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入主东北重镇沈阳
进入东北，凯丰的身体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但仍然坚持工作。李士彬说：“到一九四八年初，除了开会，凯丰同志很少出去活动，有时仅在院子里散散步。”“凯丰同志抽烟很厉害，一支接一支，这是得肺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来他下决心戒了，很不容易。”
与凯丰朝夕相处的林彪、彭真、陈云等东北局领导，见凯丰病情加重，在哈尔滨久治不愈，经请示中央同意，批准他去苏联治疗。
凯丰不肯离开，他指着窗外传来的铿锵劳动号子声，指着不时隐约传来隆隆炮声的远处，对前来劝他出国的同志说：“在党的事业最需要人的时候，我离开国内，不合适。我身边有医生，有药吃，就一边工作一边治病吧。”
林彪面无表情，但不容争辩地说：“我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延安，去苏联治病，难道不妥吗？”
凯丰被问住了说：“林彪同志，你是受了重伤，不得不离开。我只是……”
彭真满脸笑容劝道：“凯丰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磨刀不误砍柴工，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呢，先把身上的部件修理好了再说吧。”
陈云说：“我和你在延安就是邻居，组织部和宣传部又紧挨着，你的咳嗽常常咳得人揪心。那时我就劝过你，叫你去苏联治病，可你说整风运动任务重，走不开。结果怎样，现在不是又咳出血来了？看样子这病不是一般的病，得认认真真检查一下。眼下苏联的医疗条件比中国好，就按林彪同志说的，丢下手头的工作，去苏联吧。”
在组织和战友的重视和关心下，凯丰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乘飞机离开哈尔滨，飞往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苏联之行。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长春解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沈阳解放。
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取得胜利而兴奋不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文章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入关，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远在莫斯科医院里的凯丰，读了毛泽东的文稿后，再也躺不下去，坚决要求出院。
主治医生说：“你的病还没治好，需进一步卧床服药。”
凯丰说：“医生同志，如果不让我出院，我会在医院憋死的。眼下治我病的最好地方，就是我们国家的最前线！”
凯丰的心情很好理解。从一九二六年离开家乡，走上革命道路，二十多年了，湘鄂赣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莫斯科如饥似渴的求知生活、沪粤港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二万五千里枪林弹雨的长征路和党内错综激烈的路线之争，哪时哪刻不使他希望能早日看到革命的胜利？现在，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胜利指日可待。在这车轮滚滚、战旗猎猎、征马萧萧、百万大军挥戈入关的时候，他这位党的领导干部怎能躺在异国他乡的医院里，做一个旁观者呢？
凯丰说动了医生。
他带着一大包药，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回到了东北。
一九四九年六月，凯丰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特别市（中央直辖省级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沈阳卫戍区政委（司令员为贺晋年）。
在这之前，由于林彪、罗荣桓率大军南下，高岗接替了林彪的东北局书记职务。
东北局领导预感到胜利将会很快来临，为了做好接管沈阳等大城市的充分准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在高岗住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接管沈阳的具体方针和办法。那次会议决定：陈云任沈阳军管会主任，伍修权为副主任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陶铸为副主任、中共沈阳特别市工作委员会（后为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沈阳卫戍区政委，朱其文为沈阳市市长。
一九四九年五月，陶铸离开沈阳后，接替他职务的是李富春。李富春一九四九年六月离任后，凯丰接替李富春的职务。
东北全境解放后，恢复东北经济成为东北局的首要任务。身为东北局常委、沈阳市委书记的凯丰，工作特别忙。据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任凯丰秘书的董连璧回忆，在沈阳期间，在政治上，凯丰要求市委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工作部署。他非常注意抓班子的团结共事。他说：“我们这些干部来自全国各地，个人出身、革命经历、生活习惯、性格脾气都不相同，大家都要在革命和建设的大前提下，取长补短，团结成一个人一样，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凯丰看到中央宣传部二月十九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某领导人的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获悉这一情况后，很不高兴，认为凯丰跨过他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对他的大不敬。二月二十六日，高岗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给高岗复了电报。电报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凯丰。”
凯丰非常注意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强调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位同志不能个人说了算。董连璧清楚地记得，当时市委班子中有位负责行政工作的领导，由于资格老，立功多，在陶铸任书记时就是搭档，喜欢专权，个人说了算。凯丰不讲情面，多次在会上批评过他。刚开始，那位同志不肯接受。凯丰就拿自己的经历说事：“我过去就吃了想当然的亏，遵义会议上，凭着在苏联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以为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先入为主地认为毛泽东同志只读过《孙子兵法》，没有站到大多数同志一边，一意孤行地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结果怎样？实践证明我是多么的主观、幼稚。想想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我们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吗？”由于凯丰的现身说法，那位同志改变了态度，变得民主起来。
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先抓日伪留下的工业体系的恢复，加快企业生产，以满足全国解放中武器弹药和装备粮秣的急需。紧接着对企业实行国有化改造和探索国营企业的领导体制建设问题。在凯丰主政沈阳期间，沈阳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显着成就。他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在《沈阳日报》上的《在东北工会第二届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行了简要概括：
