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谦的《国地异名录》在考证土耳其、西班牙、美国和墨西哥等国时多次引证裨著的说法。特别是在讨论“土耳其”国名时，作者通过分析比较，认为与《四洲志》等书相比，还是裨著可信。
清代继杨柄南之后专门注释《海录》的学者吕调阳，注释“咩哩干国”一条时大量摘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内容，而且明确提及裨著。吕调阳本为删改本，几与原著相等。吕调阳本对《海录》的研究比较深入，注释（包括摘引他书）文字数量很大，为《海录》研究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从表4-3可见裨著在该书中应用之广泛。
吕调阳还利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考证出“绥亦咕国”即为瑞典。
李慎儒撰写《瀛环新志》一书，在考证华盛顿的生卒年月时，特别拿出裨著来核对，称“彼国人所著《美理哥志》曰，顿以嘉庆五年卒，国人呼之曰国父”。
叶子佩在1845年绘制的《万国大地全图》，以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重要参考资料。
叶子佩，字圭缓，河北沧州景县人，先后绘有《山东全省考古舆图》、《水经注今山东境内水道图》、《海江险厄黄河穿运夺济图》等。
《万国大地全图》以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和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二图为底图绘制，是目前海内外发现较早的中国人亲绘的世界地图，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初刻，1851年（咸丰辛亥）重刊。
《万国大地全图》中的注记文字和地名取自多种资料，其引用史料之广泛，在中外舆图史上亦很罕见，充分体现了该图的珍贵价值所在。北半球第一条幅引用的著作就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万国大地全图》北半球第一条幅中注释“米利坚”时提到：
华盛顿以十三部之地，析置两京二十六部。北畿旧都城北极出地五十二度。南畿新都北极出地三十八度，俱见其国人高理文著《米理哥合省全志》。核诸南怀仁等各图，迥异者什有八九，乃古今沿革之所致也。
此处《米理哥合省全志》是叶子佩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别称。之后，叶子佩又列出二十八部名称，其中大多包含《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的用语。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经过重新修订，在1861年由墨海书馆出版了《大美联邦志略》。《大美联邦志略》出版后，先后辑入《西学大成》、《西史汇函》等丛书中，受到中国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推崇，笔者还发现中国最早被清政府派遣出去游历或出使的中国官员，包括斌椿、志刚、傅云龙等人，在国内就通过《大美联邦志略》获知美国的信息。
斌椿—— 第一批受清政府派遣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代表——对近代文化知识的了解，就曾得益于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一书。
1866年，在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组织下，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赴泰西“游历”。斌椿一行在欧洲游历时间尚不足四个月。但是正如他自己所云：“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斌椿此行记事抒情之作，有《乘槎笔记》，诗稿《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两种。
斌椿曾经作诗叙述《联邦志略》、《地球说略》等书，帮助他改变“大圆地方、大动地静”的老观念，使他懂得“地球如球，自转不息”的科学道理。诗云：
卫公来京师，赠我《联邦志》（美国使臣卫廉士，驻北京六年，前载赠予《联邦志略》，所言疆域政事甚详）；才士丁玮良，著书讲文艺（美国文士丁玮良，学问甚优，以所著《地球说略》等书见惠）；初如井底蛙，开编犹愦愦。书云地形方，主静明其义；岂知圆如球，昼夜如斯逝……正是有此基础，斌椿出使欧洲与美国使臣交谈过程中，才能发现对方所述美国地理“与《联邦志略》诸书相符”。
志刚——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代表之一——在出国之前就已研究过《大美联邦志略》。
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使团由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组成。他们是：前任美国驻华公使，此时受聘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郎中孙家谷。使团在1868-1870年期间历访美、英、法、普、俄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志刚在1870年蒲安臣死后，接任使事。他在美参观华盛顿墓地时，提到“其人其事”在《联邦志略》和《瀛寰志略》中记载“颇详”。无疑他也曾阅读裨氏著作。
中国文人黄乃裳亦深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影响。黄乃裳浏览中文西书颇多，在阅读完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之后，发出感慨：
传子之天下，易而传贤，且君位有四年限制；君主之天下，易而民主，或曰总统，令士庶皆有，举主举官及议政之权，是推陈出新之一大创局也。
他认为美国的政体“驾欧洲英、俄、德、法、意、奥、西、和、比、葡、瑞、挪诸国而上之也”。由于裨著只叙述至开国后四五十年为止，因而黄氏萌生把美国开国后六七十年的事迹逐一叙述的愿望，后来就为蔚利高的《大美国史略》属文。
傅云龙—— 第一批钦派游历使之一——在出国之前也受到《大美联邦志略》的影响。
1887年，傅云龙和顾厚焜等人，通过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以钦派游历使身份赴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等国考察。
傅云龙不似一般出国游历官员那样游山玩水、走马看花，以了解一些异邦风情为满足，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各国史地形势。他每到一个国家，即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风俗和物产等方面的资料。在游历期间就撰写了《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三十二卷，此外在游历各国的过程中又写了详细的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
其中《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一书中多次提到《联邦志略》。傅云龙还根据《联邦志略》作些名词翻译。比如提到“外交部长”根据《联邦志略》可翻译为“文书院长”。作者认为有关美洲的书籍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述纪美利加事之书”；第二是“述美利加人书”；第三是“述美利加人译书”。傅云龙把《联邦志略》列入第一类，置于冈千仞的《米利坚志》和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之前，并向读者突出介绍该书作者。可见，傅云龙对裨著的重视程度。
