文邮寄给美部会最初几期《东方基督教观察家》(Oriental Christian Spectaror)。《东方基督教观察家》,是美部会设在孟买的传教印刷所印刷的,主要刊登有关印度历史风俗和信仰等文章。裨治文认为这份杂志对准备去印度的传教士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在中国也能创办类似的印刷所。但是美部会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建立印刷所风险过大。裨治文通过解释,终于获得在广州建立印刷所的许可并得到美商奥立芬的支持。
在奥立芬的资助下,一套印刷设备终于在1831年12月运到广州,不过,令裨治文遗憾的是,必须配备的字模没有一起带过来,这套字模直到次年4月份才由奥立芬的商船“罗马号”运到。裨治文每月拿出15美金雇用一名印刷工人,建立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今人所称的“广东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出版社”。
在这个印刷所的基础上,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于1832年5月1日创刊。
《中国丛报》的创刊与马礼逊有着密切联系。马礼逊与米怜两人曾于1815年在马六甲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除中文报纸外,马礼逊等人还于1816-1821年间在马六甲发行《印支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又于1826年发刊英文杂志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半月刊。1827年11月29日,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登出拟将发行英文季刊的启事一则,大意是:因鉴于西方人对中国缺乏知识,有求进一步了解的必要,拟发行季刊一种,藉以增进西人对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政治、风俗等各方面了解,并附登时事新闻,评价有关中国之西文书籍,拟定名为Indo-Chinese Repository,由英华书院发行。由此定名与目的看来,马礼逊等人早就具有发行类似《中国丛报》的心愿,只因中国政府限制太严,条件不够成熟,所以迟迟没有实现,直至裨治文来到后才切实行动起来。
《中国丛报》旧称《中国文库》、《澳门月报》等。《中国丛报》最初由“在华基督徒协会”(Christian Union in China)赞助,使用上文提到的美部会印刷设备。奥立芬在经济上支持《中国丛报》的印刷和发行,这是丛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裨治文在这份刊物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在1832年7月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到:“我每天忙于学习,教学,写文章,印刷,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上街了。”由于裨治文雇用的印刷工是葡萄牙人,用英语交流比较困难,于是裨治文要求美部会尽快派一名高素质的印刷工来华。
1833年10月,或许是应裨治文和马礼逊之请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崔理时(Ira Tracy)受美部会派遣抵华。之后,卫三畏在编务和印刷等方面长期协助裨治文,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崔理时则以传教为主,但是不久就离开广州去新加坡,留居在那里。关于《中国丛报》的主要任务,从裨治文执笔的创刊词中可知:
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博物方面,最适宜和有利的是调查下列情报:气象,包括气温、风、雨及气象对健康的影响;土地,包括矿藏、植物、畜产、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状况,还包括江、河、海中的出产;……关于商业方面,必须特别引起关注的是,要调查其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情况,特别要考察当前商业状况的利弊;……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和长时间不间断的观察;……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有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
可见,裨治文等人创办《中国丛报》的目的是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报学史专家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在谈到《中国丛报》时,也认为其目的就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最可靠的和最有价值的资料”。而这份刊物创办的终极目标应该就是利于传播福音。这从裨治文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可见一二,他曾写道:“愿它无论在其端,还是在这之后,都全然成为主的事业;愿它所有的篇章都充满着能增加神的荣耀和真理。”从《中国丛报》的内容来看,裨治文所阐述的宗旨基本实行。丛报共刊登约1242篇文章(根据卫三畏的目录统计),对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作了全方面的报道,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教育和风俗等。《中国丛报》特别重视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记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许多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这些内容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前后20年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国丛报》也详细报道新教士在华的各种活动。《中国丛报》所有文章中与中国有关的约占百分之九十,重点在中国《中国丛报》的作者主要以传教士为主,包括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各教派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包括在南洋华人聚居地区活动的新教传教士,其中撰稿较多的是裨治文、卫三畏、郭实猎、伯驾等。但不容忽视的是,传教士以外的英美商人,如美国人查理·金(C.W.King)、鸦片贩子因义士(Robert Inglis),以及外交官如包令(John Bowring)、威妥玛(Thomas F.Wade)等人,都在丛报上发表过文章。梁进德也在《中国丛报》上发表过文章。正如白瑞华说的:“投稿人的名单实际上就是那时在华的所有英美人士的名单。”