我这里只举一些沈阳市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你们就会知道沈阳是东北制造工业的中心。这里是全国和东北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拿国营工业生产总值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年为百分之三百三十五……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四百一十六；拿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来说，一九五一年较一九五○年提高百分之十五点五；拿国营工业工人人数增加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年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六，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二百二十八；拿国营工业工人工资增加来说，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百，一九五○年为百分之一百○七，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现在我根据沈阳的情况来说这些新的变化—三个主要变化：第一、国内工业市场空前的扩大。……一九五一年以来，经济的逐渐恢复与发展，经济改组的进行，特别是全国土地改革的接近完成，城乡物资交流，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改变了过去产品积压的现象。从一九五一年春季以来，沈阳市的市场开始特别活跃，过去成为积压品的，现在都成为畅销品。许多工厂的订货，特别是基本建设各项器材的订货，有的三个月六个月的产品都预订完了。这是发展工业的有利条件，在我们工业前面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途。第二，有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开始走向正常化，新的先进工作经验的创造，快速劳动工作方法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开始出现……这一先进工作方法，不仅带有全东北的意义，它将带有全国的意义。这一新的工作方法，打破了企业管理上的陈旧保守思想，打破了在技术和科学上的陈旧的保守思想。第三，工厂内部领导加强了，步调一致，更加进步了。
在国营企业实行怎样的领导体制，当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要实行厂长负责制，一种认为要实行党委集体负责制。董连璧回忆说：“凯丰同志为此召开了好几次座谈会，最后确定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国营企业中，被采纳实行了很长一段时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应该说是凯丰同志对新中国国营企业管理模式的一大贡献。”
在抓工业恢复发展的同时，凯丰还重点抓了商业。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凯丰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了《做一个人民的商人、革命的商人》一文。这篇文章，是凯丰在沈阳市国营贸易企业联营公司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股长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稿。从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出凯丰对改变商业战线的风气是何等地焦虑和热盼。他说：“要达到建立国营商业中新的革命的作风，必须做到下述三点：第一，必须下定决心肃清旧商人的传统恶习—贪污、行贿、欺骗、走私、偷税、盗窃。旧商人只要能挣钱，一切事情他们都能干得出来，甚至贩卖人口，贩卖毒品，开娼设赌，拐骗欺诈，无所不至。所谓‘商人道德’，就是损人利己地作恶的代名词。……第二，建立人民商业员的革命作风。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革命的作风呢？就是廉洁、奉公、守法、不贪污、不受贿，忠诚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爱护国家的财产，遵守国家的法令，遵守国家的纪律，遵守劳动的纪律，用新的态度对待劳动。……第三，钻研商业业务和精通业务。搞商业要懂得商业，要了解人民的需要，要了解市场的情况，要了解货物的情况，要精通这门业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召开商业书记和劳动模范的座谈会和表彰会时，他说：“新中国的商业工作者，是企业的主人，是人民的服务员。从现在起，要让被我们服务的对象感到，新中国的商业战线焕然一新。”
在文化建设方面，一九四五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迁至东北后，凯丰在学院建制、机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方面都给予了指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凯丰还专门到学院讲话，对鲁院在东北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四月，他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推动东北文艺运动。凯丰组织成立了东北文化工作者协会，改造、培养了大批京剧、评剧演员和文化人。在哈尔滨，他改造和培育了夏青、秦友梅、马知良和华君武等一批文艺家。当延安大批文艺工作者进入东北后，在舒群的协助下，文艺队伍得到迅速壮大，文艺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一批优秀剧目如《白毛女》、《李闯王》和《三打祝家庄》等，为配合东北的解放和土地改革，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
凯丰在离开东北局去北京赴任前，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对自己担任东北局委员、常委、宣传部部长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的工作进行了自我鉴定。从鉴定书的字面上看，写得很匆忙，语法逻辑、遣词造句等都有瑕疵。但通过这份鉴定，不难看出，凯丰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无限忠诚的，个人胸怀是十分坦荡的，对自己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对组织和他人是非常谦虚谨慎的。鉴定说：
在沈阳市（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两年（实际为三年）的工作中，深深感到自己的了解非常不够、不深入，因此对工作不能具体地帮助下面解决问题，还是多于一般的指导。自己因为身体的关系做的工作很少，同干部经常接触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及时给以帮助更是甚少。
思想方法的不够全面也经常有，强调一面，没有对工作做多方面的考察的现象常有。对市的主要干部学习的领导没有做好。
但对沈阳市主要干部间的团结是做到了，对主要工作中心工作经常还是能抓住了。对党内原则性的坚持及民主的讨论还是做到了。从沈阳市一时期的工作更感到自己经验不足。
对工业部、商业部、组织部的工作经常过问还多，对宣传部在工厂宣传上也过问一些，但对青年、妇女、统战各部门几乎很少过问或完全没有过问，这是非常不对的。对政府财经、公安各部门过问还有，但对文教、民政、卫生等方面没有过问，这也是不对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沈阳市委对凯丰表现进行了如下评定：
一、凯丰同志理论修养深，思想水平高，因而在沈阳工作的两年中能深刻地体会中央与东北局的指示、决定的精神，结合沈阳的具体情况，加强了党对工业、商业、合作以及其他工作的领导，正确地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并取得了经验，也适时地提出了反贪污浪费的任务。在日常工作中善于抓住中心，有原则又具体、尖锐、明确，这一切对于干部的教育与提高都是大的。
二、在组织领导上善于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善于从组织推动工作，能广泛地听取意见，但又果断地决定问题。对市委的领导上增进了原则的团结与领导的统一集中。
三、工作作风。虽然身体不好，但工作深入，亲自到工厂、仓库检查。送给他审阅的文件能及时处理，细心修改。
四、联系群众的面还不大。由于身体的缘故，也很困难这样做。只是尽可能地注意联系面。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在恢复和发展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工厂、矿山沸腾了，交通、商贸活跃了，社会治安稳定了……
这是新中国生产力大解放的反映，是人民群众建设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的表现。沈阳生机活力的焕发，为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援。
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凯丰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以便对一些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正确的思考和选择。一九五○年七月，凯丰去了北陵公园避暑休养。
警卫员于珍回忆，那次凯丰去北陵，险些被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所害。
于珍跟凯丰之前，担任张闻天的警卫员。张闻天出任苏联大使后，于珍被调给凯丰当警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