傅云龙一行游历日本、美洲，时间长达两年，行程不下三万里。他认为，“所游诸国，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翘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这种认识，一部分无疑源于对现实的了解和比较，一部分可能是受到详细描述美国国力强盛的《大美联邦志略》的影响。
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对后世的影响，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条目中看出。
最早注意西方地理学译著的清末学者王锡祺，从《海国图志》中摘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内容，辑成《美理哥国志》，置于他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
1889年孙维新在《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者为最要论》一文中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地理学译著应该包括裨治文的《联邦志略》。
1897年唐才常主编的《湘学新报》连载《史学书目提要》，其中有一条专门介绍《联邦志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列有此书。《读西学书法》的专史类又把此书列为西史专史的代表作之一。《西学书目表》收录了鸦片战争前后所译西学各书，并通过学、政、杂三类的区分而达到对西方学术的一个初步总结，其中识语和《读西学书法》对部分图书作了评价，这些及《序例》中的一些话构成对西书的推荐。
1902年徐维则称此书：
凡四十邦皆十三邦所分，纪联邦故事及开国缘由，一一胪载，足以考见米人之治体，公会之渊源。
可见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书仍是中国人了解美国地理历史文化等资料的重要来源。
王韬对《大美联邦志略》极其推崇，认为裨治文的这本著作“自创国至今，原本具备，于一邦之制度事实，有所考证，中国史册中所必采也”。王韬在赞赏来华西方人的著作时也特别强调此书，他说：
自泰西诸儒入旅中国以来，著述彬彬后先竞美……靡不辑有成书，言之有要。而其中尤切于事实者则若慕维康之《大英国志》、裨治文之《联邦志略》，即以其国之人，言其国之事，不患其不审而实，可以供将来考索。
怪不得后人把裨治文的地志与汤若望、南怀仁、伟烈亚力等人的天算物理，合信的医学等相提并论，称“足补我国旧有学术之不足”，而“另辟一新途径”。
而现代人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时，还把《大美联邦志略》收录其中，称之为“《四库全书》未及收入的乾嘉以来著述之重要者”。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和《四洲志》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早期了解美国的主要资料来源。而深受裨著影响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而且，犹如裨治文自己在《中国丛报》上对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所作的评语：我们认为，这本书（指《瀛寰志略》），会改变中国学者和官员的自负心理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国家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国家。
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一方面向中国读者展示了美国社会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表明学习外国对外贸易和机器人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而这些正是当时清政府强烈排斥的。不过这些思想却启发了魏源、徐继畲等人，并成为后来洋务派自强新政的主要内容。从裨治文的论述中约略可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对待外强的方策，即“师夷长技”和互市通商。无怪乎有学者评论说：“裨治文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发展现代经济的简便可行的指南。”
第二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近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地理知识上扩大了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在思想上使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民主制度。不仅如此，在语言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近现代汉语的形成也有影响。
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在汉语语汇史、西学东渐史、中日欧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科技史等学术领域，都是极有意义的工作。几十年来学界对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研究有了一定发展。1997年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意大利学者马西尼著、黄河清翻译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追溯了500个词语的源头。1993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创办《词库建设通讯》，为外来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论坛。在此基础上，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合作编写了《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在以下正文中简称《词源词典》），收录5275个条目，进一步推动了汉语外来词词源的研究。其中提到一部分词语就首见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但是还有个别词语实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而被误认为出自后世著作。
起初人们以为一部分近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是由日本学者将西文词语用汉字翻译出来，再由中国方面接受现在的这些词语，结果有许多汉语新词被认为借自日本。其实，新词产生的其中一条途径就是“从西洋到中国（但在中国没有流行开来）再到日本，而后返回中国”。比如，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裨治文用过以下这些词：学校（日语读gakko，即school）、政府（日语读seifu，即government）、选举（日语读senkyo，即to elect）、保障（日语读hoshǒk，即to protect），刑法（日语读keihō，即penal law）。从这些词的使用中，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在古汉语中已经存在，后来在1838年由裨治文重新启用，然后这些词传入日本后，在明治早年很快被日语吸收，最后作为来自日语的借词，又传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