在所有的作者中,裨治文发表的文章最多,可以明确是他写的研究性论文和评论就达341篇(见表5-1),文章数量仅次于他的卫三畏只有120篇左右,相差悬殊。裨治文虽然没有研究中国的大部头著作,但是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加上他撰写而且署名的消息评论,约有2000页以上的篇幅,基本涉及中国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深度,收集、保存了丰富的实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丛报》1832年5月创刊,1851年12年停刊,每月一期,从未间断。其中1851年8月至12月则合出一期,合计共为232期,外加索引一卷,共20卷,每卷650页左右。前8卷都是从5月到次年4月,20期为一卷。第9卷从1840年5月到1840年12月只有8期,页数达687页,可见裨治文等人对时局之关注。前两卷每期发行400份,到1834年第三卷时已增加到800份,第四卷已达1000份,第五卷则有1000多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是比较可观的数字。
丛报最初两卷,每本6元,后面几期每本3元。鸦片战争后,在华各开放口岸涌现出大量外文期刊,《中国丛报》的发行量随之逐渐减少,到最后一年只有300个订户。另一方面,美部会领导人安德森并不支持发行《中国丛报》,他“似乎有轻视并终止所有的印刷所、学校和医院的倾向”。裨治文等人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在1851年年底停刊。
据卫三畏统计,《中国丛报》一共印出21000册,即平均每年的合订本是1000册,全部用中国当地的纸张印刷。在停刊后,还剩下不少,陆续卖出一些后,到1856年,还有6500册存于广州美国商馆,装箱未及运走,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因英军炮击而引起的广东十三行大火。
《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的资料,不仅来华的西方人订阅,而且发行到欧洲和美国。以1836年发行的515本统计,其中销售中国200本,马尼拉15本,夏威夷13本,新加坡18本,马六甲6本,槟榔屿6本,巴达维亚21本,暹罗4本,悉尼及南威尔斯6本,缅甸3本,孟加拉、尼泊尔7本,锡兰2本,孟买11本,南非开普敦4本,汉堡5本,英国40本,美国154本。
《中国丛报》刊登的部分文章还被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正如伦敦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在1837年8月5日评论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算是好的”。可见,外销占多的《中国丛报》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极大的价值。
《中国丛报》的记载,在许多地方,弥补了档案的不足。许多学者研究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历史时多引证该刊,对其评价颇高。
中国学者罗家伦说:“研究鸦片战争的人,不能不参考当时广州英国人出版的定期刊物……名叫Chinese Re pository,这是一种重要的史料。”李定一说:“这个著名的刊物,受到全世界所有有关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之一。”谭维理说:“这二十卷的Chinese Repository不仅有当时极有价值的史料,且具有关中国之研究论文,今日仍有参考的价值。”“这是当时唯一的汉学杂志。”而美国学者对其价值也颇为认同。丹涅特说:“(《中国丛报》)成为流传给我们的一部关于那段时期最确实可靠的编年史。”赖德烈说:“这是有关中国知识的矿藏。”又说:“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最好的史料”,是研究当时中国的“不可缺少的史料”。
综合以上诸多史家的评论,可见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发轫和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受到很大的重视。
《中国丛报》还曾于1941年在日本被重新翻印,出版至第15卷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化而未印完。
第二节 《中国丛报》中关于鸦片贸易和禁烟的讨论
在173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与船员就经常夹带鸦片到中国出售。作为传教士,绝大部分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基本上对罪恶的鸦片贸易持否定态度。他们从人类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出发加以抨击和反对,裨治文则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裨治文充分利用其主编的《中国丛报》这一舆论工具,对鸦片问题进行讨论。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836年到1840年,即中国的禁烟问题最突出的几年里,《中国丛报》发表了48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的消息报道。裨治文作为《中国丛报》的主要作者,参考多种资料,包括西文书籍、私人手稿、奏折等,写了十几篇文章,并翻译了大量相关官方文件。这些文字几乎囊括了有关鸦片的一切文章,包括鸦片的种植和分布、对鸦片贸易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政府的鸦片政策和禁烟动态的评论和报道,以及对中国重要的禁烟文件的翻译、对鸦片贸易的道德性的评价,等等。
早在1836年,裨治文就在《中国丛报》上把鸦片贸易称为一场“充满罪恶的过程”。他说:
我们非常痛心地听到,有些人极力图谋恢复鸦片贸易,……鸦片走私长此下去,必然成为戕生、荡产、败德的罪恶根源。……(吸食鸦片)不但造成生活中的不幸,而且带给受害者无尽无穷的灾祸。
裨治文认为这个道德上的重大问题,“应受到最密切的关注”。他说:“酗酒之害,现在引起西方严重注意。吸食鸦片,其害尤大,在中国看来还要大多几倍。”裨治文还深入分析鸦片贸易之所以如此猖獗主要有三个原因。他认为“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在政治和商业关系中的不道德”,是鸦片贸易的起源及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是外国人不相信清帝国政府禁止此项贸易的愿望的真诚。他说:
三十九年前第一次禁烟,帝国政府就诚意表明要防止当时已经发现正在流行的恶习……但随后事实逐渐加以证明,恶习依然存在,仍在流布,于是颁发新告示,制定新法律……我们也不否认,帝国政府对这些官吏的行为是应负有一部分责任的……如果说,这些低级官吏受贿是不忠于职守,那么,对那些行贿者的行为,又当如何解释呢?如果一些律例禁令,分明是不公正的,那么,外人可以坚持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提出抗议。如果他怀疑帝国立法官的意图,那他也可以自行其是,而视帝国的布告等于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