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
凯丰并没有被炸死。
在孙氏去世的时候，周恩来、凯丰和秦邦宪等人，带着原长江局机关的人员，分别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初陆续来到大西南山城重庆。
原来，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向中央建议，在武汉失守后，将中共中央长江局与东南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将华南局及西南局合并成立西南局，由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十三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但周恩来、秦邦宪和凯丰认为，西南局名称与所辖地区不符，建议将西南局改为南方局。
中央书记处经研究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同意南方局名称，以周（周恩来）、博（博古）、凯（凯丰）、吴（吴克坚）、叶（叶剑英）、董（董必武）六人为常委。”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凯丰负责宣传及党报工作，兼任宣传部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还一度兼管过川东、川西省委工作。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部部长由秦邦宪兼任，统一战线委员会书记为董必武，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为邓颖超，华侨工作组由叶剑英负责，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孔原。
南方局办公地设在八路军驻渝通讯处所在地机房街，离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不远。
时任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主任是邓颖超）的廖似光后来回忆说：“办事处是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它专门管财务、交通等方面的事务，同国民党打交道，而南方局却是我党设在国统区领导南方党工作的秘密机关。”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把南方局的办公地点炸毁了。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只能搬到红岩近郊龙桥附近的红岩嘴大有农场。
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中国南部地区的代表机关，主要负责如下工作：一、除了直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外，还直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香港、长沙（后迁至邵阳）、广州（后迁至韶关）、衡阳、贵阳等地的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二、领导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及设在桂林、昆明、成都等地的《新华日报》的分馆、分销处；三、负责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南部分）、江西、江苏及港澳地区和海外等地的中共组织。
廖似光回忆说：“南方局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年上半年的党组织发展时期和一九四○年下半年反共高潮开始后转入隐蔽待机的时机。”“当时南方各省党的负责人分别是：湖南省委书记涂振龙，后任高文华；湖北省委书记郭述升，后任何伟、钱瑛；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闽粤赣特委书记方方、王唯一；云南省委书记马子卿；贵州当时称特委，负责人是邓止戈、秦天真；江西省委书记是郭潜；广西是李克农负责；四川分为两个特委，廖志高任川东特委书记，罗世文任川西特委书记，罗被捕后由邹凤平继任。除此之外，南方局还与上海地下党有联系，饶漱石、刘晓去延安开会，经重庆时，曾来南方局汇报工作。同时香港党组织也属南方局领导，负责人是廖承志、连贯。”“南方局定期将各地负责人找来个别谈话，听取汇报，部署工作。”
廖似光的回忆是准确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南方局领导听取湖北省委书记钱瑛报告湖北各地的工作情况及今后的工作安排。钱瑛十二日又报告了湖北各地党组织在二月整理和扩大原有组织，建立新的基础，加强党的干部教育与训练工作的情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在座。一九四○年六月十五日，南方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听取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汇报新四军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出席，袁国平、饶漱石、李克农、刘晓参加。袁国平汇报后，会议就新四军过去和今后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六月十六日，南方局常委（扩大）会听取钱瑛报告鄂西工作和徐特立报告湖南工作，董必武、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徐特立、孔原、李克农参加。会议肯定湖北的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做好学生工作，注意工作方式，防止过“左”。在统战方面，要巩固原有关系并发展之。六月十六日，常委（扩大）会听取李克农汇报广西一年半来的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廖承志、邓颖超参加。六月二十五日，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并听取廖承志汇报香港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邓颖超、李克农、刘少文参加。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电，提出时局的建议，由秦邦宪起草“七七宣言”发回延安，建议中央采纳。七月二日、六日，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廖志高汇报川东特委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邓颖超、孔原和刘晓参加……
廖似光还回忆说：“南方局还办过两期训练班，培训县区级领导干部，学员每期三十人左右。学员主要来自川东、川西，以川东为多。讲课主要是董老、秦邦宪、凯丰、邓颖超和黄文杰，周恩来也来做过形势报告。黄文杰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他死后负责人是我。”“在训练班上，董必武讲党的建设，罗世文讲马列主义，凯丰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颖超讲妇女工作。”
在重庆期间，作为南方局六常委之一的凯丰，呕心沥血地主抓着宣传和党报。为了检讨过去，勉励将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重庆西三街营业部，凯丰主持了招待重庆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各界贤达对《新华日报》办报的批评和指教。《新华日报》那时每天发行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份。到会人士认为，发行量已相当可观。但凯丰认为，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少了三千份，只与《大公报》相仿，这还不够，还要扩大《新华日报》在全国的涵盖面和影响力。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在化龙桥总馆举行创刊两周年纪念会，参加会议的来宾有五百多人。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到会祝贺。凯丰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战的意义》的报告。凯丰勉励报馆的同志说：“当前我们的面前摆着严重的危机这是事实。鲁迅先生说过，道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天生的道路。革命的战士是不畏困难的，一定要从困难的过程中创造胜利，才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革命的战士会从困难中创造道路。我希望《新华日报》的同志就是这样的战士。”
在军事方面，凯丰参与了新四军发展壮大、战略转移及应对“皖南事变”后局势变化的决策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凯丰与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他们共同讨论后，取得一致的关于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处境及宜采取对策的建议，建议说：“甲、目前国民党内落后与顽固势力仍占上风，对我党我军关系日益变坏；乙、江南新四军目前处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区域被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部队是处于敌寇与顽固派夹击中挣扎；丙、只有坚决秘密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并继续发展；丁、为达到此目的，新四军要立即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做政治工作准备，须将子弹、药物移到江北适当地点，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须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进驻地区主要在津浦路以东，指挥机关移到江北去。”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新四军九千多人在皖南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之后，新四军死伤惨重。“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和王稼祥立即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指出：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分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凯丰按照电报指示精神，与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一道，在公开场合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严正抗议，并组织文章刊登在报刊上，在重庆上层人士中大造舆论，对国民党诬蔑新四军、打压新四军的真相进行了驳斥和披露。周恩来在一月十七日愤然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诗，在《新华日报》上及时登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活动，为新四军正了名，对争取社会各界对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